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打击鄂党的同时，乾隆也加紧了对张党的控制和打击。左都御史刘统勋就曾上奏：“大学士张廷玉历事三朝，小心谨慎。皇上眷注优隆，久而弗替，可谓遭逢极盛。然大名之下，责备亘多，勋业之成，晚节当慎。外间舆论动云，相城张姚二姓，占却半部缙绅。此盈满之候，而倾覆之机所易伏也。”
为了不使张氏家族势力过大，刘统勋建议不妨效仿先皇康熙的做法，“敕下大学士张廷玉，会同吏部衙门，将张姚二姓部册有名者，详悉查明。其同姓不同宗，与远房亲谊不在此例。若系亲房近友，累世密戚，现任之员开列奏闻，自命下之日为始，三年之内，停其升转”。对这一建议，乾隆表示赞同。但为了不引起张党的恐慌，乾隆又对张廷玉进行抚慰，开导张廷玉这样做对他有益而无害，“今一经查议，人人皆知谨饬检点，转于大学士张廷玉有益”。
张廷玉在官场几十年，当然知道皇上的真正意图，于是他立即上疏请求辞去兼管史部事务的职务。此后张廷玉又多次以年老乞退。直到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乾隆才同意张廷玉请辞。
鄂尔泰、张廷玉两党之争，前后持续几十年。乾隆在初期，还要借助他们的力量处理朝政，所以对他们采取的是宽容和并用的策略。而当乾隆逐渐掌握朝廷权力，巩固皇位之后，对这两大势力集团的争权夺利就再也不能坐视不管了，于是他采取了一并控制、打击的策略，同时又注意保持一定的限度，不致激起剧烈的反抗。
在这一策略之下，乾隆终于铲除了两大集团，牢牢地使大清政权掌握在自己一人手中，真正成为“万民之主”。
“治强易为谋，弱乱难为计。”要破除朋党，君主必须牢牢地紧握权势，像决策权、财政权、刑赏权、用人权等要独操于手，决不能假借臣下。另一方面要采取有力的措施，来削弱权臣。韩非指出：“欲为其国，必伐其聚；不伐其聚，彼将聚众。欲为其地，必适其赐；不适其赐，乱人求益。彼求我予，假仇人斧；假之不可，彼将用之以伐我。”意思为，君主要想治理好国家，必须像铲除杂草一样清除朋党；不这样做，朋党就会越来越多。对于大臣，赏赐一定要适合；如果赏赐不适当，大臣就会提出更多的要求。他们一提出要求，君主就满足，这是增强大臣的实力，将会造成自我削弱，就像借斧子给仇人一样。因此，君主要控制赏赐，尤其不能封赏土地来扩大臣子的实力，对有实力的大臣，要采取削夺的措施。另外，还有的君主用朋党之间的矛盾冲突，甚至制造矛盾来挑起冲突，促使朋党相斗，使之互相削弱，从而坐收其利。
让大家跟着我跑
——武则天牵制中的平衡之术
在领导用权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这样的矛盾：一方面，领导者不能全权独揽、事必躬亲，他必须下放权力，依靠他人的协助来实现有效的领导；另一方面，作为领导者又不能授权过度，造成大权旁落。于是，如何进行权力的分配以及形成权力的制衡关系，也就成了每一个领导者值得深思的难题。
自古以来，无法控制的权力是最危险的，轻则使人身败名裂，重则使国家倾危。曹操说：“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制由权也，权因事制也。”为人上者，不但要控制自己的权力，抑制权力欲的膨胀，更要制衡手下的权力。不给权则无法办事，给权太多则尾大不掉。中国古代的治乱循环，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此而起的。精明的领导者，既要有宽容的心胸，又要有制衡的手段，两者缺一不可。
