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那个金色的秋天，我从杭州的一家文学杂志社，来到太湖边上江浙交界处的一个小镇挂职体验生活。
做了十八年的编辑匠，早就想脱开一段时期，到下面去看看，写点自己的东西。至于到哪里去，却很费了一番踌躇。原先组织上曾考虑让我去浙南温州的某个县里，那里变化大，生活丰富，有色彩，自然很诱人。此外便是浙北太湖边上的湖州南浔镇。最后我之所以选择后者，也许只是一种直感，觉得我手头的这部长篇的最终完成地应该是这样一个江南古镇。
我说的“最终完成”，是指这部长篇的构思早已有之，而且准备了多年。最早酝酿于八十年代末在南京大学作家班读书时；到了九十年代初，也曾请过创作假，躲在南京明故宫旁边一位朋友的空屋里，写过几章，终因编辑部工作忙把我召回而中辍。这次去南浔挂职，我就自信能遂了多年的夙愿。
南浔确非等闲之地。即使眼下，说它是浙江的首席大镇也不为过，更莫说在历史上，它早已是江南有名的古镇。作为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源地之一，这一带原本就是富庶之乡，鸦片战争后，当地优质生丝经上海出口海外，这小镇突然冒出一百余个靠丝绸贸易起家的富商，号称“四象八牛七十二条小金狗”。这些早期的民族资本家经过这多少有点偶然的原始积累，又纷纷在江浙沪一带办工厂兴实业，对当时江南地区民族工业的兴起起了积极作用。经济的发展又带来文化的繁荣，明清两代这个小镇就出过一百多个进士，所谓“七里三阁老，九里两尚书”；到近现代，又出过北大、清华、中央和中山四所著名大学的校长，以及闻名全国的“嘉业堂”藏书楼。更值得一提的是，小小一个镇，竟有过二十四座之众的江南古典园林，要不是后来好多毁于兵燹战火，倘全部留存到现在，该是可以把苏州比下去的。所以，最近南浔和附近的桐乡乌镇、嘉善西塘镇以及和它们相邻的江苏昆山的周庄、吴江的同里和吴县的甪直共计六个镇，作为江南水乡古镇联合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由此，也可见其文化积淀之深和自然风貌之独特了。
我去的时候正赶上南浔发展的最好时机。那时正好成立省级开发区，我以作家的身份担任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这职务在当地也算是“最高副职”，因为主任是镇委书记兼任。这安排对我来说自然是最合适也最“落位”了：想参与的可以参与，想了解的也能知道；不想管的却可以袖手，不必负具体责任。这自然是我最乐意的了。
和我的故乡浙东越地山区相反，这里是典型的吴中水乡。我近年较关注不同的地域文化和人文精神的差异。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先前我算是“乐山派”，喜欢山的凝重和巍峨，能铸炼人的刚毅和深沉。我不大喜欢“水性”，甚至不无偏见，觉得杭嘉湖“下三府”的人没有浙东“上八府”的人豪爽仗义。这感觉直到来南浔后才有了改变。这水乡之地那么精致，那么灵秀，和“山性”比起来，固然缺少厚重和力度，却也没有凝固和保守，多的却是灵动和活力，显出别一样的生命力。至于水乡人的热情豪气，也一点不让于山里人。单说两件事。我在南浔期间母亲病危，我赶回宁波老家，不几日家慈去世。丧事毕回到南浔，才知道镇里曾派出专人专程去吊唁慰问，却因找不到我老家的具体地址而未遂，虽然最终没有赶到，却已令我感动了。再，结束挂职回杭时正值年关，我不忍心烦劳领导相送，但临了，镇里一把手沈法良和几位主要领导，扔下原本已经定下的要紧事，非得亲自送我到杭州的新单位不可，“以壮行色”。我没想到法良这位外表粗矿的汉子，内心里却那么细致：他想把我“面交”给我单位的领导，当然少不了对我的夸赞，庶几于我回来后的“重用”有所裨益尽管我对此早已毫不在乎，但对于他们的好意，仍是由衷的感激。
