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闻一多在清华学堂就读时，他更是以善画闻名于清华，这也决定了他在选择留美时的职业。清华学堂毕业的学生留美主要以理工科为主，兼有政法等其他学科，像闻一多这样选择纯艺术的只此一家。闻一多到美国后，先后在芝加哥美术学院、科罗拉多大学、纽约艺术学院三个地方研修美术。
1922年7月，闻一多赴美第一年在芝加哥美术学院就大放异彩，他开学仅两周就“成绩颇佳，屡蒙教员之奖许”，在家信中洋洋自得地告诉双亲“美国人于此道诚不足畏也”。两个月后他又向家中报喜，说：“我上月成绩又进，七门功课已得六超等矣。”“洋竖子不足畏也。”四个月后他又报告父母：“现在的分数是清一色的超了。”按照美国的评分制度，“超”是最高等，“清一色的超”意味着他的功课全部都达到了最高分。1923年7月，闻一多获得芝加哥美术学院最优等名誉奖。但是他没有继续待在芝加哥，而是转学去了科罗拉多，大概此时他的想法正如钱钟书离开清华时所说的：“清华已无人可以当我钱某人的老师了。”
闻一多在科罗拉多大学照样受到青睐，梁实秋在《谈闻一多》中说：一多的老师，两位年在六十岁上下的美国老小姐姐妹“认为他是她们的生徒中最有希望者之一”，甚至爱屋及乌，由喜欢其动手进而喜欢其动口，称赞闻一多的嘴是一张富有美感的嘴。这连闻一多自己听了都受宠若惊，对梁实秋开玩笑说自己虽然热爱祖国，但不能不承认白种人的脸像是原版初刻，脸上的五官清清楚楚，条理分明，而黄种人的脸像是翻版的次数太多，失之于漫漶。他感叹道：“如今美国的美术教授也欣赏起我们的版本！”
可以想象，如果闻一多心无旁骛，专心朝着美术这条路走下去，而不是弃画从文，他的前途该是多么不可限量！或许中国历史上又将多一位美术大师。
遗憾的是，闻一多甚至没有将自己的美术学业进行到底，他读了三所大学，却连一张文凭、一个学位都没有拿到，转学到纽约艺术学院后仅仅一个月就急匆匆回国了，这时离他留学的截止日期还有一年。其实，至少在科罗拉多大学，以闻一多的成绩，拿一张毕业文凭是十拿九稳的。然而，他却因不愿意补修数学等理工科目而不能毕业，只能结业。
对此，闻一多说反正自己学的是美术，有没有文凭无所谓。但我觉得这个理由并不成立，闻一多这样做，是因为他深入骨子的艺术家气质，这种气质来自古典中国，或许用魏晋风度来形容会很合适。乘兴而至，兴尽而返，在乎的是过程，而非结果，这不就是一种魏晋风度吗？
闻一多身上的“魏晋风度”那是出了名的，他给学生开《楚辞》课，开讲就是那句来自《世说新语》中的经典名言——“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为名士”。在西南联大上过闻一多《楚辞》课的同学，至老仍然对其场景记忆犹新。当然酒在课上是不能喝的，但烟却是可以点的，闻一多不仅点燃了自己的烟斗，还让会抽烟的学生都把烟点着，台上台下师生相对吞云吐雾，一起沉浸在文学的环境中，逍遥自在，这样的事情非艺术家出身的教授恐怕是干不出来的。
闻一多后来改行当起了教授与学者，但他的老本行并没有因此被彻底抛弃。大师就是大师，他的修养达到了一定境界后，所学的东西自然融合交汇，气脉相通。
汪曾祺的《闻一多先生上课》中，有一段说的是闻一多讲授古代神话课的情景：
他用整张的毛边纸墨画出伏羲、女娲的各种画像，用按钉钉在黑板上，口讲指画，有声有色，条理严密，文采斐然，高低抑扬，引人入胜。闻先生是一个好演员。伏羲女娲，本来是相当枯燥的课题，但听闻先生讲课让人感到一种美，思想的美，逻辑的美，才华的美。听这样的课，穿一座城，也值得。
还有一段是闻一多讲唐诗鉴赏课的：
他把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联系起来。讲李贺，同时讲到印象派里的pointlism（点画派），说点画看起来只是不同颜色的点，这些点似乎不相连属，但凝视之，则可感觉到点与点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样讲唐诗，必须本人既是诗人，也是画家，有谁能办到？
穿梭于抽象与具象之间，除了闻一多，有几人能做到？闻一多弃画从文，他的艺术功底最终让他打通了文学与艺术、古典与现代、西洋与中国的界限，开创性地提出了新诗的三个美——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成为了中国新诗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但闻一多真正以艺术家的面目为人熟知，还要等到他生命中的最后两年。