武则天作为权谋大家，深谙平衡之术。武周时最大的两股力量，一是武派，一是李派。武派是武氏家族成员以及与之联盟的武则天的私臣，李派则是李唐王室和拥戴李唐的大臣。武则天时而扶这派，时而压那派，在平衡中以求得对权力的稳固控制。
武则天主要通过预备二线、三线队伍，对一线人员构成潜在的竞争和威胁，不断地更换官吏，以不使任何一派的势力做大。
对官员如此，对酷吏也是一样，索元礼、周兴这批旧酷吏，就是被来俊臣这批新酷吏解决的。由此还引出了一个“请君入瓮”的典故。
天授二年，御史中丞李嗣真因酷吏滥杀，向武则天进言，现在的酷吏不按律法，随意断案定罪，这是“权由臣下”。同时，他以老子的话“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进一步阐述，认为现在把权力交给酷吏，不可不慎。酷吏破坏司法是武则天授意这么干的，因此，她不以为然，但“权由臣下”却一下击中她的软肋。于是，她将铡刀指向了那些由她一手提拔的老酷吏。其实，对酷吏她也不是专信一派，而是多树旗帜，分其权势。现在她正好可以用一派去处理另一派，让来俊臣审讯周兴。来俊臣不露底牌，请周兴一同吃饭。席间佯装向其请教：有囚犯不认罪，如何是好？周兴也诲人不倦，说取个大瓮，用火在周围烤，让囚犯进瓮里，不怕他不认罪。来俊臣依样布置好后，说请君入瓮吧。周兴一下就认罪了。
对李派的牵制也是如法炮制的。
李昭德曾是武则天身边红极一时的人物，他是拥戴武则天的功臣之后，强干有魄力。武承嗣指使到武则天面前请求废李立武的王庆之，就是被李昭德率领朝臣群殴而死的。武则天对李昭德很信任，甚至武承嗣去说他坏话时，反而被武则天讥笑说：自打我用了李昭德后，就一直高枕无忧，是他在代替我受劳苦。但是武则天又岂肯将大权旁落于一人之手呢？因此当另一个受武则天重用的李派大臣丘愔提醒武则天“臣闻百王之失，皆由权归于下”时，一下就打动了武则天的心。然后他弹劾李昭德，说：“李昭德在外朝专权，臣观其胆，乃大于身；鼻息所冲，上拂云汉！”武则天很快就罢免了李昭德的相位，让丘愔代替他。
当然搞平衡并不只是罢免一两个人就算大功告成了，还必须得在敌对的两派之间搞牵制，不让任何一方完全得势。武则天在晚年推行的李武并贵的策略，就是两派并存、相互牵制的高超之法。
酷吏集团和武承嗣联盟后，武派的力量得到极大的加强，为了独掌权势，屡次对李派痛下杀手。但武则天对他们始终不放手交权。当来俊臣把狄仁杰、魏元忠等李派朝臣的基干力量都罗织进“七大臣谋反案”时，武则天没有把审讯狄仁杰等人的权力下放给来俊臣，在最后关头保住了这批人的性命。为了能一举消灭李派势力，武来联盟把太子李旦也诬为谋反，但在最后关头，由于小乐工安金藏剖腹为李旦鸣冤，才使武则天决心留下李旦，这使得武来联盟的如意算盘全盘落空。
长寿元年后，李派开始对武派进行反扑，武则天却又反过来保护武派。侍御史周矩提醒武则天说，现在满朝都是陛下的仇人，陛下处于极端孤立的地位！周矩给武氏摆出了一个这样的问题：你究竟依靠谁？是依靠酷吏，落个众叛亲离的下场，还是把权力从酷吏手中收回，依靠文武臣僚治理天下？武则天心动了，决定逐步停止恐怖政策。但她还不想一下除去酷吏这支队伍。要杀来俊臣，罪名俯拾即是，但她舍不得杀，留下也许还有用处。果然，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来俊臣东山再起，他帮武氏再次对李唐派残余势力进行了打击。
来俊臣起来后不久，李昭德就被授予监察御史的职务，他和来俊臣之间的斗争，在中断了一个时期后，于公元697年又开始了。最后两人一同下狱。多少年来，武氏一直将李昭德与来俊臣作为两个相互平衡的砝码。当来俊臣下贬时，李昭德也下贬；来俊臣起来时，李昭德也起来。两个势如水火的仇敌，有着极为相似的荣辱起伏遭遇。这当然不是命运的决定，而是巧妙的人事安排。所以，现在来俊臣行将处决，则李昭德也是非死不可了，六月丁卯日，两人同日“弃市”。