莫非这正是我和水乡南浔的不解之缘？在那四十个月的日子里，每到傍晚，我总喜欢到老镇区那条古老的市河边去散步，踏着那古老的青石板，跨上那同样古老的石拱桥，心底便会升腾起一种怆然的历史感，觉得和这些古老的物体比起来，人的生命便显得那么的短暂；而那些原先常常看得很重，又常常为之烦恼为之气愤甚至为之痛苦的种种人际纠葛和矛盾，就更像是这宁静夜空中的尘埃，显得那么的渺小了。清晨我则是跑步到镇郊农村的河浜汊湾间，吮吸着那弥漫着水草的清香和泥土的芬芳的空气，就觉得浑身舒畅和亢奋。特别是跑着跑着常常就跑出省去，进人江苏省吴江县境内，那感觉更是新奇，就像天地一会儿缩小了，转瞬间又扩大延伸了似的，天、地、人都融为一体，心里更是无限的通透。
正是在这些日子里，最终完成了我的这部长篇。如果从构思准备算起，这长篇是花了我足足十年的时间。我不免为自己如此地疏懒和愚钝而惭愧，但反过来又更加珍惜这“难产的婴儿”，即使它是一把敝帚，至少是融进了我的心血和生命。初稿将完成，还差最后两章时，正巧诗人徐迟去世，作为他故乡的南浔，派我和镇里分管宣传文化的杨建华等驱车前去武汉吊唁。近千公里的路，听说还坎坷不平。动身前我心里真不无担心，倘若出了事，我那长篇将仍然没有“最终完成”，死了我也会不安心的。于是头晚连夜把那结局的构思设想写了出来，放在那部初稿上，那感觉真有点写遗嘱的味道。完了还打电话给杭州的妻子，告诉她那初稿放在办公室哪个抽屉里。第二天去武汉的车上，自然不敢提这种忌讳话，几天后顺利回到南浔，我才说了“遗嘱”的事。大家便笑我，看来那稿子比你的命还要紧，早知这样，怎么也不会让你去了。
其实徐迟的追悼会，我还是要去的，他是我从小就佩服的诗人。我南浔宿舍面前的那幢小楼，正是镇上特意安排给徐迟来故乡时居住的。徐迟晚年常常回南浔小住，也曾经有过在故乡过晚年的打算。徐迟去世后浙江电视台拍他的专题片，请我撰写解说词，里面说到诗人之死，我称那是又一个“哥德巴赫”之谜。每当我站在那幢小楼前，常常会感受到这位生于南浔长于南浔死后又归葬于南浔的诗人强烈的生命意识。即使他死时的最后一刹那，何尝不是他那顽强的生命力的“最后一搏”这似乎已是一种生命的“形而上”了。
真的，在这个宁静又喧哗、古老又现代的小镇里生活了三年多，我似乎真的感悟到一种“形而上”，人生的，创作的，也就是说，能比较平静的对待人生和创作。但在具体进入这部长篇的情节和人物时，我却又常常平静不下来。从内容上说来，这也算是一部文化反思小说，对那些所谓的东方神秘文化，风水啦、算命啦等骗人的东西，乃至“同善社”之类的邪教，想从历史和文化的根底上进行揭露和批判。正像小说中主人公的儿子超凡说他父亲，读了十几年书的一个大学生，居然也迷恋于这些“鬼文化”，尽管他也是一个悲剧人物，但除了为他悲哀之外，我很难对他产生一点同情。而当我写到超凡、黑女、次音等一些年轻的生命，被封建礼教迫害，特别遭那种“鬼文化”毒害甚至戕害的时候，我就感到无比的愤怒。这也是最初我把它取名《坟场》的用意之所在：这种封建礼教和“鬼文化”就是害人的坟场。后来我听取责任编辑的建议，改成现在这书名《净土》，比较含蓄了一点，但也是同一个意思我们的脚下是一块有生机、有希望的东方净土，在新的时代里，我们将迎来新的晨光，那是科学、民主的灿烂阳光！
这就我在上个世纪末，在那个江南古镇南浔写作这部长篇时的初衷。也是新世纪初始的今天，我的真诚的愿望。
2001年3月10日于杭州青春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