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人之所以能赚钱、会赚钱，关键的一条是“想到了就做，看准了就干”。
20多年前的中国，随便走过哪个城市，总能看到正在创业的温州人。他们做别人看不上的生意，赚别人瞧不起的小钱。对此，不少人在心里说“可怜的温州人”，而有识之士会惊叹：可怕的温州人！
果然，到了20多年后的今天，创造了无数商业奇迹的温州人已经成为中国最能赚钱的人了。
在国内，温州人的厉害想必很多人都或有耳闻，或有目睹，甚至是他们的手下败将。每个城市的富豪榜中几乎都有几个温州人。而且，只要是做生意的，尤其是轻工产品的生意，通常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被温州人打败，要么与温州人合作。
在国外，温州人因为会赚钱而名气非常大，甚至外国人只知道有温州，而不知道有浙江。温州人被越来越多的人称为“东方的犹太人”，与其说这是对温州人的褒奖，还不如说是对犹太人的恭维。
因为温州人在抢滩欧洲十几年后，就在很多领域，将在欧洲做了上千年生意而所向无敌的犹太人，打得一败涂地。为此，天下第一商人的犹太人心服口服地惊呼：居然还有比我们更会做生意的人！
温州人不仅敢创业、会赚钱，而且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扩张速度特别快，在短短十几年，甚至几年的时间里，一个白手起家的人就能成为亿万富翁。
胜利才是硬道理！最近几年，因为全国各地对招商引资的重视，更是因为温州人有钱、会做生意、能够创造商业奇迹，因此温州人顿时成了全国受欢迎的对象。一次投资能够上亿、几亿甚至几十亿元的温州人，成了振兴当地经济的一支生力军，让人们不得不佩服温州人。
（一）想赚钱才能赚到钱
爱财之心是取得财富的原动力，动力越大，其行动就越有力，行动越有力，方法就越多，赚到的钱就会越多。
强烈的赚钱欲望
有一个关于犹太人的寓言：一个英国人、一个美国人及一个犹太人在一起。犹太人问其他两位：“对于教堂奉献箱里信徒们所奉献出来的钱，你们都是怎么处理的？”
英国人说：“我会在地上画一条直线，然后把奉献箱里所有的钱，往天上一丢，落在地上直线右边的，是属于上帝的钱，作为教堂运作的经费；而落在直线左边的，则算是我的薪水，留下来让自己过生活。”
接着美国人说：“我也跟你差不多，我是在地上画个圆圈，当然，圆圈不能画得太大啦！然后把奉献箱的钱呢，往天上一丢，掉在圆圈里面的就奉献给上帝，而掉在圆圈外面的，就当做是我的私房钱啦。”
这时候，视钱如命的犹太人忍不住开口了：“你们太麻烦了，我根本不用画什么直线、圆圈。我的方法很简单，只是直接把信徒奉献的钱往天上一丢，上帝要就让他拿去，上帝不要就掉在地上，那就全归我了。”
这就是犹太人嗜钱如命的本性，因为太爱钱了，所以连他们信奉的上帝都可以靠边站。犹太人这种热爱钱，热衷于经商的心态，使得他们堂堂正正经商，理直气壮赚钱。而且为了想方设法赚钱，人也变得特别精明，因此就经常能够赚到钱，能够成为世界第一商人。
在对于金钱这个问题上，被称为“东方犹太人”的温州人当然也会与众不同。
在中国有这样一个说法：一个外星人来到了中国，北京人会将外星人带回去研究，上海人要带外星人到上海办展览，广东人会试试外星人能不能吃，温州人则会问一下：外星球上有什么生意可做？
如此强烈的赚钱欲望就是温州人成功的第一要素。没有一个温州人试图掩饰他们血液里始终兴奋着的发财欲望。“不赚钱，毋宁死”，这是他们的信仰。
余世雄是第三代温州籍华侨的优秀代表。他生在新加坡，长在荷兰，在澳大利亚上大学，取得英国牛津大学的硕士学位……虽然温州与他看似很遥远，但温州人想赚钱这个一脉相承的传统却在他身上继续延续。他之所以选择金融专业，就是因为从小每当看到开餐馆的爸爸翻看账簿，他就觉得特别兴奋。因此对法律、文学都不感兴趣，而是希望能够成为一个“整天都想赚钱”的温州人。
20年前，有人嘲笑温州人有“三臭”脚臭--不讲卫生；嘴臭--说话爱带脏字；铜臭--爱钱如命。20年后，温州人的前两臭大概已有改善，但是对于铜臭，却似乎变本加厉了。
四海创业
欲望是人们生命里的最主要的激励因素。人有了欲望，就有了力量的源泉。不管他是做什么的，只要有了欲望，就会一步步迈向成功。温州人当初能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创业，并且能一步步迈向成功，其原动力就是有强烈的赚钱欲望。
温州人的赚钱欲望和创业的冲动却是与生俱来的，他们个个都渴望有自己的事业，有机会自己当老板。几乎所有的温州人都在经商，都在办厂，他们要么在家做买卖，要么出去闯世界。在改革开放之初，温州人还没有足够的资本来创业，有点儿小钱的人，就利用家庭中一些已有的设备来开作坊，办小厂；腰无分文的人，就外出或擦皮鞋，或弹棉花，或卖眼镜，或挑糖担，抓住机会埋头苦干，很快地就完成了原始积累。
