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二年四月，我得到了几张日本四季剧团演出的音乐剧《李香兰》的票，我很有兴趣地去了天地大厦。李香兰这个名字我不陌生，小时候我看过她主演的影片《万世流芳》，曾经学唱过她演唱的《卖糖歌》，我依稀记得上初中时老师说到她以汉奸罪被起诉而终于无罪释放的时候所表现的遗憾心情，同学们似乎也是遗憾的。看到一个在占领军卵翼下红里透紫的女星由于“附逆”而被枪决，对于长期处于艰难屈辱境地而毫无改善希望的老百姓来说，可能是一件痛快的、能获得某种心理补偿的事情。
音乐剧的序曲开始演奏了——《夜来香》！我几乎叫了出来！原来《夜来香》是她首唱的。我知道这是一首至今没有开禁的歌，虽然很好听，很多人私下唱它，而且，歌词不反动也不“黄”。是不是因为它是“汉奸”唱过的呢？李香兰于一九四六年二月被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宣告无罪释放，她恢复了本名山口淑子，婚后随夫姓为大鹰淑子，现任日本参议院议员，一九七八年，她以政治家、友好人士的身份来华访问。一九九二年，在庆祝中日建交二十周年的大题目下，“李香兰”成为我们舞台的主人公，日本前首相竹下登专程到大连参加《李香兰》的首演式，中国的领导人接见了四季剧团的负责人浅利庆太先生。
李香兰的“帽子”没有了，《夜来香》的帽子仍然戴着。谁能说“音符是全世界的共同语言”呢？（引自《李香兰之谜》，以下引文亦出自该书。）
还有《何日君再来》，也说是一首坏歌。这首歌是最早由周璇唱的。看音乐剧时我才知道，李香兰也演唱过这首歌。李香兰在自传中提到：“尽管这首歌很受欢迎，但流行的时间不长，后来日文和中文版都禁止出售。”（指被日伪当局禁止。——王注）“理由是任何一首外国的软绵绵的情歌都会使风纪紊乱。”（不仅如此，一九四五年李在上海因演唱这首歌还受到了工部局的传讯，“他们怀疑我唱这首歌是期望重庆政府或共产党政府回来”。）她还提到了另一首《离别的布鲁斯》因被指责为“颓废且挫伤士气的敌国音乐”而被禁。但这首歌深受（日军）士兵的欢迎，当演员应要求演奏这首歌时，军官就假装有事离开会场，她自己也流着泪在一边悄悄欣赏。
有趣。不难理解。
音乐剧似乎企图表现李香兰是一个历史的牺牲者，她本人单纯善良，希望日中友好，但被利用愚弄成为日本侵华政策的工具，受到中国人民的仇恨，几乎被杀。音乐剧表现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华侵略和屠杀中国人民，也表现了中国人民的仇日抗日情绪，音乐剧凸现了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日本人处境恐怖悲惨，中国人要求惩戒汉奸的情绪之激昂严厉（似乎用了许多表现“斗争会”的音乐舞蹈场面）。音乐剧既承认这些人（包括川岛芳子，“她”是全剧的一个贯穿解说人物）的罪有应得，又表达了他们都是历史的牺牲品，有其极为盲目与可怜悯的一面。
这种处理与角度当然与中国人不同。哪怕是对日本怀有最友好感情与观点的中国人和对华极友好极进步的日本友人，回顾与解释那一段历史、那时的一些人和事的时候特别是表达自己的情感的时候，也会大相径庭。这倒是过去没有认真想过的。
无独有偶。同年五月，我在广东偶然收看了香港一家英文电视台播放的电影《丽莉?玛莲》。丽莉是德国血统的一个歌女，自幼生活在异国并与异国的一位绅士相爱，二次大战中该国为抵制纳粹不准德国血统的人入境，使丽莉有家归不得，只好回德国。她演唱的一首看来也是“离别布鲁斯”式的伤感的歌曲深受前线德军士兵的欢迎，她也被捧到极高的位置，曾被希特勒接见。她利用她的地位掩护帮助了抵抗运动的参加者，内中包括她原来的情人。为此，她被盖世太保逮捕，只是迫于各方的压力和考虑到宣传效果，才没有杀她。到一九四五年，轴心国失败，丽莉反而成为一个无家可归的、曾被两方面利用，又受到两方面的猜疑和不满的孤儿。
情节复述得不一定准确。然而，她确实又是一个李香兰！西方李香兰。
按我们的观点，抗日斗争、爱国者与汉奸之争是最无争议的。左、中、右，国、共，许多意见都是一致的。山口淑子可以无罪释放。大鹰淑子可以待如上宾。李香兰则只应彻底埋葬。侵略者，狗强盗，伪满，《支那之夜》与《白兰之歌》……还有什么可说的？