在西南联大的日子，是闻一多最像艺术家的一段时间。他留起了自认为可以与冯友兰媲美的大胡子，抽起了跟林语堂一样的大烟斗，一头乱发，一袭长袍，这个形象你要说他不是艺术家都没人相信。这个时候的闻一多也真的干起了艺术的活，他于1944年开始挂牌治印，将自己多年来潜心研究的古文字学运用到篆刻当中，运刀如笔，苍劲入古，立即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更有梅贻琦、冯友兰、朱自清、潘光旦等十多位名流联合签名制定《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许多人慕名而至，可谓名噪一时。
不过，闻一多这个艺术家当得实在不痛快。闻一多的胡子是1938年开始蓄起的，他蓄须并非为了当“美髯公”，而是为了以此明志，若抗战不胜利，就一直留着胡子。1945年8月16日，在得知日本投降的第一时间，闻一多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就独自一人直奔理发店将蓄了八年的胡子剃了个精光，连理发店的师傅都为之惋惜不已。而闻一多抽烟斗完全是因为到了昆明后，实在抽不起香烟了，他的妻子为他自制了一种便宜的烟丝，他自此开始抽起烟斗。
至于闻一多治印，也完全是迫于生计。抗战时，由于物资紧缺加上通货膨胀，本来属于高收入阶层的教授们生活急转直下，“教授教授，越教越瘦”，闻一多家里食指众多，更是苦不堪言。到了1944年，昆明的物价仍然如火箭般上窜，闻一多一家的生活几乎陷入绝境。好在关心闻一多的朋友想到他曾搞过篆刻，建议其在这方面寻找出路，这样既不失风雅，又可以增加收入，闻一多欣然同意。
闻一多曾在一封信中说：“弟之经济状况，更不堪问。两年前，时在断炊之威胁中度日。乃开始在中学兼课，犹复不敷。经友人怂恿，乃挂牌刻图章以资弥补。最近三分之二收入端赖此道。”从1944年4月开始刻印到1946年7月逝世为止，闻一多留下了一千四百多方印谱，可见其治印之勤，也可见其家庭经济之窘迫。
不过，闻一多就是在这样的窘境之中，也绝不出卖自己的人格。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的亲信李宗黄当上了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书记兼民政厅厅长，权倾一时，后来昆明发生了屠杀学生“一二·一”惨案，此人就是罪魁祸首。李宗黄听说闻一多治印的大名后，也想附庸风雅，派人送来了一方石章，请闻一多刻印，价钱随便开。闻一多对此人愤恨之极，立即将石章原样退回。这就惹恼了李宗黄，他公然派人将大街上代闻一多治印收件的商店招牌砸烂，以此泄愤。
每以意行事，利与钝不之顾
闻一多有时候很讲原则。陈梦家和臧克家是他在青岛大学时所收的两大得意弟子，他逢人便宣扬：我有“二家”。但有一次，闻一多写一短简给陈梦家，称之为梦家吾弟，陈梦家回称一多吾兄，闻一多大怒，把他大训了一顿。
有时候，闻一多又很没原则。何兆武求学西南联大期间，曾去旁听过闻一多的课。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沈有鼎在大家眼里是个怪人，“好像有点神经病，总是穿得破破烂烂的，什么人的课都跑去听，拎着一个小皮箱，坐在教室的第一排”。有一次闻一多上《诗经》课，看到沈有鼎坐在第一排睡觉，闻一多说：“等一下，我们等沈先生醒了再讲课。”
对于自己的行事方式，闻一多曾经在自传中这样描述：“所见独不与人同，而强于自信，每以意行事，利与钝不之顾也。”
1921年6月，在闻一多等辛酉级学生即将从清华学堂毕业赴美留学的前夕，北京大学等国立八校教职员因教育经费长期无着，于6月3日与声援的学生一起赴总统府求见总统徐世昌。队伍行至新华门与徐世昌派出的卫兵相遇并发生冲突，李大钊、马叙伦教授等数十师生惨遭卫兵毒打受伤，史称“六三”惨案。
惨案发生后，北京市学生联合会立即宣布罢课抗议。但在清华，学生内部出现了不同的意见，有的人主张响应北京市学联的号召罢课，却遭到了另外一些人的反对，因为清华的办学经费来源于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钱多得花不完，不存在拖欠工资的问题。最后经过全体同学的辩论和表决，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还是通过了罢课的决定。
