你说她惹不起锅惹笊篱也行，灭不了锅就先灭笊篱，灭了笊篱就离灭锅更靠近了一步。这是政治斗争也是军事斗争的常识性法则，理所当然。她无法直接写文章批××，对××她并不处于优势，她只能依靠党。与××斗，靠的不是文章而是另一套党内斗争的策略和功夫包括等待机会，当然更靠她的思想改造的努力与恪忠恪诚极忠极诚的表现。对于沈从文，她则处于优势，她战则必胜，她毫不手软，毫不客气。她没有把沈放在眼里，打在沈身上就是打在害得她几十年谪入冷宫的罪魁祸首身上。
我还要论述，这里不仅有利害的考虑而且有真诚的信仰。革命许诺的东西太多太多了，要求的东西也太多太多了。一个人接受了革命，就等于换了另一个人——如毛泽东赠丁玲词所言：昨日文小姐（请注意，是小姐，这个称谓并不革命），今日武将军。过去种种比如昨日死，今后种种比如今日生。他或她时刻准备着为革命洒尽最后一滴血，为革命甘当老黄牛，忍辱负重，万死不辞。她在一九四二年六月即延安文艺座谈会刚刚开完时，触目惊心地论证道：“改造，首先是缴纳一切武装的问题。既然是一个投降者，从那一个阶级投降到这一个阶级来，就必须信任、看重新的阶级……即使有等身的著作，也要视为无物，要拔去这些自尊心自傲心……不要要求别人看重你了解你……”（《文集》第六卷２１页）没有对于革命或用丁的话即对于新的阶级的真情实感，是写不出这样的刺刀见红的句子的。这样激烈的言词透露了她在文艺座谈会上受到的震动，也透露了某种心虚。把这样的作家打成右派，真是昏了心！无怪乎直到丁死后，其家属一直悲愤地与治丧人员谈判，要求将鲜红的镰刀斧头党旗覆盖在她的遗体上。而治丧负责人以按上级明文规定她的级别不够为由，并没有满足这一愿望。呜呼，痛哉！
而与此同时，一朝革命，便视天下生灵为等待拯救渴望指引的嗷嗷待哺的黑暗中摸索的瞎子。（这种心态表现得最充分的就是话剧《杜鹃山》。此话剧是教育雷刚们的，表达的却是柯湘们的自信。）一朝革命，更视那些不大革命的人为糊涂，为落后，为盲瞽，为混账，为历史大波上浮沉的泡沫，最好也不过是一看二帮我说你服的对象。至于反对革命的人，那就只能是敌人了。对敌人仁慈就是对人民残忍。同时一旦革命也就视自己的革命者的身份为高于一切的宝贵。为了这个最宝贵的身份和名誉，人们不能害怕斗争，不能做好好先生，小不忍则乱大谋，人们可以或必须“缴纳”一切的一切。当下的小字辈可以不理解这些，却无法否认这种信念这种追求的真实性与历史必然性。
革命的崇高伟大与艰难牺牲决定了它的奋不顾身一往无前的决绝。丁玲自然不能讲情面。她认为她有权利也有义务反击不知革命为何物的沈从文对她的歪曲——至少是对她的未革命时的某一侧面的不合时宜的强调。为了革命的正义性，她可以毫不犹豫地不念与沈的旧谊。北京一解放，沈去看望丁，丁对他并不热情，联系一下当时的语境，我们就无法以不革命的庸人的观点去评说这件事。当时一个是老革命，是胜利者接管者掌权者，一个是老不革命，最好也不过是刚刚得到解放、刚刚开了革命之窍、肯定对革命还有许多糊涂思想的老知识分子，说不定还有若干需要审查的历史疑点，丁怎么可能以老朋友的态度对待沈呢？以革命家的身份衡量丁玲，丁玲未必是那么不近人情，而是近更高的阶级情政治情原则情。丁玲为革命确实付出了不少东西，那么再把老友沈从文搁置一下，让分管沈的部门去处理，有何不可？沈和丁的恩怨沧桑更多的是历史造成的，我们当然不能责备沈老，同样也无法以一般人情世故的观点去责备丁玲。如果没有一点狂热和自豪，又哪儿来的知识分子的革命化？而中国知识分子的革命化，正是中国革命迅速取得胜利的一个因素，是中国革命的一个特点或者优点。