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后，就接着二次创业，争当大老板，在这种一个比着一个干的浓烈氛围下，闲的人心里慌，懒的人不自在，穷的人不开心，于是每个人都有创业的冲动，形成了“个个想创业，人人想赚钱”的全民皆商的局面。在温州人眼中，天下没有不赚钱的行当，关键在于想不想淘金，愿不愿创业。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如果连创业欲望都没有的人，怎么可能赚钱呢？这就是温州人赚钱的第一要诀！
现今750万温州人中，就有4/5的人从事工商业，更有160万的温州人闯荡全国，50万人遍布全球。从漠河到海南；从天山脚下到世界屋脊城市拉萨；从北京的浙江村（实际是温州村）到巴黎、伦敦、罗马、纽约等一条条温州街。凡有人群的地方，都能找到温州商人的身影。
总之，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做生意的温州人；哪里没有市场，哪里就有开拓市场的温州人。
温州人不混个人样出来是绝不会回家的。他们如果什么时候回到家乡，那肯定是功成名就之时；即使失败了，他们也会再爬起来，继续干。有这样的决心，什么事情办不成呢？决心，就是立志。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有了决心，并一以贯之，机遇总会有的。
野心就是动力
一位废品回收公司的老板，因为一次意外的刺激，激发了他赚钱的野心，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
几年前，连一辆人力三轮车都买不起的他，在火车站等场所，靠捡酒瓶、罐头瓶和易拉罐维持生计。有一天，在一个豪华宾馆前，一辆别克牌轿车的车门处，他发现一只已被轧瘪的易拉罐，就毫不犹豫地走近那辆车，要去捡那个易拉罐。
谁知，就在他正要屈身捡起那只瘪瘪的易拉罐时，后座的车门缓慢地打开了，一位戴眼镜的中年女士动作优雅地钻出车门，声音温和地朝他迎面问道：“请问老板，去五羊公园怎么走？”当时一事无成、一贫如洗的他直起了弯曲的腰身，很礼貌、很绅士地把去五羊公园的路线向那位女士讲得清清楚楚。
事后，他不仅没再捡起那只易拉罐，而且鬼使神差地牢牢记住了那辆轿车的车牌号码。接着，他去一家小餐厅一气喝干了三杯扎啤。然后，径直回到自己的住处，蒙头痛哭了一场、大睡了半个下午……三天后，他东借西凑地筹措了组建废品回收公司的启动资金；三个月后，他还清了所有的借款；三年后，他也买了一辆别克轿车。
当“刘老板”真的成了老板后，他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听到了那辆别克车的所在地和车主，接着驱车数千里找到了那位因无意中的一句话改变了他人生和命运的女士，当他面对面地向那位女士致谢时，他才惊讶地知道，那位女士是高度近视。
在人们的印象中，“野心”好象一直都是一个贬义词，“狼子野心”，“野心家”、还有“野心勃勃”。实事求是地说，“野心”本身不是错，它是人成就事业最强大而且源源不绝的动力。
一个人有点野心更没有错，而且干任何事情还必须有点野心，野心是成就事业的最有力的保证。就像那句名言所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一个好士兵！野心其实就是雄心，就是理想，就是奋斗目标。赚钱的欲望就是赚钱的野心，野心越大，赚钱的可能性越多。
温州的肖绍静16岁背井离乡来到南京发展，19岁时租用了某商场两节眼镜柜台开始创业，最初的启动资金只有100块钱；3年之后，拿着挣到的50万元钱，开始打造“明亮眼镜”品牌。如今，28岁的肖绍静，已经拥有12家连锁店、超过上千万的资产。
“事业是人做出来的，从16岁起我就有当老板的梦想。事实证明，不管你的起点怎样低，只要努力去做，每个人都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这就是他的经验之谈。他还说，以前南京人对温州人的印象不太好，说我们是“小温州”，滑头、会钻空子。即使如此，也改变不了温州人赚钱的欲望。
肖绍静很坦率地认为，南京老板之间时常停留在“互相比穷”上，如果我每月能挣上3万元，想想别人还有只挣8000元的，因此心理顿时充满了优越感。而温州商人则是“比富”，肖绍静就时刻在想：可能就在自己开始享受、开始松懈的那一刻，就会让窥视我的市场份额的对手迎头赶上。
穷怕了就想发财
在犹太人5000多年的发展史中，曾多次遭受大迫害、大流散，他们一直过着颠沛流离、朝不保夕的日子。但正因为如此，他们必须要赚钱，赚的钱越多，心理上就越安全，所以他们拼命赚钱。
温州人天生的赚钱欲望与他们类似，也来自一个字--穷！温州人虽然能够忍受经商中的诸多之苦，但他们却是忍受不了贫穷之苦。
从地理位置上看，温州一面临海，三面环山，且多为高山深壑，行路难不亚于蜀道之难。对此，孟浩然曾用诗这样描述：“我行穷水国，孤帆天一涯。借问同舟客，何时到永嘉。”直至1989年，沿海14个开放城市中，也只有温州既不通铁路，也没有机场。