遗憾的是，清华当局不愿卷入政治斗争中，且态度十分强硬，当时正值期末大考，罢课就是罢考，学校宣布凡是不参加大考的一律取消学籍。对于即将毕业赴美留学的辛酉级学生来说，这样的考验就更加严峻了。大家连出国的行装都已经置办好了，突然间要选择放弃，这种感觉就好像新婚之夜已经入了洞房却不能上床一样。在严峻的形势下，辛酉级学生分化了，大部分同学走进了考场，只有二十九条汉子宁愿放弃留学的机会，也绝不屈服，闻一多即在二十九人中。清华学堂实行的是八年制，中等科、高等科各四年，闻一多刚入清华时由于英文基础较差，留级一年，人家八年他九年，他比别人更有理由去参加考试，弃考的牺牲当然也就大于别人。
事件处理时，二十九个“造反派”被清华以“自动退学”开除。后来学校在各方面的压力下，态度有所软化，表示二十九人只要认错写悔过书，就可以回到清华。但是二十九条汉子认为自己乃求仁得仁、无过可悔，闻一多在家信中告诉二老：“贪此小惠而遗玷终身，君子不为也。”学校无可奈何，二十九人终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到清华，并在推迟一年后全部登船赴美。
二十九人还有未来中国的“二号右派”罗隆基，他曾跟闻一多开玩笑，自诩说：“九年清华，三赶校长。”闻一多说：“那算什么，我在清华前后各留一年，一共十年。”
有趣的是，时隔三年后，闻一多又因为一时冲动，兴冲冲地从国外跑回来了。
1924年，闻一多在纽约艺术学院仅仅度过了一个月，就已经“移情别恋”，从小爱看戏的他的兴趣转向了戏剧，还参加了英文古装剧《杨贵妃》在纽约的公演，并且大获成功。感情用事的闻一多竟然因此决定提前结束自己的留学生涯，回国从事戏剧改良。
对此，很多朋友都感到很吃惊，劝他慎重考虑，辛辛苦苦留学一趟，就为了回去研究当时还不登大雅之堂的戏剧，除非是哪根脑筋出问题了。况且，回去之后，能不能找到理想的工作，能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这些全没有经过认真的考虑。闻一多倒是很轻松，在给梁实秋的信中说：“只要回家，便是如郭、郁诸人在上海打流亦可以。君子固贫，越穷越浪漫。”“此次回国并没有什么差事在那里等着我们，只是跟着一个梦走罢了。”
这样的事情，实在不是一个理性的人做得出来的。但闻一多劲头上来，谁也拉不住他，正如臧克家所言，别人是先说后做，闻一多是先做后说，别人是说了也不一定做，闻一多是做了也不一定说。
1925年底，也就是回国后半年，闻一多在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担任教务长，雄心万丈的他和余上沅、赵太侔在北京国立美术艺专内创办了剧曲科，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第一个戏剧专业。然而，闻一多的戏剧人生没有走多远，半年后，他因为不堪学校欠薪和风潮迭起的压迫选择了离开。
此后闻一多辗转了几个大学，1931年，他接受清华大学国文系教授的聘书，在清华，闻一多逐渐成为一个着名的教授和学者。
让我感慨的是，闻一多弃画从文，鲁迅弃医从文，在民国，大师们放弃自己的专业往往是弃物质而投向灵魂，现在人在这方面基本走的是相反的道路。更让我钦佩的是，对于非戏剧专业出身的人，当时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愿意让他去创办戏剧专业；对于一个非文学专业出身的人，清华大学敢于聘请他当中文教授。只要你有本事，我不在乎你是否有那张形式上的文凭，这样的气度与雅量，现在的大学还有吗？闻一多如果活在我们这个时代，他也就不是闻一多了。
闻一多是一个感性超过理性的人，何兆武读研究生的时候，上一位美国先生温德（Winter）的课。温德是闻一多的朋友，有一次谈起闻一多，温德说：“他就是一包热情。”接着摇摇头，“搞政治可不能凭一包热情啊！”
其实对于这一点，闻一多自己何尝不知，所以这个世界上最不适合他的职业就是当官，这一点他也很有自知之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