当然，如果丁玲还活着，那么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过去以后，在尘埃落定以后，也许我们愿意与她老人家共同假设一下，如果当初她老人家不那么严厉，如果她当初也能尊重与自己的政治选择人生选择不同的知识分子，如果她能够多一点人情味，多一点平常心，多一点对芸芸众生的善意，有何不好，岂不更好？换句话说，革命者在取胜以后，在普天之下莫非革命之土以后，盛气凌人地炫耀自己的革命与傲视别人的不革命，究竟是有利于执政巩固革命成果还是相反呢？这也值得确实革过命的杰出人士们三思。
年轻得多的人无法理解丁玲的那种政治激情，有时把投身革命与什么仕途进退搅在一起，这会让革过命的人气得发疯。反过来说，如果认为一个人既然参加了崇高伟大的革命就超凡脱俗，从不考虑“仕途”（当然是用别的词儿，如进步、信任或者关怀、考验），大概又太天真烂漫了。
那么，丁玲是一个政治家了？可惜不大是。丁玲是一个艺术气质很浓的人，她炽热，敏感，好强，争胜，自信，情绪化，个性很强，针尖麦芒，意气用事，有时候相当刻薄。在一九三一年写作的未完稿的《莎菲女士日记》第二部中，她的莎菲女士写道：“不过我这人终究不行，旧的感情残留得太多了，你看我多么可笑，昨天竟跑了一下午，很想找到一点牡丹花……”（《文集》第三卷３１２页）这是她的一个夫子自道。到了半个世纪后她的《牛棚小品》里，丁玲描写她与陈明同志的爱情，竟是那样饱满激越细腻温婉，直如少女一般，令人难以置信，但这是真正的艺术的青春。一个确实政治化了的人绝对写不出那样的小品——那却也让极政治化的人觉得肉麻。有一次是中篇小说评奖大会后的合影留念，她来了，坐下了，忽然看到了身旁座位的名签：××，就是她最不喜欢的那个领导，她噢了一声像被蝎子螫了一下，立即站起身来。她的表现毫无政治风度。再比如她动不动打击一大片，只求泄愤，不顾后果，结果搞得腹背受敌；政治家决不会这样做。如她说什么作协创作研究室编辑的对二十四个中青年作家的评论集是“二十四孝”，用这样恶毒的话来树敌，暴露了自己的心胸不够宽广，窃以为不足取。然而，这才是丁玲，她的个性，她的光辉，她的感情气质，常常也表现在这里。
她的过分自信也表现在她晚年办文学杂志的事情里。在新侨饭店举行的创刊招待会上，她是如何喜气洋洋通体舒泰呀。她是以发表革命老作家的作品的理由来创办新刊物的，但是她主办的《中国》，实际上以发表遇罗锦、刘晓波、北岛的作品而引人注目。历史可真会戏弄人。她的创办刊物并未收到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效果，而是举步维艰。她的那些跟随者也并不总是买她的账，她不得不亲自出马，提着礼物去协调与自己的编委们的关系。她费了太多的精力去办刊，可以说是操碎了心。这影响了她晚年的写作，也影响了她的身体健康。她说过：“我现在是满腹经纶，要写，但是时间不多了。”她又说：“过去了的事情是空，是无。”她说得好惨。
她一辈子搅在各种是非里。她也用这种眼光看别人。她预言中国作协将会发生“垂帘听政与反垂帘听政”的矛盾。她的预言并没有实现。画虎不成反类犬，本来是非政治家，太政治了反而没了政治，只剩下了勾心斗角。以至她不可能正确地理解她的晚辈、她的同行，本来这些人可以成为她的忘年朋友。我本人几次去看望过丁玲，但是无法交心，不无防范戒备应对进退，着实可叹。
