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欺骗自己要比别人欺骗自己难多了。李瑞清“好好先生”的个性难免被一些别有用心者利用，一般人到了他这样的地位往往把名看得比一切都重，而他却不惜损害自己的名誉，也要尽力帮助那些他眼里的“弱者”，这样的雅量确实很少有人能做到。
李瑞清在沪上卖画的第四年，即1915年，曾熙从老家湖南到杭州西湖游玩，顺道来看老朋友。清朝灭亡后，曾熙这个前清进士失去了用武之地，赋闲于家，生活状况也不是很好。李瑞清这几年通过卖字，生活越来越滋润，也想拉朋友一把，他不怕自己多一个强势的竞争对手，劝曾熙留下来做自己的同行。
于是，此后“南曾北李”双峰并峙，成就了上海书坛最辉煌的几年美好时光。所谓“南”“北”并非地域之分，而是魏碑南北宗之分。事实上，两人都是南北兼通，只不过李瑞清更擅长北碑，曾熙则在南宗方面独领风骚。为了避免和最好的朋友针锋相对，曾熙自此之后不再动北碑，而李瑞清则凡人求书近于南宗者，必让对方去找曾熙，说自己不如他。
曾熙初到上海，人生地不熟，李瑞清让他先在自己家里住，到处为他做广告，亲自将曾熙捧成自己最大的竞争对手。曾熙成名后，李瑞清的生意却是冷淡了许多，一来曾熙的润格比较低，二来他的字相对李瑞清那手怪字更加平正华赡，更适合“寿序”、“墓志”之类的“大件”，因此“大生意”很多都跑曾熙那里去了。
李瑞清对此并不挂怀，他对曾熙始终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倒是曾熙自己非常不安，他知道李瑞清家累非常重，大大小小三四十口全靠他的一根笔养活，因此凡是有人找他题字的，他都告诉他们应该去找李瑞清，说对方的字写得比自己好；另外，曾熙收弟子的时候也常向执贽登门的人说：“清道人比我教得好，拜我不如拜他。”这也是张大千先后拜在曾、李二人门下的原因。
“南曾北李”的君子之交、雅量之交着实可以称为中国艺林的一段佳话。
至性人，非常道
李瑞清当了道人后，有一段时间穷得揭不开锅，更别提吃螃蟹了。当时上海文人雅集中有个“一元会”，每个人出一块份子钱聚餐，李瑞清常常窘迫得连这一块钱都拿不出来，于是喜欢开玩笑的朋友写了一首打油诗来调侃他：“白吃一元会，黑抹两鼻烟。道道非常道，天天小有天……”“小有天”是当时有名的馆子，李瑞清的弟子们为了让他解馋，隔三差五请他在这里吃饭。李瑞清难耐肚里的馋虫，但生性狷介的他又不愿意随便受人之惠，所以人家请他，他必酬以书画，就这样过了一段以书画换吃的风雅日子。
“道道非常道”则来自老子《道德经》开篇之“道可道，非常道”，这里巧妙地省去了一个字，用前两字“道道”指上菜，后三字“非常道”则将一个贪吃的酒肉道人形象勾勒出来，令人莞尔。
这件事虽然是朋友之间的插科打诨，但“非常道”三个字用来形容李瑞清，那真是恰当之至，道士要清心寡欲，他偏是头等老饕；道士要忘情江湖，他偏偏一往情深。
李瑞清向来以“孝友”着称，当年从翰林院告假回家探亲，一到家门听到母亲去世的消息，生性至孝的他当即从马车上摔下来，抢呼欲绝，哀毁过性，在父亲的极力劝说下才进食进水。早年母亲生病的时候，他就曾割股疗亲，后来父亲病重，他又两度割肉为其疗疾。割肉疗疾的陋俗始于先秦，始作俑者大概是那个把自己大腿肉割下来给晋文公吃的介子推，其后自唐宋始盛行千年不衰，连开风气之先的蔡元培先生都干过这等事，虽属封建愚昧，但是这种摧残身体的行为，即使大孝之人也很难做得出来。
