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有一位监察御史名叫韩宜可，是从县教谕升任的。史书中说他“弹劾不避权贵”。当时中书省丞相胡惟庸和御史大夫陈宁、御史中丞涂节都很受朱元璋宠信。一次他们三个人跟朱元璋一起谈事，朱元璋还赐坐，让他们三个坐下来谈。可是正在这时候，御史韩宜可来了，他不管三七二十一，从怀中取出弹劾这三个人的奏疏，“劾三人险恶似忠，奸佞似直，恃功怙宠，内怀反侧，擢置台端，擅作威福，乞斩其首以谢天下”（《明史·韩宜可传》）。朱元璋当然大怒，说：“快口御史，敢排陷大臣耶！”把韩宜可抓到监狱关了起来。可是胡惟庸案发后，韩宜可得到重用。
再有一位御史名叫周观政，也是教官出身，当过九江教授，后来任监察御史。周观政奉命监管皇宫奉天门的时候，一天有宦官带了一批歌舞女乐要进宫，被他拦了下来，不让进。宦官急了，说是奉皇帝之命要让这些女乐进宫的。周观政还是不听。宦官只好把女乐留在宫门外，自己进去报告。不一会儿，宫里面有人出来传旨说：“御史且休，女乐已罢不用。”这个周观政还真有点一根筋，对来使说，不行，“必面奉诏”。就是说必须要有皇帝朱元璋亲自来说明才行。过了一会儿，朱元璋还真的亲自出宫来，对周观政说：“宫中音乐废缺，欲使内家肄习耳。朕已悔之，御史言是也。”史书中记述到这里时说：“左右无不惊异者。”
（《明史·周观政传》）
大家惊异什么呢？当然是惊异这个周观政这么不识时务，而朱元璋居然能从其所言，立即改正决定。这位御史确实了不起。不过只要不涉及皇权的危亡，朱元璋仍是个通明事理的皇帝。
还有一位名叫欧阳韶的御史。有一次朱元璋在朝廷上发怒，要杀人。在场的官员们都不敢说话，欧阳韶上前跪下，仓促之中，不知应该说些什么，急忙把手加在自己头上，对朱元璋高呼：“陛下不可。”朱元璋吃了一惊，看看这位御史，实在是诚心进言，居然听从了他的意见，取消了杀人的命令。
这些都是当过教官的御史，也都是朱元璋时代以直言敢谏著称的官员。
御史除了在朝廷上纠劾官员，还会被派到全国各地去，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巡按御史。我们会在京戏里面看到威风凛凛的八府巡按，那就是一名巡按御史。巡按御史手里拿着皇帝的上方宝剑，想要杀谁，就能杀谁，因为这些巡按御史，都是皇帝的钦差。朱元璋派他们下基层之前，都要告诫他们一番：“朕命汝等出巡，事有当言者，须以实论列，勿事虚文。凡治以安民为本，民安则国安。汝等当据法守正，慎勿沽誉要名。朕深居九重，所赖以宣德意通下情者，惟在尔等，其各慎之。”
（《皇明世法录》）
朱元璋这番话说得十分明白，他深居皇宫之中，就要靠这些巡按御史们代他去了解民情，处理事情。
巡按御史在各省都有专门的衙门，跟中央派到地方上的大员巡抚互不统属，有独立司法权力。明朝小说中记述有御史到地方上去办案，有一个省一级的官员，同时又与这位御史的父亲是同榜进士，可是见到这位七品御史晚辈，不能叫什么“贤侄”，而是要叫“老公祖”，足见巡按御史的威权。
巡按御史一到地方，首先要重审刑狱，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巡按御史平冤狱、除豪强，是正面官员的形象，那权力比我们今天的反贪局加纪律检查委员会还要大得多。
