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朋友、弟子去探望出家后的李叔同，看到那种艰苦的生活，都难过得几乎要掉泪。他出家前把自己的书籍字画衣服等分赠学生朋友，自己仅带着简单的日常用品入山，入山后学头陀苦修行，僧衲简朴，赤脚草履，为僧二十五载，所穿僧服寥寥数套，多由弟子刘质平供奉。他出家多年后，很多物品已经破烂不堪，仍不肯更换。据刘质平所言，当老师五十寿辰之际，细数其所用蚊帐，有用布补，有用纸糊，形形色色，多达二百余处，刘坚请更换不许。有一次，法师受好友夏丏尊之邀到白马湖同住几日，夏发现他所用的毛巾“黑而且破烂不堪”，忍不住说：“这毛巾太破了，我替你换一条好吗？”他的回答是：“哪里，还好用的，和新的也差不多。”说着把那破毛巾珍重地张开给夏看，表示还不十分破旧。
在吃的方面，弘一法师自出家后，每日只食两次，且过午不食，据云，午前属阳，午后属阴，一过日中，就不与鬼争食。他和夏丏尊到白马湖同住，第一天给他送饭，他只要一碗素菜，夏强他所难，再加一碗。碗里只是些萝卜白菜之类，“可是在他却是几乎要变色而作的盛馔，喜悦地把饭划入嘴里”。夏丏尊说见他郑重地用筷子夹起一块萝卜来的那种了不起的神情，几乎要流下欢喜惭愧的眼泪。第二天有一位朋友送来四样素菜，其中一样菜非常咸，夏说：“这太咸了！”李叔同却说：“好的，咸的也有咸的滋味，也好的！”
夏家和李叔同寄寓的旅馆相隔有一段路，第三天，他告诉夏丏尊，饭不必送来，他自己可以过来吃，笑说乞食是出家人的本能。夏说：“那么下雨天还是送去吧？”他又说：“不要紧，我有木屐呢！”说到木屐，他又流露出一种“了不起”的神情。
面对这样的李叔同，夏丏尊发出了由衷的感叹：“在他世间竟没有不好的东西，一切都好”，“什么都有味，什么都了不得”！“琐屑的日常生活到此境界，不是所谓生活的艺术化了吗”。后来，夏丏尊常常看到李叔同吃萝卜白菜时那种喜悦的神情，他说，萝卜白菜的全滋味、真滋味，恐怕只有李叔同才如实尝到了。
李叔同对于当世的大德印光法师极其崇敬，称“朽人于当代善知识中，最服膺者唯印光法师”。印光法师不收弟子，为了拜入其门下，李叔同不惜在佛前燃臂香祈愿，并多次上书陈情，方才允以接见，得列门墙。1924年春，李叔同到浙江普陀山，与印光法师朝夕相处七日，悉心观察印光的言行举止，大受感动，此后奉之为自己终身的处世准则。
时年印光法师已年过花甲，一人独居，扫地、拭几、擦油灯、洗衣服，事事亲力亲为，直到他八十多岁仍然这样。每天早饭，印光法师仅食粥一大碗，连菜都没有。吃完，用舌头舔碗，至极净为止，再以开水注入碗中，涤荡其余汁，以之漱口，然后咽下，唯恐轻弃其余之饭粒也。午餐，饭一碗，普通菜肴一碗，吃法也如早餐。印光法师看到别人吃饭，吃完后碗内有剩饭粒，一定大声呵斥：“你有多大的福气，敢这样糟蹋粮食！”
后来，李叔同常以印光法师为例，告诫众生要懂得“惜福”。他自己的言行也时时处处以印光法师为榜样，终身不收剃度弟子，不主寺刹，不募化，事事躬亲而为，不劳他人。律宗非常讲究戒律，一举一动都有规矩，严格认真到极点，是佛门中最难修的一宗。由于戒律太严格，数百年来无人能修，以致传统断绝。李叔同精研戒法，振南山律宗七百年之衰，被誉为南山律宗十一世祖，这固然在于他毕生探讨律藏精微，着书立说、金针度人，更在于他身体力行持戒第一、律法森严，一言一行皆为世人师表，缁素共仰，薄海同钦。
在李叔同出家前后，还有一段轶事值得一提。李叔同在浙一师的学生中，英才辈出，丰子恺、刘质平、潘天寿、吴梦非、曹聚仁等人皆后来文艺界一时俊杰。其中丰子恺、刘质平最受李叔同恩遇，且毕生追随老师，为李叔同门下两大弟子，分别继承其美术与音乐之衣钵。这两大弟子中，比较而言，刘质平与李叔同更为亲近，两人关系名为师生，实则情深父子。