李瑞清的婚姻非常不幸，早年随父仕宦湖南，受教于武陵人余祚馨。余老先生非常器重这个弟子，将自己一个待字闺中的女儿许配他为妻，没想到订婚后没多久余女就因急病去世。余老先生又将另一女儿六女余梅仙嫁给李瑞清，婚后夫妻琴瑟和谐，感情非常好。据李瑞清在亡妻墓志铭中所记，梅仙“痴憨如婴儿”，然而能明大义，不会像其他女人一样小肚鸡肠，自己有时生气训斥她，她也从来没有委屈抱怨的样子。梅仙很会讨大人欢心，曾经在瑞清母陈太夫人愁眉不展之际，女扮男装登堂拜母，引其欢笑。
梅仙痴憨，李瑞清亦痴憨，他高兴起来动辄就“跣足登床，作小儿舞”，两人同样天真无邪，可以说是情投意合。不幸的是，梅仙夫人嫁过来第三年就撒手西去，一说死于难产。而后，余公再接再厉，又以第七女嫁瑞清，然而不久也因病而卒。此后，李瑞清发誓不再娶，孤老终身。为纪念亡妻，他自号梅庵、梅痴，以志隐痛。
对于李瑞清这几段“传奇”的婚姻，江湖上一直有不少风言风语，郑逸梅《艺林散叶》记载清道人生来“天阉”，不能尽男女之事；高阳《梅丘生死摩耶梦——张大千传奇》还就此讲述了一个颇为曲折的故事。说是清道人有个庶母，年轻时乃绝色美人，年纪比他还小一两岁，清道人对她视如生母，非常孝顺。然而，一些不怀好意的人竟然造谣他与庶母有染，闹得他的一班好友都不敢登门。清道人知道这回事后，又羞又急，竟欲寻短见。后来他到上海的德国医院做体检，证明自己是根本不能人道的“天阉”，才消除了误会。清道人身材魁伟，又食量惊人，谁会想到他竟然有这方面的缺陷。高阳叹道：“恍然于他的两个太太何以早死？那时的闺秀，嫁了这样的夫婿，无复生趣，而又有苦难言，安得不抑郁以终！清道人自署‘玉梅花庵’，正就是暗示玉仙、梅仙‘盖棺犹是女儿身’，到死都是玉洁冰清、不可亵玩的两朵清冷梅花。”
其实清道人并非所谓的“天阉”，不过他后来的确因为意外失去了男性能力，但这已经是他发誓单身以后的事情了。据李瑞清的门人柳肇嘉《清道人传》，说李瑞清“捷南宫时，夜读中寒，遂致奄疾”，“南宫”指的是会试，该年李瑞清二十八岁，这也是他后来没有续弦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清道人是“天阉”，我相信以他的品行，还不至于连续“加害”恩师的三个女儿。有轻薄者将他的书画与无子并称为“三绝”，他也不嗔不怒，一笑了之。
一直到去世，清道人都未能忘怀他的妻子，五十岁前后，他写了一首悼亡诗《邓尉看梅悼逝》：
余生已如赘，蚤死宁非祥，睹此冰雪姿，起余卅载伤。花气淡如烟，恍惚见容光。夙申偕隐誓，今余同穴望。魂兮倘翩来，与子将翱翔。年衰怀转新，世乱悲弥长。亦知生有涯，念怀殊未央。
真是如怨如慕，如泣如诉！
清道人孑然一身，无妻妾之奉，却有家室之累，兄弟家人依附他、赖之为生的多达几十口人，这让他未敢轻言放松，必须每日泼墨挥毫以养众口。他对此没有任何的抱怨，对自己身边的每一个人总是关怀备至，尤以李云麾《先从兄李瑞清行述初稿》中提到的“季”，也就是李瑞清的三弟瑞荃为甚。瑞荃在瑞清先父李必昌和先母陈太夫人生前很受其宠爱，父母去世后，李瑞清接过了照顾弟弟的担子，对瑞荃的疼爱不亚于先父，而远甚于自己。
大概由于从小被惯坏，瑞荃行事比较孟浪，经常在外面做下一些失德之事，却要李瑞清来替他收拾残局。李云麾劝堂哥要管教一下这个小弟，李瑞清却流着泪说：“我并非不懂得，只不过先父先母在世时从来没有打骂过他，我不忍让先父先母在天之灵伤心啊！”有一年瑞荃在南京，准备外出旅游，临行前先把程期船名告诉兄长。没想到几天后李瑞清看到报纸，有条轮船在江上遭遇火灾，船上乘客大多罹难，这条船正是瑞荃所乘坐的。李瑞清看到这个消息，当场晕厥，醒来后他立即租了一条小轮船连夜冒着风雨大浪驶到瑞荃失事之处，搜寻了许久，未见瑞荃的尸体，瑞清急得要跳江同殉，还好被人拉住。
所幸的是，李瑞清很快接到瑞荃还活着的电报，原来瑞荃在上船之前因为醉酒昏睡，醒来已经错过了开船的时间，塞翁失马，竟因此而逃过一劫。只是瑞荃没有想到，自己这一醉差点把老哥的命也搭上了。