那时候有一位名叫李叔正的官员，年岁已经很大了，还做巡按御史。这个李叔正，少年时颇有名气，是当时江西十才子之一。朱元璋建国之初，他当过太学的教官学正，后来又到地方上当了县丞，就是副县长，因为工作表现突出，升为知县，就是正县长。直到年岁很大了，才被召到朝廷来任礼部员外郎，相当于今天的司长。李叔正觉得自己年岁太大，应该退休了，就请求回乡，可是朱元璋不答应，让他去做了太学的助教——又回到他当年的老本行去了。后来，朱元璋又任命他为御史，到广东去做巡按。李叔正来到广东琼州府，有一个府衙的吏员告发知府在公座上签表文。表文是上给皇帝的，坐在公座上签表文是对皇帝的大不敬之举。李叔正听了吏员的话以后，就开始调查，结果弄清楚，是因为吏员恨知府，有意诬陷，于是知府得以清白无事，吏员被判了诬告罪。朱元璋听到这些情况后很高兴，说：“人言老御史懦，乃明断如是耶！”
（《明史·李叔正传》）
夸他虽然年老仍然明断果决。后来这位李御史一直当到了礼部尚书。当然这应该算是个特例，一般情况下像李叔正这样的人是不能出任御史的。
三、政通如水
朱元璋身边有了御史，就等于自己多了耳目，许多本来他不容易知道的事情，就都能知道了。除了耳目，御史还能监督管理官员队伍的风纪，有了这样的耳目风纪之臣，朱元璋对天下官民百姓的监督管理也就有了制度保证。
不过朱元璋认为光有御史调查了解情况还不够，他希望朝政能够像水一样流通自如，即所谓“政通如水”。怎么样才能做到政通如水呢？
洪武十年，也就是公元1377年，朱元璋发明了一个政府机构，起名叫通政司。他在对新任职的官员们训话的时候，讲出了自己的心思：“政犹水也，欲其常通，故以‘通政’名官。”通政司的职责是“审命令以正百司，达幽隐以通庶务。当执奏者勿忌避，当驳正者勿阿随，当敷陈者毋隐蔽，当引见者毋留难”（《明史·职官二》）。当时通政司门前放有一块红色牌子，上面写着“奏事便”三个大字。谁要是有事，便可拿起这个牌子，直接进入宫内，守卫官不敢阻拦。
朱元璋花这些心思，都是为了防止当权官员们阻挡下情上达，把他这个皇帝蒙在鼓里。所以朱元璋在这一年六月“诏天下臣民言事，得实封直达御前”（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四《开国规模》）。七月就正式设立了通政司。
朱元璋那个时代，通政司还真是起作用的。所有经过通政司送的文书，都要一直送到朱元璋面前才能打开，这叫“御前开拆”。御前开拆的好处就在于，事先不会有人知道文书中究竟写了些什么，也无法做手脚。官员干了坏事，就有可能被人通过通政司直接把揭发信送到朱元璋手中，这些官员干的坏事也就因此暴露，无所遁形，因而起到了监督震慑的作用。
可是这个制度到后来就变化了，有人出主意说皇上那么忙，哪能随便接到一个文件就拿来看？还是事先整理好了再送给皇上，免得皇上过于操劳，于是有了“拆封类进”、“副本备照”之说。这样一来，皇上是省了麻烦，可是通政司的意义也就没有了。因为，“有讦奏左右内臣及勋戚大臣者，本未进而机已泄，被奏者往往经营幸免，原奏者多以虚言受祸。祖宗关防奸党通达下情之意，至是无复存矣。”
（陆容《菽园杂记》卷九）
可见制度保障多么重要，没有了制度保障，本来立意很好的机构，也就形同虚设了。
朱元璋任命的第一任通政司一把手通政使名叫曾秉正。这位曾秉正，不但名字叫秉正，而且为官做事也确实能秉正办理。他居官通政使，忠于职守，一切按制度要求办事。但因为说话太直接了，起初朱元璋还很重视他的话，到后来也有听不入耳的。结果，这位曾通政使最终还是因为直言得罪了朱元璋，被罢了官。
