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宁海人名叫郑士元，在湖广，就是今天的湖南、湖北两省当按察司佥事。按察司佥事，是属于地方省一级的佐贰官。这个郑士元也是一个有名望的好官，治理地方，保护百姓，平反冤狱，做了不少好事。这一次因为空印案发，他也被捕入狱了。他有个弟弟名叫郑士利，没有当过官。看到哥哥因为空印案入狱，心里很是不平，想向皇帝上书，但他只是个平头百姓，没有机会。朝廷里面的高官们，知道朱元璋正在气头上，谁也不敢劝谏。正好就在这个时候，又发生了“星变”，就是天上星相出现不好的征兆。在中国古代，每当天上的星相有不好征兆的时候，皇帝就要向天下求言，谁都可以上书言事，可以批评朝政。郑士利一看，这是个机会，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上书，为空印案说几句公道话。
郑士利把朱元璋星变求言的诏书拿来又读了一遍，这份诏书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有假公言私者罪。”
（《明史·郑士利传》）
就是谁要是利用这个机会上书假公言私，就不在诏求直言的范围内了，就要治罪。
郑士利心想，我这也不算是假公济私呀，我要说的是皇帝不应该杀无罪之人。况且我哥哥他不是主印的长官，没有死罪，顶多打一百棍子就出来了。好吧，我就等我哥哥出来再说。
等到哥哥郑士元出狱以后，郑士利就写了一份几千字的奏书上呈给了朱元璋。他在奏书中说：
陛下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挟空印纸，为文移以虐民耳。夫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较书策，乃合两缝印，非一印一纸比。纵得之，亦不能行，况不可得乎？钱谷之数，府必合省，省必合部，数难悬决，至部乃定。省府去部远者六七千里，近亦三四千里，册成而后用印，往返非期年不可。以故先印而后书，此权宜之务，所从来久，何足深罪。且国家立法，必先明示天下而后罪犯法者，以其故犯也。自立国至今，未尝有空印之律。有司相承，不知其罪。今一旦诛之，何以使受诛者无词。朝廷求贤士，置庶位，得之甚难。位至郡守，皆数十年所成就。通达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复生也。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坏足用之材乎？臣窃为陛下惜之。
（《明史·郑士利传》）
郑士利把这份奏书写好后，也知道送上去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自己一个人在旅店里面关着门哭了好几天。他的侄子问他为什么哭，他说：“我有份奏书想呈给皇上，这份奏书送上去，一定会触怒皇上，招来杀身之祸。然而杀了我，可以活几百人，这也值得了，我还有什么悔恨呢？”他一下决心，就把这份奏书送了上去。果然，朱元璋看到后，大怒，把郑士利抓了起来，让丞相和御史一起来审问，追究后面的主使。像郑士利这样一个平头百姓，一份奏书居然动用丞相和御史亲自审讯，可见朱元璋对这件事情的重视。审讯的时候，郑士利笑着说道：“主要是看看我的奏书能不能为皇帝所用。我的目的是为国家言事，自知必死，还要谁指使吗？”
其实丞相和御史们也知道这空印案有点不那么合适，只是不敢说出来，所以郑士利最终也没有被杀，判了个劳改，叫“输作江浦”。而牵扯到空印案里的官员，则大都没能免罪。事实上郑士利说到了一个关键之处，地方官府到户部核对钱粮的文书用的是骑缝章，不是在空白文书上加盖整个官府大印。这种骑缝章的文书，干不了别的事，官吏们要想捣鬼贪污，也不会用这样的官府文书。朱元璋这一次确实处理得不对。
不过我们从当时史书记载中可以看到，对于空印案的追究，其实并不像郑士利说的那样严厉。
当时还有一个名叫方征的官员，也趁着星变求言，上疏说：“今不闻旌廉拔能，专务罗织人罪，多征赃罚，此大患也。”
（《明史·方征传》）
他举例子说，河南省参政安然、山东省参政朱芾俱有用空印文书的行为，可是他们不仅没有获罪，反而升迁为布政使，从副省长升成正省长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呀？
朱元璋看了他的奏疏，心里当然明白，所以他不提空印的事，专门就问他说的罗织罪名和多征赃罚是指谁。方征说指河南佥事彭京。这样一来朱元璋还真没话可说，人家方征说的是有根有据。然而朱元璋听不进去，他生气呀，就算你说的有道理，你这么批评皇帝也不行！所以朱元璋最终还是给方征一个处分，把他贬到驿站去当招待所所长去了。
三、不白之冤
虽然这些因为空印案被杀头、被发配边地的官员真是有点儿冤，可是朱元璋处理这些不遵守法度的官员，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虽说用空印为时已久，形成了惯例，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严重违反公文制度的事情，处理一下也是应该的，只是把一把手都杀了，就有点过分了。