刘质平家境贫寒，但音乐天赋出众，深得李叔同赏识，不仅每周课外对他单独辅导两次，还资助他到东京音乐学校留学。1918年，李叔同曾一度因为刘质平的学业问题而准备推迟出家，他在给刘的信中写道：“余虽修道念切，绝不忍置君事于度外，可安心求学，至君毕业时，余始出家……”
刘质平不忍心因为自己的缘故耽误老师的大事，于1918年夏提前中断学业归国，他回来不久，李叔同就正式出家了。刘质平感念师恩，在老师出家后反过来担负起了供养老师的责任。1932年，李叔同在上虞法界寺大病，病未愈，宁波白水寺主持安心头陀强请他去西安赈济灾民，伏地不起。李叔同无奈答应，他觉得此去凶多吉少，连遗嘱都写好并寄给刘质平。李叔同上了轮船之后，闻讯赶来的刘质平将他从轮船三楼硬是背到岸上，师生抱头痛哭。
李叔同的字画以及墨宝多赠予刘质平，二十余年竟积累了一千多件，装满了十二个樟木箱。刘质平为了保护老师的字画，在动乱年代真是历经浩劫，“文革”时他在一张“认罪书”上写道：生命虽小，遗墨事大！
有这样的老师，才有这样的学生，李叔同人格之伟大真是令人高山仰止。
救国与念佛
黄炎培是李叔同在南洋公学时的同学，二人一起师从蔡元培。按照黄炎培的说法，青年李叔同是个“敏感而猛进”的爱国者，他爱国的方式也是运用其特长，曾自己谱曲、作词，创作了一首《祖国歌》，激励了一代人，丰子恺是小学时代唱的这首歌，五十年后仍记忆犹新。这一时期李叔同的爱国诗歌多作羽声慷慨，如天马脱羁、大刀入阵，焕发着奔腾不息的生命力与血荐轩辕的斗志。
青年李叔同认为，一国之复兴必从文艺复兴开始，这也是他东渡日本留学的潜动力。他在春柳社演出《黑奴吁天录》，借外国惨无人道的故事来讽刺祖国统治的黑暗，寄托着唤醒国民的希望。黄炎培说：“演了一个时期的话剧，叔同出家了。在我的朋友中间，还有自杀的，还有人去学制造炸弹、扔炸弹的。”这句话轻描淡写，但显然黄炎培是把李叔同的文艺报国跟以身殉国、血战沙场相提并论的。
丰子恺把李叔同比作日本的雪舟法师，他说雪舟法师留学中国，将中国的宋元水墨画法传入日本；李叔同留学日本，把现代的话剧、油画、钢琴音乐输入中国。两人殊途同归，都是一种爱国行为。
在浙一师执教期间，教务长王更三经常发表演讲劝大家爱用国货，收回利权。李叔同积极响应，他脱下洋装，换上中式的袍子，因为宽紧带都是洋货，他索性连宽紧带也不用。他出家后，有一次丰子恺送他一些做僧装的粗布，顺便寄了一些宽紧带，因为曾看到他用麻绳束袜子。李叔同接受了粗布，把宽紧带退回来，说：“这是外国货。”丰子恺解释道：“这是国货，我们已经能够制造。”他这才接受了。
中国近代佛学的复兴自晚清以来就方兴未艾，佛学中舍身为人、勇猛精进的思想被挖掘出来，作为救国之利器。维新变法的中坚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都对佛学有深入的学习和研究，谭嗣同最主要的着作《仁学》被梁启超称为“应用佛学”，而早年参加光复会的章太炎则将佛学与革命结合起来，以宗教来推动革命。
李叔同也明确指出，修佛非为避世，乃为救世，在闽南为僧俗开示佛法疑问时，他说：
常人见学佛法者，多居住山林之中，与世人罕有往来，遂疑佛法为消极的、厌世的。此说不然。学佛法者，固不应迷恋尘世以贪求荣华富贵，但亦决非是冷淡之厌世者。因学佛法之人皆须发‘大菩提心’，以一般人之苦乐为苦乐，抱热心救世之弘愿，不唯非消极，乃是积极中之积极者。虽居住山林中，亦非贪享山林之清福，乃是勤修‘戒’‘定’‘慧’三学以预备将来出山救世之资具耳。（《佛法十疑略释》）
李叔同的爱国精神在国家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时穷节乃见，浩气干云霄。
