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的留学生普遍学有所成，这是因为他们有一种“不待扬鞭自奋蹄”的赛马精神，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留学机会，学习极其发奋刻苦，唯恐落后于人。反观我们现在的众多留学生，行尸走肉耳。徐悲鸿身上的这种“赛马”精神尤其突出，据蒋碧薇说，徐悲鸿在法国走路总是健步如飞，外号“飞毛腿”。
蒋碧薇写回忆录时人已经在台湾，尽管在感情方面对徐悲鸿颇有微词，可她还是由衷地感叹：“徐先生刻苦好学，努力奋斗向上的精神，是我一直都很佩服的。”留学的公费并不分类，但学画的花费却格外昂贵，加上徐悲鸿看到喜爱的艺术品就要买下来，不得不在生活上节衣缩食。徐悲鸿夜以继日地作画，有时连续几周每天以面包和冷水充饥。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他得了终身不愈的肠痉挛症，此后常年忍受折磨，他在一幅素描上写了这样一行字：“人览吾画，焉知吾之为此，乃痛不可支也。”
没钱请模特，徐悲鸿就画妻子蒋碧微，有时在家里对着镜子画自己，我们现在看到的许多徐悲鸿自画像都是这时创作的。达仰主张“默画”，画完素描后记在心里，默画一幅，比较之后修正差误，这样画一幅等于三幅。徐悲鸿幼年就颇具“默画”的天赋，经达仰一指点，心领神会，进步飞速，此乃名师高徒相辅相成一经典之例也。
达仰又是位画马的高手，徐悲鸿得其真传，自己又经常到马场去画速写，并精研马的解剖，积稿盈千，这为他后来画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外，徐悲鸿还在八年之中遍游欧洲各大美术馆，临摹大师名作，西方艺术的精华尽入囊中。
四曰悲马。徐悲鸿原名徐寿康，少年时候因为饱尝世态炎凉，心中郁积之气犹如鸿雁哀鸣，遂改名为悲鸿。“悲”者并非消极，而是积极，犹如宝剑被埋于地下，剑气直冲云霄。
徐悲鸿以惊人之天赋，超人之学习能力，感人之刻苦精神，于欧洲面壁长达八年，归来时，举手投足间隐然已有大师之风范。他回来之后，也是踌躇满志，以整顿改造传统绘画并创立新派为己任。
而要达到这个目标，首先要让世人认识自己，具体来说必须有震撼画界的大作。徐悲鸿回国之后任教于南京中央大学，他课余一有空就钻入画室，潜心创作自己的第一幅巨作《田横五百壮士》。从1927年到1930年，历时两年多，他终于完成了这一鸿篇巨制，这是一幅正名之作，此后“徐悲鸿”三个字在中国画坛如日中天。《田横五百壮士》是中国第一幅人物众多的大型主题油画，表现的是“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民族之魂，场面宏大，气贯长虹。有意思的是，众壮士前面那个身着黄衣者的形象正是徐悲鸿自己，似乎他已经穿越时空，与历史合为一体。
徐悲鸿刚回国时住房条件很差，中央大学艺术系学生安敦礼问他，你连张大画案都没有，怎样画这样大的画幅呢？徐悲鸿说：“我是趴在地板上画的。”安敦礼看到地板凹凸不平，说这样简陋的地板如何画351cm×139cm的大画呢？而且连画七稿！徐悲鸿说：“有好条件固然是好，但万不可只是等待好条件。时不我予，不要把时间消耗在消极等待上。如果好条件一直等不到，怎么办？只能用勤奋来争取。”
徐悲鸿不仅要为自己正名，还要为中国绘画正名，他立志把中国人的画推向世界。从1933年至1934年，徐悲鸿先后在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英国、德国及苏联举办中国美术展览及个人画展，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国鸿”走向了世界。
人生“八骏图”（下）