我的一位朋友看了《李香兰》之后曾表示不理解和气愤，“把李香兰、川岛芳子之类的僵尸挖出来，弄到我们的舞台上又唱又跳，对于正确地理解中日关系历史，究竟有什么意义？”他质问道。他说他给“上边”写了意见书。
我得到了译者陈喜儒先生赠送的李香兰与一位作家合写的她的自传《李香兰之谜》（以下简称“自传”）。我饶有兴趣地读起了它，我发现它的内容十分丰富，大大超出了预料。
“一个被时代、被一种虚妄的政策所愚弄的人，如果噩梦醒来后，能够有机会对当时的作为反思，或者加以说明解释，也是幸福的。”她为伪满“宫廷挂”兼关东军参谋长吉岗中将说的这些话，也可以作为她对于自己的自传的说明。
一九四一年，李香兰在东京日本剧场举行个人演唱会，排队买票的人绕剧场三周，发生了混乱。音乐剧也表现了此事。这样，李香兰在日本也大红大紫了起来。这时，她收到了发自当时的外交大臣松岗洋右的长子松岗谦一郎的来信。信上说：
人的价值……不能用……有无名气来测量。人的价值并不表现在人的表面……
你应该珍重自己。现在是个人价值被愚弄的时代……你必须……更加尊重自己，否则只能被国家时局摆布……希望你永远自珍自爱。
这话就很耐人寻味了。在日本历史黑暗的一个时期，战后被定为战犯的松岗外相之子，给一个冒充中国人（或满洲人）为日本的远东政策效力的女明星这样写信。这既让人感受到了自由主义的力量也感受到自由主义的软弱。作为一种抵制，它不会绝种——也不会成事。
“自传”还披露，一些有进步倾向的日本艺术家由于战时无法在本国搞艺术，就跑到“满洲”或上海来，钻点空子，搞点有艺术价值的电影。她提到了“纪实性艺术片”《黄河》与俄罗斯风格的音乐片《我的黄莺》。她说她因参加拍摄后者而被苏、日两国的间谍跟踪调查。她回忆后者的导演岛津说：“日本肯定战败，但正因为战败，所以更要留下好的艺术电影。当美军占领日本时……证明日本不只是拍了战争影片，也拍了不亚于欧美名片的优秀的艺术影片……”
乍一读，似觉匪夷所思。再一想，那种环境和气氛下，完全可能。
一个国家走向军国主义，侵略屠杀，不等于这个国家变成了铁板一块。还会有松岗谦一郎那样的个人主义者与（自称是）无政府主义者，还会有岛津这样的企图证明自己能够跻身欧美艺术家之列的人。他们没有去反战反军国主义。他们想得可能天真呆气，他们做的可能事与愿违，我们可以方便地批评他们基本立场没有转到被压迫被侵略的人民一边。但他们的表现是很自然的，不难理解的。他们毕竟是日本人，而且“奉公守法”。他们无意更无力站到当时日本军国主义当局的对立面去。但他们自己不是军国主义分子。
颜色并非仅有黑白两种，即使在阵营如此分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连李香兰也问：“在那样紧张的时局中，为什么要拍这样的……欧洲音乐叙事诗呢？……未免太脱离现实了……”
任何现实中，都有脱离者。
由同一个机构在上海拍的电影还有《木兰从军》与《万世流芳》。按李香兰的说法，对这两部电影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就是说，它们完全可以被中国观众从爱国抗敌——抗日的角度去理解。她说这是中日双方都能接受的电影，甚至说《万世流芳》被重庆也被延安所接受。我不知道这是否符合事实。但即使在最反动的日本军国主义这一边，他们全面严厉控制艺术，使艺术成为他们的宣传工具是事实，艺术不可能完全成为军国主义的宣传工具也是事实。作者还提到当时代表日方在上海负责电影工作的川喜多长政，他担任这一工作是以日本军部不要干预他的工作为条件的。“自传”还说，由于川喜多拒绝拍“宣传教育片”，曾传说有人要暗杀他，而川喜多的父亲就是因为过分亲华而被日方暗杀掉的。“自传”还提到主演《木兰从军》的陈云裳的抗日情绪，她开始拒绝、终被强迫给日本军舰的司令官献花的事。为此事，陈哭了一整天，“同时，抗议电话和恐吓信也纷至沓来。”不可能每个人都做梅兰芳。陈云裳如果不在那个时期演电影，那么至今不会有人知道她是谁。在占领区走红，确实危险极了也困难极了。看了不免为之叹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