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内蒙古没有多久，就收到了亚玲的一个传呼，说有重要事情。我给她回电话的时候，她告诉我，“迷你洗脚屋”被彻底查封了，杨洋不知去向。我的头当时懵了，按照我过去的做法，我会立即赶回去寻找杨洋的，什么后果都不考虑。但是，我知道如果再跑回去的话，真的无法面对黑蛋和白猫，他们已经很宽容我了。“亚玲姐，你帮我找找杨洋，需要我回去的时候，你再呼我。”我请求亚玲。
“我试试看，不一定能找到，这么大的城市，你说呢？”
“帮帮我，只有你能帮我，谢谢你。”
亚玲在电话里叹息一声，说：“如果我有一天失踪了，你能这么焦急，我多幸福呀！”
“会的，我爱你，不信你也失踪一次。”
电话那边突然静止了，半天没有声音，我焦急地说：“哎，你说话呀？你现在别失踪，等帮我找到杨洋再失踪，你这人，说话呀？”
“我听你说话哩。”好半天，亚玲才用低沉的声音说。
她的心绪不太好，可惜我当时只想着杨洋的事，没有在意她的情绪变化。
我在土默特右旗焦虑地等待着杨洋的消息，这期间我已经把杨洋的事情告诉了曹姐，曹姐就陪着我一起焦急。这里的天气冷起来，夜里已是零下十度了，还落了一些碎雪。院子里的黄芪都加工成了半成品，因为不够一卡车的货，黑蛋就让我从火车站托运回去了，说已经联系了一家制药厂，可以定期给制药厂送货。黑蛋从邮局给我汇来三万块钱，让我去准格尔旗收购甘草，说制药厂需要上等的甘草，再三嘱咐我要细心，把住质量。黑蛋这么信任我，很让我感动，他能把三万块钱直接交给我，是需要一些勇气的，就连曹姐都说，“你黑蛋哥已经把你当成自己人了。”这种情况下，我虽然心里惦着杨洋的事，但是却不能不去准格尔旗寻找甘草货源。准格尔旗那里的一些偏远小镇，根本收不到传呼信号，所以我不敢在那里久待，常常是去个三五天，就赶快跑回土默特右旗，问曹姐，亚玲有没有给我来电话，得到的总是曹姐的摇头。
一次，我从土默特右旗准备回到准格尔旗的前一天晚上，大约到后半夜，我听到一阵敲门声，打开门，看到曹姐披着大衣站在外面。我有些吃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说：“曹姐，怎么了……你？”
曹姐走进屋子，坐在沙发上说：“没事儿，就是睡不着，一个人在屋里胡思乱想，有些害怕了。”
我看到她紧紧地裹着大衣，有些冷，就让她坐到床上，把被子围在身上。她并不推辞，就坐上了床，把我的被子拉到身上。
“你怕什么？”我问她。
她想了想，说自己不敢闭眼，不敢关灯，一闭上眼睛，就好像掉进了黑黑的无底洞，有时想到人将来总要死的，就觉得头脑发胀，头发都竖了起来，而且总是看到屋子角落的什么地方，蹲着一个索命鬼……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曹姐，她的这种恐惧是我不能理解的，我问她：“你现在还怕吗？跟我在一起什么都不用怕。”
“黑蛋也这么说，你们男人都会这么说。”曹姐似乎对我的话不满意，垂着头。
“黑蛋哥过去经常陪你？”我问。
曹姐点点头，说：“黑蛋是个好人。”
“谁是坏人？”
曹姐听出我的话中有话，就故意说：“你就是坏人！”
她说完，拍了拍床，说：“你别在沙发上猫着，上来吧。”我说：“没事，身子结实着哩。”灯光把她的影子投在白墙壁上，我突然觉得她那缩着身子的影子，有些孤单，她是应该再找一个男人一起生活了，起码可以给她做个伴儿。她和黑蛋这样的活法，毕竟不是长久之计，黑蛋不可能和白猫分开的，这一点她应该清楚。但是，我又不知道如何提醒曹姐，我总不能让她离开黑蛋吧？
“曹姐，我觉得像你这种情况，身边经常要有一个人。”我停顿了一下，观察了她的表情，继续说，“你长得这么好看，找一个男人很容易，黑蛋哥是不错，可是黑蛋哥不能一直在你身边，你说呢？”
“按说，我是应该找一个，只是没有什么兴趣，还是一个人好。”
“一个人就容易孤单，容易胡思乱想。”
“也许吧，你这么大的人儿，好像什么都懂了，说话像大人。”
“我本来就是大人了，你说多大才算大？”
她愣了愣，说：“结了婚吧。”
“那么一辈子不结婚的人，就永远也长不大了？”
“不结婚就不能算成年人。”