1936年夏，李叔同驻锡厦门。此时距离卢沟桥事变还有一年，但厦门已经有点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日本海军的军舰频繁出入厦门港，图谋不轨。7月，日本第十三驱逐舰队司令西岗茂泰率领“吴竹”、“若竹”两军舰，从汕头来到厦门。西岗茂泰久闻李叔同之名，特地前往鼓浪屿日光岩拜访大师，他知道李叔同精通日语，要求大师用日语对话，李叔同以“在华言华”拒之。
西岗说：“吾国为君之婿乡，又有血缘之亲，何竟忘之？”李叔同答：“贵国为吾负笈之邦，师友均在，倘有日风烟俱净，祥和之气重现，贫僧旧地重游，谒师访友，以日语倾积久之愫，因所愿也。”西岗又说：“论弘扬佛法，敝国之环境较贫穷落后的贵国为优，法师若愿命驾，吾当奏明天皇，以国师礼专机迎往……”李叔同凛然道：“出家人宠辱俱忘，敝国虽穷，爱之弥笃！尤不愿在板荡时离去，纵以身殉，在所不惜。”西岗自讨没趣，讪讪而去。
有趣的是，李叔同不愿在这个时候讲日语，却对学英语产生了兴趣。1937年，他在给俗家弟子高文显（别号胜进）的信中，希望对方帮自己购《英语分类会话》一册，信尾还不好意思地说道：“五十八岁复温习英语，亦一趣闻也。”李叔同选择在这个时候学习英语，自然别有深意。信中措辞用的是“复习”一语，据姜丹书说，他早年就通英文和意大利文。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李叔同正在青岛湛山寺，报上消息说青岛已经成为军事上的争点，形势十分危急，有钱人纷纷南下。弟子蔡冠洛担心法师安全，写信要他及早南下，到上海来避难。李叔同却回信说，他原本计划中秋节才离开青岛，现在临时更改计划，“将受极大之讥嫌，故虽青岛有大战争，亦不愿退避也”。
李叔同在青岛甚至做好了殉教的准备，他自题居室为“殉教室”，记曰：“曩居南闽净峰，不避乡匪之难；今居东齐湛山。复值倭寇之警。为护佛门而舍身命，大义所在，何可辞耶？”此后，他到厦门、泉州都把居室命名为“殉教室”，以示随时以身殉教之精神。
中秋节后，李叔同如期离开青岛，返回厦门。中途，李叔同在上海停留三天，住在靠近外滩的一家旅馆。第二天，夏丏尊去看望他，那时日本飞机正狂炸浦东和南市一带，旅馆每隔几分钟就要受震惊一次。夏丏尊有点惶恐不安，李叔同却镇静如常，只是微动着嘴唇端坐念经。这次过沪，李叔同应夏丏尊之请，到照相馆摄一影，这就是后来常被人们用作李叔同“标准像”的那张照片。照片上李叔同面带微笑，眉目慈祥，让人想象不到照片是在战火纷飞的环境中诞生的。
一个月后，李叔同回到厦门。不久，厦门亦为战火波及，李叔同拒绝弟子友人离厦避难的建议，决定与厦门共存亡，在12月23日致李芳远的信中，他写道：
近日厦门虽风声稍紧，但朽人为护法故，不避炮弹，誓与厦市共存亡。古诗云：“莫嫌老圃秋容淡，犹有黄花晚节香。”乃斯意也。吾人一生之中，晚节为最重要。愿与仁等共勉之。
从这一年到去世，李叔同始终待在闽南，并一次次坚拒弟子朋友要他到内地避难的请求。李叔同60大寿之际，其“南社”老友柳亚子赠五绝二首祝寿：
其一：
君礼释迦佛，我拜马克思，大雄大无畏，救世心无岐。
其二：
闭关谢尘网，我意嫌消极，愿持铁禅杖，打杀卖国贼。
李叔同回赠柳亚子一首《红菊》，告诉他自己并不消极：
亭亭菊一枝，高标矗晚节，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
一天李叔同外出，在马路上听到有人吹口琴，曲子是日本国歌，回来后，大师写道：“甚感归途凄风寒雨。”