五曰战马。徐悲鸿归国多年，满怀报国之心，20世纪30年代初他曾画《九方皋》，取材于《列子》中识马相马的故事。原本徐悲鸿笔下的马都是奔放不羁的野马，从不戴缰辔，但这幅画上的黑马却例外地戴上了缰辔。人问其故，徐悲鸿说，马不愿为昏庸者制，但愿为知己者用。
然而，现实中的徐悲鸿却报国无门，南京国民政府对内的腐败不堪，对外的消极不抵抗都让他深感绝望。1935年春节，徐悲鸿写了一副春联贴在大门上，上联是“中立不倚”，下联是“隐居放言”，以此表达对政府的不满。他家的对门就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宣传委员会主席叶楚伧的官邸，出入很容易看到。
1936年6月，李宗仁、陈济棠发动反蒋事变，成立抗日救国军第一军团，要求北上抗日。是月，一直不满于现状的徐悲鸿索性离开自己所执教的南京中央大学，赴广西作画，投奔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这力主抗日的“广西三杰”。
在《广西日报》上，徐悲鸿发表了《为蒋介石的礼义廉耻诠注》，公开斥责蒋介石无礼、无义、无廉、无耻。不计个人安危，公开指责最高领袖，斯可谓“傲骨”矣！
在广西的时候，徐悲鸿特别喜欢画战马，李宗仁甚至把一匹战马牵到徐悲鸿住的院子里，让他时时都可以写生。一位画家说：“悲鸿的马在那个时代是号角，是战斗，是不屈服，是威武，是一个民族觉醒的象征。今日众多画马者，将马解剖得再准确，画得再像马，但是在精神上，在艺术风格上，都无法超过徐悲鸿的‘马’。”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徐悲鸿在香港、新加坡及印度举办义卖画展，宣传支援抗日，并把举办画展募集的资金捐给祖国以赈济灾民。徐悲鸿以他的画笔为武器，到处奔波，不辞劳苦，常历险境，正如一匹冲锋陷阵的战马。他的《嘶马图》上，一匹马在荒野里奋跃前蹄，“哀鸣思战斗，迥立向苍苍”。
六曰天马。抗战时期，徐悲鸿遭受的是实实在在的家国之难，除了国运维艰外，他的家运也不太平，与蒋碧薇的婚姻走到尽头，与孙多慈的爱情也宣告终结。然而，徐悲鸿并未因为奔波与坎坷放弃或降低自己的艺术追求，反过来，磨难使他对于生命的内涵与真谛有了更深入的理解，表现在绘画上，则由巧而返于拙。
此外，徐悲鸿的绘画从回国前几年之以西洋技法为主，经过归国后多年对于中国画精品的收藏、赏鉴、研究，终于达到了融中西绘画精髓于一炉的理想境界。从1940年到1945年，正是徐悲鸿绘画的巅峰时期，其标志是1940年油画《愚公移山》的诞生。《愚公移山》创作时，徐悲鸿正应泰戈尔之邀在印度讲学，画中的模特找的是印度人。有人对此提出质疑，说《愚公移山》乃中国故事，怎么画到印度人上去了？徐悲鸿反问：那么多年前的人是什么样子，你知道吗？
其实，徐悲鸿的创作思路是一种破形立意的思路，形体不再重要，因为要表现的是精神，这正是中国画的精义。而在具体的创作中，也充分体现了作者在中国传统技法和西方传统技法方面所具有的深厚功底。中国传统绘画中的白描勾勒手法被运用于人物外形轮廓、衣纹处理和树、草等植物的表现上，而西方传统绘画强调的透视关系、解剖比例、明暗关系等，在构图、人物动态、肌肉表现方面同样发挥得淋漓尽致。
徐悲鸿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愚公移山》是自己“积蕴二十年”之作，“可当得起一伟大之图”。的确，自从赴欧留学开始，徐悲鸿穷二十年之努力，终于达到了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至高境界，其笔力有如天马行空，无可阻勒矣。
徐悲鸿这个时期所画之马也是他一生中最得意之马，将中国画之写意与西洋画之写实结合到极致，乍看不过一堆墨团，再看则一肌一肉尽形极态，惟妙惟肖，或奋蹄扬鬃、一往无前，或直蹿高天、搏击风云，或回首长鸣、顾盼生姿，无不精神抖擞、气宇轩昂，正是抗战时期我民族精神的体现。而徐悲鸿画马之集大成者，无疑就是抗战胜利前夕他送给陈纳德将军的《八骏图》。