朱元璋从这个事件中得到了一点教训，认识到加盖骑缝章的文书比起盖上整个大印的文书更为严密。
要说空印案处理这么严厉，地方官员们应该小心谨慎了吧，可是贪官污吏们利用官府大印做假文书贪污违法的事情，仍然时有发生。
朱元璋说：“曩者无官诈称有官扰民，非官差而私造印信，诈称差使，骗诈取财，扰害吾民。数次拿获，尽行典刑了当，想必人畏。未久，数数又犯，所杀又多，其禁不止。于是设置勘合，凡布政司、府、州、县、管军、都司等军职衙门，命各收一册，皆系半印勘合，凡有差使，若往某衙门公干，即将应该去处填写勘合，前去干办公务。本处衙门闻有差使人员到来，即索勘合比对。如无，帮缚赴京。纵有勘合，比对不同，亦行拿赴京来。其令所出，甚是明白。”
（朱元璋《大诰续编·不对关防勘合第六十三》）
你看，朱元璋杀了那么多人，也不管用，照样有人利欲熏心，铤而走险，伪造印信，所以朱元璋就采用了骑缝章的办法，还在各级官府留下印件的印模，以防止有人伪造文书。
那时候空印事情刚过不久，再加上朱元璋下令用这种半印勘合方式，按说应该没什么事了吧？可谁想苏州又出事了。
这一天，一个名叫沈仪的人，自称千户，拿着一个御宝文书，来到了苏州府。知府张亨和知事姚旭一看来的是位五品武官千户，又拿着御宝文书，猜想一定是皇帝身边锦衣卫的官员，自然不敢怠慢，立即当厅开读那位千户所带的御宝文书，而且行文到所属州县。于是沈千户一行五人，在苏州属县为所欲为，得了不少钱财。
我们以前曾经讲过，明朝的地方管理制度，除去省府州县官员之外，还有一种官员，叫作巡按御史，代表皇帝在地方上巡视，处理事务，权力极大。也算是这个沈千户倒霉，正好这时候，江南巡按雷升带着百户戴能巡视到了苏州，不费力气就发现了这个沈仪是个假千户，立即把他们抓了起来，一审讯，整个儿一伙骗子。沈仪和冒充伴当的四个同伙一起都被凌迟处死。
于是这个事件又引出了地方官员的问题。你想，这几个骗子要在苏州府地盘上横行诈骗，怎么也得给地方官员们一些好处吧，苏州知府张亨、知事姚旭肯定也收了他们的东西，这一来事情就说不清楚了。朱元璋就认定了苏州府官员“意在通同扰民作弊”。这个罪行可就大了——你苏州府官员不是上当受骗，是通同扰民作弊，是同伙。所以那几个骗子被凌迟后，苏州知府张亨、知事姚旭也都被“枭令”。“枭令”就是砍头，掉了脑袋。
后来，朱元璋就这件事又发布了一个诏令：
今后布政司、府、州、县、都司、军职衙门等有勘合去处，凡遇称系差使人员，即要勘合比对。如是仍蹈前非，不对勘合，以致奸邪扰乱事务，虽不同情，罪同苏州府官，的不虚示。
（《大诰续编·不对关防勘合第六十三》）
朱元璋这段话说得再清楚不过了，“虽不同情”，也要杀头掉脑袋！也就是说，朱元璋知道这个假千户事件中，苏州府的官员其实是受了骗了，不过即使是受骗，也不行，也要杀头，看你们以后还对不对勘合！
国家这么大，治理起来确实不容易。虽说有一套好制度，可是制度还是靠人在执行。你制度有规定，可是那些当官的就是不肯给你好好执行，多好的制度也就形同虚设了。朱元璋设立巡按御史制度，强化了朝廷对地方官员的管理，对失职的官员实行严厉处罚，杀一儆百，让那些官员心存畏惧，就是要使他们能够落实国家制度法令，让这些管理能够真正起到作用。
在推行强化管理的执行过程中，当然也难免有些官员蒙受不白之冤。比如空印案中大多数的地方官员，他们并无违法贪污的意图，可是却在这场案件中掉了脑袋或者被充军边地。苏州府的这两个官员，也是倒霉鬼，受了骗，还被定成了骗子的同伙，也掉了脑袋，而且被当作反面教材通报全国。
从全国范围内的空印案，到一个地方知府和知事受骗案，朱元璋的处理在后世史书中颇受非议，成为朱元璋严酷政治的例子。郑士利也因为那一份上书而名列青史。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评价朱元璋的这些做法呢？
在我看来，朱元璋的做法本身并不错，只是处理得严厉了一些，度没有把握好。就像郑士利所说，这些官员是人，不是草芥，可以割了再生的。所以我认为，对这些官员，处罚是必要的，但绝不能采取杀头的方式。
说到这里，我们已经讲了朱元璋一生制造的三起大案：胡惟庸案、蓝玉案和空印案。前两个是政治案件，后一个是经济案件。这三起案件虽然性质不同，制造案件的目的也不同，可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有其合理的原因，也都有冤枉的成分，而且这三起案件，不管人们怎么看，终明之世，甚至到今天也成了定案。其实朱元璋一生，共制造过四起大案，除了我们已经说过的这三起大案之外，他还制造过一个大案，不过这个大案跟前面三个又有不同之处——这个大案朱元璋完全做对了，被他处理的官员一点都不冤。
这又是个什么大案件呢？我们下一讲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