由于自然条件先天不足，又地处海防前哨，长期以来，国家除了从战略角度考虑，在温州修筑必要的军事设施外，经济建设投资很少。解放后30年，国家对温州工业的全部固定资产投资只有6亿多元，大型国有企业一个也没有。城市面貌残破不堪，基础设施严重滞后，以至于“姑娘、小嫂挑着粪桶满街跑”一直是温州人羞于启齿的心头之痛。
因此，温州人非常想赚钱，想脱贫致富。改革开放之初，他们忍受了很多非议与磨难，然而他们不会因为外在的压力而停止自己赚钱的步伐。
因为憎恨贫穷，所以温州人爱钱。而爱财之心是取得财富的原动力，动力越大，其行动就越有力，行动越有力，方法就越多，赚到的钱就越多，这些都是成正比的。这点可以从犹太人、晋商以及温州人身上得到证实。
（二）胆大才敢做生意
“胜在险中求”，任何能够带来滚滚财源的机会，都伴随着极大的风险。不冒险，不赚钱，不敢冒风险才是最大的风险。
天生爱冒险
300年前，温州还只是东海旁的一个小县，居民不是务农就是打鱼，因为穷到没有办法，有些靠海的人只好出海当海盗。这或许就是温州人胆大包天的历史渊源，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前，一些温州人就偷偷摸摸开始做生意赚钱了。
文革时期，温州涌现出了很多“养蜂一族”，他们乘坐火车天南地北地追花逐蜜。如果你以为他们只是养蜂糊口，所以居无定所、四处流浪，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原来，那小小的蜂箱里面藏着天大的秘密。因为养蜂属于农业，而当时国家很重视农业，所以铁路部门对运输蜂箱有巨大的价格优惠。聪明的温州人看出了这里的商机。他们灵机一动，带着几十个“蜂箱”随着火车走南闯北，奔云南，赴新疆，上东北，下广州……利用蜂箱偷偷贩运紧俏物资，把云南的烟运往新疆，又把新疆的葡萄干贩到天津……
温州人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就开始搞商品生产，初步实行了市场经济，双轨并存。如金乡镇“文化大革命”初期就加工语录牌、领袖像章。50年代以来，尽管民间工商业普遍受到抑制，但温州虹桥一带的农民仍然采取各种方式进行集市贸易，集市时，每日仍有二三万人，上市品种达到400多种。甚至粮食的买卖在严格的控制之下仍未能根除。
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柳市镇的八位小商品经营者：电器大王胡金林，螺丝大王刘大源，矿灯大王程步青，线圈大王郑祥青，合同大王李方平，旧货大王王迈仟，机电大王郑元忠，他们虽然经营的只是螺丝、矿灯、线圈、小五金等商品经济的“针头线脑”，但因为他们有胆识，能在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当时，敢闯“禁区”淘金，所以成为了当时富甲一方的私营大户。
1999年，北约发动对南斯拉夫战争之时，天上导弹穿梭，而地上却有大批温州人忙着自己的生意，当科索沃局势稍一平静，温州人就进入科索沃做起了他们的买卖。温州人说：战争是不可能永远打下去的，我们就是选择众多商家撤退的时机进入，虽然冒点险，但捷足先登，生意好做。
不冒风险是最大的风险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有三次发家致富的机会，而多数人却失去了：第一次下海经商，倒买倒卖，认为是不务正业，投机倒把；第二次是玩股票，认为是骗人；第三次是搞房地产，认为会血本无归。到头来一看，结果不是我们的想像，却正相反。所以，只要有胆量去吃第一只螃蟹，再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地去努力，就没有赚不到钱的道理。
如果你只有10元钱，你会选择怎么去用这10元钱来支持你的生意？一般的人都会选择做生意用上6～8元，剩下的钱给自己留一条退路。
而温州人的方式是，拿上自己的10元钱，再去亲戚朋友那里借10元，然后去银行贷款10元钱，用手头的30元钱全心全意经营生意。6元和30元的本钱的差距，这就是温州人经商上的勇敢。
温州人肖绍静有个朋友是南京人，虽然从事不同的行业，但在创业第一年两人赚的钱都在10万元左右。这时肖绍静发现眼镜市场有利可图，于是又从银行借贷了10万元，一起“砸”到事业上。而那位南京朋友把8万元钱存进了银行，只拿出2万元用在事业上。又是一年春来到，两人的事业也同样在发展。不同的是，肖绍静的20万元在一年间已经“利滚利”到了近50万元，而他的朋友也赚了一倍，但总共才3万余元，这就是温州人的勇气。对此，肖绍静深有体会地说，认准市场，敢冒风险，迅速入市，是温州人成功的一大法宝。
犹太商人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真正的商人敢于拿妻子的结婚项链去抵押。”不过，犹太人还是比不上温州人，因为项链不过是可有可无的饰物，而温州人如果没有将房屋产权证拿去银行抵押贷款进行投资，则会遭到所有的亲朋好友笑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