她本来可以写很多很多杰出的作品。她是那一辈人里最有艺术才华的作家之一。特别是她写的女性，真是让人牵肠挂肚，翻瓶倒罐。丁玲笔下的女性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娼妓、天使、英雄、圣哲、独行侠、弱者、淑女的特点集于一身，卑贱与高贵集于一身。她写得太强烈、太厉害，好话坏话都那么到位。少年时代我读了《我在霞村的时候》，贞贞的形象让我看傻了，原来一个女性可以是那么屈辱、苦难、英勇、善良、无助、热烈、尊严而且光明。十二岁的王蒙似乎从此才懂得了对女性的膜拜和怜悯，向往、亲近和恐惧，还有一种男人对女人的责任。这也就是爱情的萌发吧。少年的王蒙从丁玲那里发现了女性并从而发现了自己。从梦珂到莎菲到贞贞到陆萍（《在医院中》）到黑妮（《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她特别善于写被伤害的被误解的倔强多情多思而且孤独的女性。这莫非是她的不幸的遭遇的一个征兆？小说这个玩艺儿是太怕人了，戴厚英的《脑裂》不也是一样的可怕吗？也许丁玲的命运在一九二七年发表《梦珂》的时候已经注定了？是历史决定性格还是性格决定历史呢？是命运塑造小说还是小说塑造命运呢？《我在霞村的时候》里作者写道：“我喜欢那种有热情的，有血肉的，有快乐，有忧愁，又有明朗的性格的人……”丁玲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或者本想做一个这样的人。然而她的环境和她自己的性情却不可能使她处处如愿，使她的实际状况特别是旁人的观感与她自己的设想有了距离。一个有地位的老作家兼领导曾对我说丁具有“一切坏女人”的毛病：表现欲、风头欲、领袖欲、嫉妒……为什么一个人的自我估量与某些旁人的看法相距如此之遥？这说明做人之难吗？这说明相通之不易吗？这真是最大的遗憾了噢！“人大约总是这样，哪怕到了更坏的地方，还不是只得这样，硬着头皮挺着腰肢过下去，难道死了不成？”“苦么？现在也说不清，有些是当时难受，于今想来也没有什么……许多人都奇怪地望着我……都把我当一个外路人……”她在《我在霞村的时候》里写下的这些话（《文集》第三卷２３２、２３３页），莫非后来都应验了吗？
然而，把丁玲当外路人是不公平的，她的一生被伤害过也伤害过别人，例如她的一篇文章《作为一种倾向来看》就差不多“消灭”了萧也牧；但主要是她被伤害过。她理应得到更多的同情，须知现时连周作人也得到了宽容的目光；一个人因追求革命因幼稚而做出过一些蠢事，总不该比不革命反革命的蠢事更受谴责。何况如今丁玲和她的友敌们大多已成为历史人物，历史已经删节掉了多少花絮——而丁玲的作品仍然活着。她的起点就是高。她笔下的女性的内心世界常常深于同时代其他作家写过的那些角色。她自己则比“五四”迄今的新文学作品中表现过的（包括她自己笔下的）任何女性典型都更丰满也更复杂更痛苦而又令人思量和唏嘘。同时她老了以后又敏锐地却又不无矫情地反感于别人称她为女作家。她认为有的女作家是靠女性标签来卖钱。但是她同时确实是一个擅长写女性的因写女性而赢得了声誉的女作家——谁能否认这个事实？怎么能认为所有的读者都是用一种轻薄的态度而不是郑重的态度来对待她的女性身份与女性文学特质？她这个人物，我要说她这个女性典型，这个并未成功地政治化的、但确是在政治火焰中烧了自己也烧了别人的艺术家典型还没有被文学表现出来。文学对她的回报还远远不够。而她的经验很值得我和同辈作家借鉴和警惕反思。她并非像某些人说的那样简单。我早已说过写过，在全国掀起“张爱玲热”的时候，我深深地为人们没有纪念和谈论丁玲而悲伤而不平。我愿意愚蠢地和冒昧地以一个后辈作家和曾经是丁玲忠实读者的身份，怀着对天人相隔的一个大作家的难以释怀的怀念和敬意，为丁玲长歌当哭。
１９９７年４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