1945年7月19日，徐悲鸿五十寿辰，受过他知遇之恩的傅抱石特地绘制《仰高山图》向大师致敬。“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用在五十岁的徐悲鸿身上并不为过。
七曰头马。抗战胜利后，徐悲鸿的声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此时，画坛能与徐悲鸿比肩而立的人物，齐白石、黄宾虹垂垂老矣，张大千则吟赏烟霞、悠游世外；创办上海美专，成名于“裸体模特”风波的刘海粟走了一条与徐悲鸿相似的人生道路，同样出国留学，融中西艺术于一体，但两人同途殊归，徐悲鸿坚持写实主义，刘海粟则热衷于后印象主义，两人不仅艺术风格迥异，且因为“野鸡学校”之争一生形同水火。不过，此时的刘海粟已经陷入“文化汉奸”的泥潭中不可自拔，不得不低调做人，再也无力与徐悲鸿争锋。一时之间，环顾画坛，徐悲鸿俨然成了无可争议的王者。
1946年，徐悲鸿出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1950年更名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执中国美术最高学府之牛耳，这似乎也标志着徐悲鸿已经成为中国画坛之盟主。
不过树大招风，徐悲鸿的志得意满也引来了一些人的不满与攻击，“倒徐”的火药味越来越浓。1947年10月，北平爆发了一场新旧国画论争，先是国立北平艺专国画系三位教师罢教，抗议徐悲鸿“摧残国画，毁灭中国艺术”，接着以老画家为主的北平美术学会在中山公园举行记者发布会声援。徐悲鸿沉着应战，得道多助，此时他画马题句“直须此世非长夜，漠漠洪荒有尽头”，表现了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英雄气概。
八曰瘦马。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为了保护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免遭战火摧毁，徐悲鸿曾在傅作义召开的各界名流座谈会上第一个发言。对于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徐悲鸿充满期待，在刚刚完成的一幅《奔马图》上，他题道：百载沉疴终自起，首之瞻处即光明。
不过，徐悲鸿很快发现现实跟自己想象中还有点距离。徐悲鸿刚刚接掌北平艺专的时候，校舍不够，他向自己的老朋友、时任北平行辕主任的李宗仁交涉，艺专才得以搬入王府井帅府新校舍。为了表达对李宗仁的感激之情，徐悲鸿将新落成的学校大礼堂命名为“德麟（李宗仁字）纪念堂”。结果北平解放后，很多人对于新校舍的来历故意装作不知，专门盯着“德麟”二字找碴，说徐悲鸿是在拍战犯李宗仁的马屁云尔。这让徐悲鸿的心情一度很糟糕，他还为此写过“自白书”贴在学校教务处的门口，看来“独持偏见，一意孤行”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新中国成立后，徐悲鸿受到高规格的待遇，兼任中国美术协会主席和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二职，但崇高的地位并未使他心里踏实。一次，徐悲鸿受邀参加天安门国庆观礼，有幸见到了毛泽东，在握手的仓促间，毛泽东问他学校办得怎么样，他竟不知如何回答，只是说“在操场四周种了许多菜，师生一起参加劳动”。
事实上，徐悲鸿在美院的地位已经变得尴尬起来，上头派了一位党委书记江丰，江书记才是美院实际上的一号领导，许多事情徐悲鸿只剩下听命的份。而社会上对于徐悲鸿“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批判不绝于耳，虽然他因生病躲过了“整风”与“三反”，但是痛心疾首的悔悟与检讨还是免不了的，这让他深感压力。困境中的徐悲鸿，真像古道西风中的瘦马，独自咀嚼着伤心的黄昏。
