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下午，营地里挤满了科学家、义工、记者和一波又一波的观众，里面包括了政府官员、警察、中学校长和一群身上只穿着短裤、涂着泥巴的人。各种各类的海虫、水母、海葵、蛤蚌、螃蟹、等足虫和其他无脊椎动物，全被装在试管、锅头和罐子里，把五个大会议桌都摆得满当当的，旁边还有三个桌子，也都被岩草、大叶藻、虎耳藻和其他植物所淹没。科学家们开始分类，并且驼着身子凑在显微镜前研究一些细小、肉眼看不见的生物。另外还有两名速记员，将我们从高潮线以下搜集来的生物全都编制成目录。
因为那天下午有太多人拥到沙洲这边来了，导致五名奥林匹亚的自行车警察不得不出动负责监控群众。流动厕所前的队伍大排长龙，所以很多男士都肩挨着肩在酒馆后面站成一排，把黑莓丛当成了小便池。几乎所有人都到这里来了，除了妈妈和安琪。我很担心安琪是不是已经出发去了北卡罗来纳州。
我看到很多厄琉息斯秘仪教徒，卡洛琳也在其中，她看起来很想拥抱我的样子，但还是尊重我的意愿。我还看见潘西，他双手庄重地放在背后，慢慢从放满生物的桌子旁边走过。我叫他的名字，他对我露出一个大得出乎我意料的微笑。我看见史坦纳法官坚定、优雅地和所有人握手打招呼，好像这些人出现在这里是为了表达对他的支持似的。我看见许多本地居民脸上写满了惊讶，这是他们第一次好好地盯着海洋生物看。他们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这次活动的目的是什么，但看着科学家们兴奋的样子，多少受了点感染。
我们有所发现的消息早已泄露了出去，但等到下午四点半，克拉马教授站在野餐桌上公布我们的工作进度报告后，我们的发现就真的变成了全国性的新闻。两小时后，陆续传回了更多消息。有潜水人员在史夸辛湾底发现了蕨藻--报纸上称之为“海藻杀手”--看来它们已经从我第一次看到时的煎饼湾蔓延过去了。而我在威士忌角附近发现的中国螃蟹，也被证实已经开始在奥特曼湾和贾斐湾的悬崖上钻地道了。接着又有船艇小组在库伯角看见一只他们猜测是鲨鱼的动物，因为它的背鳍和鲨鱼一样，但很快便被潜水人员证实了那完全是另一种动物。
翻车鱼(1)看起来就像是被活生生剖开一半的丑陋鲸鱼，而且行为也很怪异。它们很喜欢吃水母，所以常待在漂浮于海面上的水母群旁。我跟着克拉马教授和另外两位生物学家搭船出去，想亲眼看看那只怪物。我们将它打捞上来，称重（三百零五公斤！）并且拍照后，就放它自由了。但它还是像茫然困惑的外国人一样，紧紧挨在我们船旁，闻起来臭得像条死鱼。
我们的普查结果也发现了一堆来自异国的垃圾，包括有两个垒球大小的玻璃浮标--日本渔夫用来固定渔网的，和一个四十三年前的清酒瓶--里面塞了一张污迹斑斑的留言字条。另外还有两个假模特儿头、一把小提琴和三个长满藤壶的曲棍球手套--跟我之前在斯库克姆查克湾发现的很像。
到了黄昏，某位划着橡皮艇出海的植物学家发现了一小队像叶子一样的东西，正游着越过彭罗斯角。她凑近一看，发现这些蓝色闪亮的身体，正伸出像帆一样的触手，随着水流摆荡。她采集了一些装进罐子后便往回划，这为刺细胞动物组带来了一大惊喜。
这五只帆水母(1)立刻成了大明星，被放在灯光下进行检验，连从未听过它们名字的人们，现在也都呆呆地盯着它们看。强劲的西风经常让上千只帆水母搁浅在华盛顿的沙质沿岸上，但这些看起来像是迷你三角帆船的小小水母，显然是跨越了整个太平洋，一路游到了斯库克姆查克湾口，这简直是航海史上的奇迹。