除了自己的家人之外，李瑞清始终萦之于怀的还有他的“故国”，民国创建后，他作书仍用甲子纪年，而不写民国若干年，又钤一印曰：“不知有汉。”与清道人同为遗老的陈三立在《清道人遗集》序言中谈到：“往者余与陈君仁先卜居邻道人，每乘月夕，相携立桥畔，观流水，话兴亡之陈迹，抚丧乱之频仍，悼人纪之坏散，落落吊影，仰天唏嘘。”
逝世前几日，李瑞清曾为友人画松一帧，题云：“我闻郑所翁，画兰不画土。哀哉孤臣心，脉脉向谁语。余亦寥落士，怀罪海滨处。写此老松枝，思之泪如雨。不能化龙飞，后凋何足数。”此乃李瑞清诗、书、画之绝笔。故国旧君，至死不忘，确实令人唏嘘。
当然，我们也无需苛责清道人，他的忠于清朝大概正如辜鸿铭所说：“我之忠于清室实非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乃忠于中国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国之文明。”
1920年8月上旬，李瑞清应日本书画会之邀，临写了《嵩高灵庙碑》、《郑文公碑》、《石门铭》、《司马景和妻碑》四幅作品，日本朝野为之轰动，称其为“中国书法家五百年来第一人”。遗憾的是，仅仅一个月之后，这位日本人眼中的“五百年来第一人”就因中风去世，年仅五十四岁。胃中食物常满，心中挂念不空，这大概都是李瑞清短命的重要原因。
李瑞清去世后，其生前挚友曾熙被公推为其主丧，众人认为其一生事业功绩主要在南京，于是奉柩至南京安葬，卜葬于牛首山雪梅岭罗汉泉旁。李瑞清后半生喜画梅，不仅源于对妻子的思念，也是借此表明自己像梅花一样坚贞，忠于前朝。因此，大家在他的墓旁种了很多梅花，并筑玉梅花庵以彰显其高洁品行。
对李瑞清一生，我想用其弟子张大千的一句联语来概括：言行立世则，道德为人师。
陈师曾档案名 号\名衡恪，字师曾，号朽道人，斋号槐堂生卒年\1876-1923籍 贯\江西义宁出生地\湖南凤凰家 世\出身于江西着名的文化世家义宁陈氏，祖父陈宝箴清末任湖南巡抚，以参与维新变法而出名；父亲陈三立为“维新四公子”之一，“同光体”诗派领袖艺术领域\绘画、书法、篆刻、诗词代表作品\《中国绘画史》、《中国文人画之研究》、《染苍室印存》等经典名言\旷观古今文人之画，其格局何等之谨严，意匠何等精密，下笔何等矜慎，立论何等幽微，学养何等深醇，岂粗心浮气轻妄之辈所能望其项背哉特殊嗜好\写悼亡诗评 价\“师曾在现代美术界，可称第一人”（梁启超）陈师曾：朽者不朽，贤人常贤
才华蓬勃，笔简意饶
陈师曾，名衡恪，以字行。说到陈师曾，恐怕现在的中国，非专业人士知道这个名字的人没有几个。相对来说，他的弟弟陈寅恪已经不再寂寞，名头越来越响，影响早已超出学术圈之外。其实，如果我们介绍陈师曾必须用上“陈寅恪的大哥”这样的字眼，无疑对他是十分不公平的。陈师曾领袖北京画坛，被梁启超称为现代美术界第一人的时候，他的弟弟陈寅恪还在国外读书，压根就没人知道。阮荣春、胡光华所编之《中华民国美术史》说道：“如果没有陈师曾，北京画坛或许将黯然无色。”
陈师曾出身于江西着名的文化世家义宁陈氏，其祖父陈宝箴曾于清末任湖南巡抚，以参与维新变法而出名；父亲陈三立，号散原，“维新四公子”之一，“同光体”诗派领袖，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陈师曾五岁丧母，由祖母抚养，祖父陈宝箴亲自教他读书。据袁思亮《陈师曾先生墓志铭》所述，师曾从小天资卓越，十岁就能作“擘窠书”，即大字书法，所写文章多有可观者，陈宝箴经常拿来向宾客炫耀，“宾客皆大惊，以为世乃有此奇童子也”。这里面固然不排除有些宾客刻意拍陈大人的马屁，但确实也从侧面说明了师曾的不凡之处。