这个晚上，我和曹姐漫无边际地闲聊，我们说到了她死去的男人和儿子。她在向我讲述男人和儿子撞死的时候，表情麻木，仿佛讲的别人家的男人和孩子的遭遇。她现在还经常梦见她男人和孩子，觉得他们并没有走远，就在她的身边。“我给你的那双皮凉鞋，就是他的。”她说着，看了看我的脚，我脚上的皮凉鞋早已丢在黑蛋家，现在穿的是一双黄色翻皮子鞋，但是她还是瞅着我的脚看了半天。“黑蛋身上的那件体恤衫也是。”她说着，又拍了拍床，示意我坐过去，而且似乎不能拒绝，我只好坐到床上，她就把一个被角盖到我腿上。她的目光一直落在我的肩上，看着看着伸出手，在我肩上比划了一下。
“你穿着一定合适，他的一件羊绒毛衣。”她说。
“也不一定，我的肩宽……”我急忙说。
我有些害怕了，从心里不想要什么羊绒毛衣。我看到曹姐的眼神里闪烁着喜悦的光，很温暖地欣赏着我。一个女人只有看自己心爱的人时，才会使用这种目光。
“你和他有些像，和他。”她说，“那双皮凉鞋我放了几年了，穿在你脚上正合适，好像就是给你准备的，他一次也没有穿过，那是我专门给他买的。”
我犹豫着不知道说些什么。外面起风了，内蒙古的风很硬朗很粗野，呜呜叫着从窗户前刮过，屋里的灯光在风声里显得苍白而遥远，使整个空间存在得很不真实。灯影里的曹姐，宛如一尊塑像，静止着。我想打破这种朦胧的氛围，说，“天开始冷了。”
她仍旧一动不动地说：“有羊绒毛衣，你明天就穿上。”她似乎一直在琢磨那件毛衣。
天快亮的时候，曹姐实在困乏了，身子一歪倒在床上睡了。我也在一边迷糊了一会儿，听到院子里有了说话声，那声音在刚刚苏醒的早晨里穿得格外清晰。我起身擦了一把脸，悄悄地走出屋。
这个季节，旅馆的生意不好，没有几个人住店，一楼服务室的那个女孩子还没有起床，整个旅馆就这么一个服务员，还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负责看守旅馆大门，清扫院子和旅馆内的厕所卫生。老头正在清扫院子，有一个昨天住店的男人站在一边，问老头哪儿有吃饭的地方。我走过去，对那男人说，“你跟我走吧。”估计今天早晨曹姐不能起床准备早饭了，我也要去对面的小饭店吃早饭，就把那住店的男人一起带上。“这旅馆，他妈的连吃饭的地方也没有！”男人抱怨着，听他的口音，应该是东北人，哈尔滨一带的。哈尔滨的制药厂最多，有许多从那边来的人，到这儿收购药材。
“旅馆里没有的东西多着哩，什么都有的，你能住得起？”我瞅了男人一眼。
“也是，长期住的话，就要找这种便宜的店，你到这儿出差还是……”男人听我的口气挺硬，就收起了自己的那种骄横，低声说。
“出差。”我说。
在小饭店吃了早饭，我给曹姐带回一份。回到屋子后，发现曹姐还没有起床，我就坐在沙发上等她醒来，心里琢磨什么时间动身去准格尔旗。楼下的女服务员不知有什么事情，去曹姐屋子敲门，敲了半天没有动静，嘴里就说，没见出去呀？我很想告诉服务员，曹姐在我屋子，却又怕有什么误会，就忍住了。这时候，我瞅了曹姐一眼，发现她的脸膛烧红，有些不太正常，就走到床边摸了摸她的额头，感觉烧烫，于是就慌张地叫：“曹姐、曹姐，你还睡呀？没事吧？”
曹姐动了动身子，吃力地睁开眼睛说：“给我倒杯水，渴。”
我给她倒了一杯热水，不停地吹着，她似乎等不及了，不耐烦地说：“你就不会两个杯子倒一下？”
按照她说的，我用两个杯子来回倒腾了几次，用嘴不停地尝试了，直到可以喝了才递给她。我手忙脚乱的时候，她半眯着眼睛看着，接过了水杯后，对我说了声谢谢，说：“一杯水快让你尝完了。”
她喝完水，说有些头昏脑胀的。我说：“是不是发烧了？你的脑门很烫。”她点点头，又卧倒在床上。我知道她屋子里有温度表，就去取过来给她量了体温，三十九度一。我问她需要不需要去医院，她摇摇头，让我去她屋子的抽屉里找来备用药吃了，然后又睡。
我暂时取消了去准格尔旗的计划，留下来照料她，估计明天就会退烧的。中午的时候她爬起来，说身上轻松多了，大概是昨天晚上受了凉。她披着大衣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担心有什么电话打过来，屋子里没有人接。回到屋子，她蒸了一锅米饭，做了两个菜，自己吃的却不多。我知道她是做给我吃的，她一个劲地咳嗽着，最后咳得肚子疼。
到了傍晚，她又躺下了，浑身更加烧烫。晚上我不敢离开她，就在沙发上睡下，她叮嘱我不要感冒了，说：“你就到床上睡吧，我能吃了你？”
我仍旧躺在沙发上，到了八九点钟，她烧得迷糊起来，我觉得必须把她送到医院了。我到街上雇了出租车，让出租车开进旅馆的院子里，尽管她一再反抗，我还是硬把她背上了出租车。