我那些把科学当成最无聊科目的同学，竟然也都排着队来看这些水母。一些从没跟我说过话的孩子（包括费普斯最喜欢的胸部的主人），也对着我微笑、击掌、大声问好，这还真是吓了我一跳。我以往看到克莉丝蒂·戴克时，她永远是同一号表情--以一种慵懒、性感的方式嚼着口香糖--看到她在我身边绕来绕去直说那些水母好酷，我才惊觉她也和一般人一样会说英语。她弯着腰紧挨着我，近到我可以闻到她的薄荷口香糖味，然后问我是否知道那个清酒瓶里模糊字条的背后，究竟藏了什么故事。
我嘀咕着说了几句含糊的答案，反正可能让她觉得我正领导某个小组在探究那个秘密就是了。
费普斯站在她背后几步远的地方，不停挥动手臂，假装正摸着一对巨大的胸部。就算他不那么做，和她说话对我来讲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不过我还是努力地回应了几句毫无意义的废话，也压根没敢直接盯着她胸前那对和我嘴巴同等高度、隐藏在T恤里的哈密瓜，但我敢肯定，里面一定还包着一件得是天才保险箱大盗才解得开的双排扣环胸罩。
在傍晚气温下降、令人沮丧的秋天气息阵阵来袭时，克拉马教授在遮棚外进行了当天最后一次媒体简报。
他首先表示，所有人一定都非常惊讶和兴奋，但这点他其实不必说明的，光看他那一头被抓得越来越高的卷发就知道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他说，“现在你根本不必到加拉帕戈斯群岛去看异国的海洋生物了。”听众们咯咯笑着，“只要到查塔姆湾走一圈，”他说，“就可以看到其他地方没有的东西。比如，我们刚在威士忌角附近偶然捞获了一种小型鳗鱼，这里虽然有这么多生物学家，但我们仍然没法确定那到底是什么品种。”
在教授长篇大论地描述欧洲绿蟹时，群众开始骚动，低声交谈，忽然一下子就完全没人在听他说话了。我本来以为人们只是对教授的话有所质疑或感到无聊，却突然看到有摄影师和其他人往流动厕所的方向挤去，紧紧围住了一个矮胖的秃头男人。那男人眼神飘忽不安，语调激动，说话的模样就像他家里的车库被龙卷风吹走了一样--我在电视新闻上常看到。
“就像我说过的，我的左耳已经聋了整整十七年了，”他的头皮在闪光灯下油亮油亮的，“不相信的话去问我的医生啊。我现在就可以给你们他的电话号码，你们可以打去自己问。你们要知道，我从来没试过这种事情。我没什么宗教信仰，对所谓的治愈之水也不抱太高的期望。但是我听说这里发生了一些事，所以就从格兰茨帕斯(1)开车过来亲自瞧瞧。”
他说话的方式就像唱歌一样，会将你吸引过去，但有时又会突然冒出一阵小小的咆哮，让你忍不住往后猛退三步。“我以前常去钓鱼，所以防水长靴就放在卡车后面。我只是在霍尔的小屋前面随便晃晃。可当我走到膝盖那么深的水里时，大概二十或二十五分钟之前，一阵大风停下来以后，我的两只耳朵突然都能听得见了！”他用手盖住一边耳朵，接着又换到另一边，“现在还是能听得到！”他边说边露出像铁锈般的牙齿。
他摆动毛茸茸的双手拒绝所有提问，头不停猛摇直到所有人都闭嘴为止。他接着说，他已经和一些人谈过话，有人发誓说自己的牛皮癣已经被泥巴清除了，还有一位来自犹他州的女性宣称，她淌着水走了半小时后，膝盖的关节炎就消失了。接着他透露，这个海湾的治愈能力可能会在隔天满潮时达到极致。这些话他自己都未必全相信，但借着他那引人注目的声音，已经开始往外散播。
他就这样在灯光下滔滔不绝地说着，没多久科学家们便失去了兴趣，窃笑着返回自己的岗位上，继续他们单调的计算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