明朝初年的时候，官员们都很尽职，所以那时候没听说谁是有名的清官，人们只知道谁是照国家政策办事的循吏。所谓“循吏”，就是规规矩矩照国家政策办事的官员。那时候的官员们大都也不敢贪污，没有谁家是个大地主还在朝中为官的，都是些读书人，一旦被罢了官，没有了薪水俸禄，生活就很困难。这个曾通政使被罢官后只好回老家去，可是当时手里分文没有，贫不能归，只好把四岁的女儿卖了点钱，当作路费。这事情被朱元璋知道了，骂他灭绝亲情，把他判了刑。这位首任的通政使，后来就不知下落了。
所以说朱元璋也不是完人，他一方面想政通如水，了解下面的情况，要求下情上达；一方面他又不愿意听太多真话。官员们瞒着他，当然不行，可是什么都说，也不行，所以那时候的官儿可实在不好当。
为了解决下情能够通畅上达的问题，朱元璋真是想了许多办法。除了派御史、设通政司之外，他还想了一个办法，在皇宫午门外面放了一面大鼓，取名叫登闻鼓。
我们在影视剧中经常能看到府县衙门外面放着一面大鼓，老百姓告状，就去敲那面大鼓，于是府县太爷就升堂问事了。朱元璋出身于基层，是农民家的苦孩子，他从小就知道县衙门前有一面大鼓，很管用，于是他就把这面原本在县衙门前的大鼓放到皇宫门前来了。
朱元璋设置了登闻鼓以后，每天派一名御史在那儿看着。谁要是有重大冤情和重要机密报告，就可以击这面大鼓。凡是有人击了这面大鼓，就必须带他面奏皇帝，谁要是胆敢阻拦，就治以重罪。后来他觉得放在午门外面不合适，又改放到长安门的右门外面。
为了防止一些死刑重囚有冤情，朱元璋还规定，凡是重囚被处决前一天，可以击登闻鼓投诉，如果真的是冤情，还能及时改判。这就是我们在戏剧文学作品中看到的到皇宫告御状的那面大鼓。所以说，朱元璋这个皇帝，他不仅打天下的时候努力不懈，坐天下的时候，也不曾放松自己，在治理国家方面，还真的有不少发明创造。
可能有人会想，朱元璋在皇宫门前放了这面大鼓，真的有人敢去敲鼓惊动皇帝吗？你别说，还真有。
洪武二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391年，旧历六月的一天，皇宫前面的这面登闻鼓被人敲响了。是什么人来敲了这面鼓呢？
原来是龙江卫的一名小吏，他的母亲病故了，想请假回去守丧。可是报告打上去，到了吏部尚书手里，就给扣下了，不批准。其实那时候的制度规定父母去世是必须回去守丧的，一般要守丧三年，这三年是不能在职工作的。这也是亲情所在。如果谁因为工作需要，不能回去守丧三年，那就叫“夺情”，意思是迫不得已让工作把亲情给剥夺了。所以这位吏员请假是符合法理的。他这一敲不要紧，一个吏员请假的事情就闹到皇上朱元璋那里去了。朱元璋问明情况，把吏部尚书骂了一顿，亲自批准这位吏员他的丧假。
你看，就这么点小事，一敲登闻鼓，就直接惊动皇帝，事情还办成了。看起来，这个登闻鼓不但有人敢敲，而且敲了以后还真能起作用。
话虽这么说，可是真的要去敲这面鼓，也还是要有一点豁出去的胆量的。
这一天，皇宫门前的登闻鼓又被人敲响了。这一回不但有人鼓响了登闻鼓，而且这个敲鼓的人敲完鼓后，没等着被带去见皇帝，就在鼓下上吊自尽了。
守在登闻鼓下的官员不敢怠慢，立即将此事报告给了朱元璋，朱元璋得知后大惊。是什么人采取了这种极端方式？他为什么击了登闻鼓后又要自尽？他究竟要表达什么意思？我们下一次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