在医院急诊室检查，医生说她得了肺炎，当即安排了病房住下来，给她打吊水，三瓶吊水一直打到凌晨两点。这当中，她去厕所解了两次小便，最初我想找同屋里的女病人帮帮忙，可以屋子里的人都睡了，我不便打搅别人。好在夜深人静，女厕所没有一个人，我就举着吊瓶走进去。人有了病，也就不讲究什么礼节了和脸面，曹姐走进厕所，不等我找个地方把吊瓶挂起来，她就蹲下小解，完事后还说，“你帮我一下我没有力气站起来了。”
打完吊水，我才放心地趴在床边上睡了。
天不太亮，病房里就热闹起来。这是一间很大的病房，住了五个女病人，还有一个像我这样陪床的女孩子，昨晚在地板上铺了床棉被睡觉的。我醒过来，睁开困倦的眼睛使劲摇头，让自己尽快清醒过来。曹姐咳嗽着，伸手抚摸了我的头，说，“你再趴一会儿吧？”
我站起来伸了伸腰，考虑给曹姐准备什么吃的。医院的条件比较差，我想还是回到曹姐屋子里做饭提来，或者去饭店买饭。“你自己待一会儿，我回去一趟，把你的洗刷用具拿来，你想吃点什么？”我问。
“随便吧，回去把我的拖鞋拿来。”
我转身要走的时候，她又叫住了我，说：“你不要告诉黑蛋，他知道了会马上赶过来的。”
我点点头。
大街上的行人穿着厚重的衣服，嘴里仍稀啦稀啦地呼吸着冷气，远处的树木梢上，缠绕了一团团白色的雾气，太阳已经从东边升起来，这些雾气正在抽身溜走，有些溃不成军的样子。路边的小吃店里，溢出羊肉包子的气味，有几个穿着黑棉衣的本地人，已经坐在小店内吃早餐了。我看着从身边走过的一个个陌生人，突然很想念杨洋了，不知道杨洋现在究竟在哪里。
等到我再返回病房的时候，护士已经又给曹姐挂上吊水了。见我走来，曹姐就问：“没有什么电话吧？”
我愣了一下，说：“会有什么电话？”
曹姐的眼神扑闪了一下，眸子里的一丝亮光熄灭了，我突然明白，她心里一直在等黑蛋的电话。黑蛋也真怪，虽然对曹姐很好，但是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他很少给曹姐来电话，大概是怕引起白猫的怀疑吧？这种男人！
我给曹姐带来了稀粥，她说不想喝，我却不听她的，硬是用勺子喂她。旁边病床上的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不停地观察着我给曹姐喂饭的举动，判断我属于曹姐的什么人，却一直没有判断出来。从年龄上看，曹姐明显比我大，不像一对夫妻，从长相上，我们也不像兄妹，曹姐是典型的蒙古族，我是汉族，况且我说得一口外地话。中年妇女终于忍不住了，当我端着饭碗出去洗刷的时候，问曹姐：“这娃是你……”
曹姐没有丝毫犹豫，说：“汉子，像娃呀？”
中年妇女脸上的阴云立即消散，说：“这汉子，细心哩细心哩。”
住了五天院，曹姐的病情稳定了，炎症得到了控制，身上的烧烫退去，咳嗽也不那么剧烈了，但是医生说还要住一些日子的医院。曹姐已经住的心烦了，中午阳光温暖的那一小会儿，我就陪着她在医院的院子里走走。一天中午正和她走着，我的呼机叫了，摘下看后，是亚玲呼我，说杨洋可能回了宁夏老家。
我对曹姐说：“要回个电话，我出去一下。”
曹姐拦着我，问：“谁呼你？黑蛋吧？有急事？”
我说不是黑蛋，是别人。她不相信，抓过我的呼机仔细看了，才松了一口气，放我出去。
亚玲在电话里说，她跑了几个洗脚屋，都没有见到杨洋，据说是回了宁夏老家，好像是石嘴山市。
“怕是找不到了，你什么时间回来？”亚玲问。
“谢谢你，再说了，回去后我会给你电话的。”我没有过多地跟亚玲说话，沉闷地扣了电话。
曹姐已经走出医院，跟在我后面，她说：“要去找她？我没事了。”
曹姐真是敏感，她只看了看我的脸色，就知道我心里想了些什么。想归想，但我不能立即走开，我不能把她丢在医院不管了。她没有过多地推辞，见我留下继续照顾她，只说，“等我出院了和你一起去找那女孩子。”
我一直在医院陪了曹姐十一天，她出院后，我才给黑蛋打了电话，告诉他曹姐住院的事情，他立即给曹姐打电话，说要赶过来看她，尽管曹姐一再说不用，但是黑蛋还是来了。这家伙还真讲感情，看他刚进旅馆的疲惫样子，路上一定赶得慌慌张张，受了不少罪。
曹姐感动得哭了。据说黑蛋刚答应给一家制药厂送货，接到我的电话，就把生意的事全丢了，撒丫子跑来了，你说这样的男人能不让女人感动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