更要命的是，徐悲鸿的身体犹如江河日下，他犯有严重的高血压，时常晕过去，而心情的压抑更加重了病情。病中的徐悲鸿在创作上常有心无力，他崇敬鲁迅，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写成对联挂在自己的书房，但他从1951年开始创作《鲁迅与瞿秋白》，却直到去世都没有完成；1953年，他应邀给志愿军战士画《八骏图》，病重的他实在无力完成这样复杂的大作，只好改成画单匹奔马，并从画好的二三十幅图中选了六幅寄过去。
1952年，徐悲鸿因为脑溢血被送进中央人民医院抢救，住了四个月的院，共花费了四千多万元，相当于现在的四千多元。徐悲鸿知道这是公费之后，惭愧地说：“我们国家还很贫穷，百废俱兴，而我却耗费国家这样大一笔钱，等我好了以后，要以加倍的工作来偿还。”
1953年9月23日，第二届全国文代会开幕，徐悲鸿担任大会执行主席。就在这天晚上欢迎波兰代表团的宴会上，徐悲鸿猝然倒下，这一次他被送进医院急救后就再也没有出来。9月26日凌晨三时，巨星陨落，那一瞬间中国画坛为之黯然失色。
徐悲鸿去世时年仅五十八岁，对于一个画家来说这个年龄还很年轻，同样的年纪，齐白石刚刚开始他的“衰年变法”。如果天假以年，让他活到齐白石那样的高龄，徐悲鸿还会留给我们多少惊世之作？廖静文说，徐悲鸿的遗体放在中央美院大礼堂时，眼睛还是圆睁着的，身既死兮神以灵，此之谓国殇！
三个女人，三种人生（上）
蒋碧薇、孙多慈、廖静文，这三个女性的名字在徐悲鸿的生命中都有很重的分量。
蒋碧微原名蒋棠珍，家属宜兴望族，宜兴南门大人巷里的蒋宅连绵数进，在当时宜兴城里很难找到比它更大的房子。蒋棠珍自小跟着父亲蒋梅笙读书，1916年蒋梅笙赴上海复旦大学当教授，她也随父到了上海。不久，徐悲鸿经人介绍，到蒋梅笙寓所拜访了这位乡贤，此后他常来蒋家侃大山兼蹭饭。此时，徐与蒋碧薇虽然不常说话，但彼此都已熟识。徐悲鸿出众的才华与穷而益坚、艰苦奋斗的故事不但打动了蒋梅笙夫妇，也让蒋碧薇对他产生了一种“同情和钦佩兼而有之的复杂感情”，熟读言情小说的朋友不难理解，这种感情往往是女人爱上男人的前奏。
不过这时蒋碧微已经名花有主，十三岁的时候，她被许配给了苏州望族查家的二公子查紫含，两人可算门当户对。没有想到，这位查先生竟然因为一次考试作弊断送了自己的婚姻。查紫含当时也在复旦大学跟着蒋梅笙读书，有一次在大考之前让他弟弟来找未来的老丈人要一份国文试题。这件事被蒋碧微知道了，从此打心眼里鄙视他，认为这种人不配当自己的丈夫，再反观徐先生，不免有一种嫁人当如是的感觉。
蒋碧薇和徐悲鸿从未单独在一起，也从来没有私下里说过一句话，神奇的是，两人却心有灵犀一点通。1917年5月，徐悲鸿得到哈同总管姬觉弥的一笔资助，即将去日本留学，临行前他在友人的帮助下把蒋碧薇拐走了，过程几乎不费什么周折，一切水到渠成。在去日本的航程中，徐悲鸿将刻有“碧微”二字的水晶戒指戴到她的手指上，时年徐悲鸿二十三岁，蒋碧薇十九岁。
一个大家闺秀和人私奔，这在当时是件很了不得的事情，对于亲家来说更是奇耻大辱。蒋家无奈之下，用了一个“瞒天过海”的计策，对外宣称蒋棠珍因急病身亡，并在家中设了灵堂，出殡时，为了不被人发觉，棺材里还放进了石头。此后，世上再无蒋棠珍，只有蒋碧薇。幸运的是，也许是太爱自己的女儿，也许是真的非常喜欢徐悲鸿，等年底两人从日本回来时，蒋梅笙夫妇并未责怪他们。
从1917年到1927年，日本、北京、巴黎、柏林，这是两人风雨相伴的十年。在欧洲留学的时候，官费一度中断，最困难时，蒋碧薇给百货公司当绣工，靠一点微薄的计件工资来贴补家用，这对于一个从小养尊处优的大小姐是十分不容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