1938年初，李叔同先后在晋江、泉州开讲《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后又于泉州清尘堂开讲“华严大义”，讲毕，他特别叮嘱所有听法者共诵《行愿品》，以此功德，回向国土众生，倡佑国运，消弭业灾。一日，李叔同在斋堂用餐之际，忽然潸然泪下，说：“吾人所食为中华之粟，所饮乃温陵之水，身为佛子，于此之时，不能共纾国难于万一，为我佛如来张点体面，自揣尚不如一只狗子！狗子尚能为主守门，吾人一无所用，而犹腼颜受食，何能无愧于心？”一座僧众闻言，为之肃然。
1938年冬至1941年春，泉州遭受了日机几十次的狂轰滥炸，死伤惨重。李叔同号召僧众说：“我们佛教徒属国民一分子，爱国之心当不后人，扞卫国家乃国民天职……”在他的倡导下，晋江县佛教徒组成“战时救护队”，队部设在开元寺准提禅林，挑选会中较健壮的僧众教徒，集合编训，参与救护伤员，掩埋死难者，为战时泉州做出了贡献。
战时，李叔同常手书“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条幅分赠僧众。1941年，他作《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题记，表达爱国情怀：“佛者觉也。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是故救国必须念佛。”
李叔同始终坚信抗战胜利必将属于我国。1938年10月，他在安海赠予一位年轻学子李明信墨宝，书“最后之胜利”以激励年轻人抗战必胜之信心。虽然李叔同最终没有看到这一天，但相信他的心中是了然和安详的。
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李叔同自1918年在杭州虎跑寺出家后，一肩瓶钵，一袭袈裟，一双草鞋，一串念珠，四处云游，行无定踪，随缘而止。直到1932年秋一场大病之后，他才有了长久定居闽南的打算。李叔同“衣不过三”，他选择闽南首先看中的是这里温暖的气候，这一点他在给亲友的信中常常谈到：“南闽冬暖夏凉，颇适老病之躯，故未能返浙也。”“厦门气候四季如春，又有热带之奇花异草甚多，几不知世间尚有严冬风雪之苦矣！”“是间气候和暖，桃榴桂菊等一时并开，几不知其为何时序矣。”
闽南民风淳朴，人文昌盛，佛教信徒众多，是弘法的理想之地，李叔同所到之处，不仅受到僧众的热情款待，还受到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恭请护持。到了泉州后，曾手书朱熹的“此地故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贴于门上，可见他与泉州的心心相印。
五十三岁之后，老病缠身的李叔同最终选择在闽南这片温暖的佛土度过了他人生最后的十年。
李叔同晚年愈发返璞归真，他待人接物常手捻佛珠、面呈微笑，慈祥、自然、谦和，端庄和悦，又带有几分可爱，使人如沐春风，不知不觉就受到了佛法的教化。曾与李叔同有过交往的尤墨君居士说“任何性情暴戾的人只要一晤弘一法师，没有不衿平躁释的”。而后来成为西泠印社副社长的钱君陶则用富有艺术气息的笔调描写自己第一次见到李叔同的感觉：
（他）面形清瘦，神情持重，虽然在微笑，却有一种自然的威仪，把身体也衬托得很高很高，目光清澈，那是净化后的秋水澄潭，一眼到底，毫无矫饰。上唇下巴有些胡髭，异常地率真可爱。五十出头，并不能算老，我见到他的虔敬，不亚于见到祖父一样，一阵清凉之气从我的脊梁上向全身扩散开来，人世间一切俗套伪饰，在一刹那间都卸净了。”（《忆弘一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