陈师曾小时并未学过丹青，但他偶尔“涂抹赭墨”，即能“作云水烟峦状”，似乎是天生的画家。一次，师曾随祖母出游，看见盛开的荷花，非常喜爱，便用手指在轿上比画，回来后祖母给他纸笔，他竟能一五一十地将荷花的形态描摹出来。
除了祖父的教诲外，陈师曾的“家学渊源”还得力于另外一个家族，号称十三代诗书相传的南通名门范氏。范门中范肯堂与陈三立均为“同光体”诗派的领军人物，两人在诗坛可以说是双峰并峙。师曾十六岁入范氏门下，师从范肯堂之弟范仲霖习汉隶、魏碑，十九岁娶范肯堂之女范孝嫦为妻。正如吴湖帆和潘静淑一样，陈师曾与范孝嫦的结合也是一段“艺术婚姻”，范孝嫦虽然没有像潘静淑那样陪嫁来很多古董字画，但师曾却因此得到了岳父范肯堂毫无保留的真传，他集陈范两家之大成，在诗学造诣上已经笑傲同辈。文人画家讲究诗书画三绝，如果诗不行的话，画的品位肯定也不入流。
陈师曾早年曾经过着锦衣玉食的公子哥儿生活，但也一度饱经忧患。戊戌政变发生后，陈宝箴、陈三立父子遭到了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虽然没有被推上断头台，但是想必那一段时间陈家上下一定是惶恐不安的。1900年，六十九岁的陈宝箴在老家猝然去世。据记载，此乃慈禧太后密旨赐自尽，祖父为了维新救国呕心沥血，却落得个如此惨痛的下场，这一定也让年方二十出头的青年陈师曾刻骨铭心。陈宝箴去世的次年，陈师曾带着年仅十三岁的六弟陈寅恪远赴日本留学，先入东京弘文学院，后入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博物学，直到1910年才回国。
回国后，陈师曾先后在江苏南通师范学校、湖南第一师范任教，教授博物学，1913年进京，任教育部编审。1916年陈师曾的事业开始以美术教育为主，先后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画教师、北大画法研究会导师、国立北平美专教授等职，他桃李盈门，李苦禅、刘开渠、王雪涛、俞剑华、苏吉亨、高希舜等均得以亲炙其教诲。
陈、范两家都秉承一种既恪守传统又开放务实的家风，这对于陈师曾的艺术道路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
由于恪守传统，陈师曾在“全盘西化”的浪潮中，在传统价值受到急剧冲击的狂飙中，独擎大旗，针锋相对，成为扞卫文人画传统的中流砥柱。
唐代画家张璪所提出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乃中国绘画史上的不朽名言，纵观自古以来中国画坛之有大成者，他们的作为，无不体现了这一命题。然而，中国自唐宋以后思想越来越僵固，中国画亦盛极而衰，元明清一代不如一代，由“师造化”退化到一味的“师古人”，降至陈师曾所生活的清末民初，整个中国画坛唯知临摹与模仿古人遗迹，毫无想象力与创造力可言，描头画脚，死气沉沉。
清末民初，由于西学东渐和向西方学习的大潮风起云涌，特别是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在艺术领域也出现了改革的强音。康有为和他的弟子徐悲鸿属于变革派，师徒先后发表了《万木草堂论画·序》和《中国画改良论》，呼吁引入西方的活水来洗涤中国画的腐朽之躯；陈独秀、吕徵则属于激进的革命派，提出了“美术革命”的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