武则天直到晚年仍还坚持“李武并贵”的政策，她把李显召回立为太子，却又让李氏兄弟和武三思等人明誓共相容，还把拥李的宰相魏元忠、丘愔外贬。甚至当她病情恶化的时候，还坚持既不让李显、李旦，也不让武三思、武攸暨之流，甚至也不让她惟一的女儿太平公主入宫侍疾。这当然与她习惯于二张的侍奉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她不想表现出对武、李中任何一方的偏向。
李派最终还是靠政变结束了武则天的执政生涯。当然那是李派潜藏深伏、蓄积多年的结果，也许是因为武氏太老了，已无力再掌控局面。但多方牵制搞平衡的权术确实让她超脱于各派之上，扮演着最后终结者的角色。
中国历史上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也是一个善搞平衡、协调各方利益的高手。
宰相赵普独揽专权，赵匡胤为分其权，便以减轻其压力为由，让兵部侍郎薛居正和吕余庆以本官身份参知政事。但赵匡胤不想因此而让这些二线队伍一度膨胀，同时也不想让赵普有什么怨言。于是，他让两个新人分担赵普的相权，却又不让他们独自宣示诏书，单独值班，也不让其掌管相印，还不得到政事堂议事，只让他们到宣徽使厅议事，在殿廷上则另设座位在宰相的位置之后，在公文签字时，他们的官衔与姓名，都要比宰相低几个字，月俸杂给，也只有宰相赵普的一半，总之，让双方都过得去，不过分偏向任何一方。
赵匡胤为了不让禁军在京城养尊处优，设计了“更戍法”，让禁军轮流去边境换防，他深知：兵士长期在边境地区，条件艰苦，不让他们回来休息，会产生不满情绪，到了一定程度，难免不生叛乱之心。所以要定期轮换，让兵士知道吃苦只是一时，不至于绝望。同时也可借用轮换戍边的方法，使全体禁军士兵劳逸平均，谁也不能偷懒，谁也不会长期受苦，大家心理平衡，这也是控制人心的一种谋略。
大将郭进在北边防守北汉，治军严厉且好杀人立威。有一次，赵匡胤选派了御龙官30人前往西山，正好遇上与北汉作战，这批御龙官在战斗中，多有退却者，郭进毫不客气，当场斩首十几人，制止溃逃。赵匡胤听到消息时，正在宫中检阅禁军。面对情绪波动的亲军，他说：御龙宫是千百人中才能选到的一两个精兵，而郭进只因他们犯了一点小过失，一下子就杀了十几人，像这样下去，我这里的龙种健儿，也不够他用的。但赵匡胤又暗中派人对郭进说：这些御龙官，仗恃自己是皇帝的宿卫亲兵，到外地都骄傲而不听令，你杀得非常对。郭进知道后，深为感动。此举虽近于两头买好，但一边是贴身护卫军，一边是前线部队，确实需要平衡抚慰，如果万一激起变乱，后果不堪设想。
大权独揽、事必躬亲固然是领导者的大忌，但过分地分权，或者在分权中使某些下属的权力过大，又会严重地削弱领导者自身的影响力，甚至还有可能造成组织内部的混乱局面。因此，领导者在处理这两者关系时，必须得有一个准心：一、领导者要有分权意识。事实表明，领导说到底是用人成事的艺术，领导者只有善于授之以权柄，使之各负其责，各尽其能，各展所长，才能成就一番事业。二、在分权的过程中，要掌握一套制衡的策略，以防止下属集权现象的发生。要深刻明白权力不受监督制约就必然会产生官强主弱的现象，因此为了更好地驾驭下属，必须设法在下属之间形成权力制衡的关系，以防止少数人专断。三、要善于分权。领导者在分配权力的时候，要遵循以下的一些原则：职权一致、责权对等原则；层级分明、权责明确原则；科学合理、相互制约原则；知人善任、大胆放权原则。
布下看不见的线
——朱元璋广布耳目监群臣
领导者要想了解下面的动态，必然得有一个信息渠道。通过这个渠道，领导者就能够完全掌握下属的动态，从而辅以相应的权变策略，达到驾驭的目的，当然这对被领导者来讲无疑是一种最可怕的监制。
历代皇帝之中，朱元璋可算最多疑的一个，他对臣子和民众始终放心不下。越不放心，他就越想了解他们的动向。于是，在他的控制下一个庞大的情报网络孕育而生。
首先是设立御史台，洪武十五年改为都察院，长官是左右都御史，下有监察御史百十人，分掌12道。职权是纠劾百司，辨明冤枉，凡大臣奸邪，小人构党，作威福乱政，百官贪污舞弊，学术不正，和变乱祖宗制度的，都可随时举发弹劾。
另外，朱元璋还建立了庞大的特务机构——锦衣卫，负责侦察和刑讯。特务无孔不入，朝廷内外，所有官员的所作所为，都逃不过他们的鹰眼犬鼻，甚至连他们的家庭琐事也尽数全知，这虽然对官吏和百姓起到了监制的作用，却造成了一种紧张的局势，没有谁敢廷上高论，也没有谁敢私下小议。
文渊阁大学士宋讷，兼任国子祭酒（相当于今天的大学校长），学生都是一些功臣子弟。宋讷订立了很严的学规，终日端坐讲解，晚上就住宿在学校里。太学生们攻读勤奋，洪武十八年恢复进士科，取士四百七十有余，太学生就占了三分之二。明太祖很赞赏宋讷的办学成绩，还特意致词加以褒美。
有一次，明太祖派画工偷偷地观察宋讷私下里的言行举止，并将其画下来。当他看到画像里的宋讷端坐着脸上颇有怒色，心里有些疑惑。第二日便派人把宋讷找来，问道：“昨日你为了什么事生气？”宋讷很惊奇地回答：“有个学生走路不小心，摔了一跤，把茶器打碎了，是臣教育不当，所以生气。不过，陛下怎么会知道我生气的？”明太祖将画工偷画的像拿出来给宋讷看，并说：“你私下的言行举止，我都是知道的。”
浙江绍兴70多岁的老儒钱宰被征到京城编书，年老力衰，精神疲倦。一天，不觉吟道：“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文华殿赐宴，朱元璋对钱宰说：“昨天作得好诗。可是，我何尝嫌你，‘嫌’字何不换成‘忧’字？”钱宰吓白了脸，忙跪下谢罪。
朱元璋还建立了“奴军”，也叫“铁册军”。按公侯等级赐予十多人至百十人不等，名义上是服侍护卫公侯，实际上这支军队负有监视功臣的职责。功臣的行动，随时随地都得报告。当然，他监督功臣的手段还远不止这些，他得调动一切因素，睁开眼睛，伸长耳朵为他收集情报。
在战争过程中，为提防将领，广布耳目，朱元璋收了很多义子。这些义子不仅为他出生入死，而且还得把各将领的情况随时报告给朱元璋。朱元璋小时候的朋友汤和应该是他的亲信了，汤和在守常州的时候，曾为一个不大的事请示朱元璋而被驳回，心里很不自在，酒醉后说：“想我汤某镇守在这里，就像坐在屋脊上，想往东倒就往东倒，想往西倒就往西倒，谁能把我怎么样！”这酒后胡言被监视的义子报到朱元璋那里。朱元璋很是恼怒，当时虽没有治他的罪，却是一生耿耿于怀。
为了能够得到第一手资料，朱元璋常常亲自出马。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事先不打招呼，突然查访。
罗覆仁是弘文馆学士，为人质朴，朱元璋经常呼他为“老实罗”。其家在城外边的一条小巷子里，房屋破旧，东歪西倒。一天，朱元璋突然造访，进屋时，罗覆仁正在梯子上刷墙壁。朱元璋看到大臣清贫若此，随即赏赐给罗覆仁一所大宅邸。
朱元璋出于疑忌，大搞监制，弄得人人自危，也滥杀了许多人，但这种监制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威慑的作用，使臣下小心谨慎，不敢有非分之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