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旧账未了。老婆问题。军饷军饷
1948年4月的襄阳城里，驻守着着名的国民党特务头目一一复兴社头子、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康泽。备受委员长宠幸的康泽率领三个半旅川军为蒋介石镇守武汉的三镇西大门，踌躇满志地稳坐汉水之滨，以防共军西出汉水，威胁武汉重镇的安全。然而，康泽的逍遥日子，也就只剩下三个月了，三个月后，他做了十八旅旅长肖永银的阶下囚……
当康泽在襄阳城里做着他的“逍遥司令”的时候，隔一条省界，豫西南伏牛山中的方城，肖永银却在度过着他的一段很不好过的日子。这就是中原作战前的大规模整军，面对面的大民主。
其时，王家店的战斗已经过去三个多月，但创痛仍旧深深地折磨着十八旅的官兵。许多人不能原谅旅长丢弃了自己的二百多名兄弟，三个月不发言，是因为战事频仍，处境艰危，部队辗转作战没有发言的机会。现在，大民主阶段，人人平等，战场上，军事指挥官拥有绝对的权威，旅长可以发火骂娘；民主了，下面也可以发火骂娘，这在心理上造成一种平衡，在官兵关系上造成为平等。在这种特定氛围下，压抑着的情感便如火山一样爆发了。
营以上干部挤坐在一间民房里，首先“炮轰”五十二团。因五十二团一营（主力营）当时部署在东山上，离王家店最近。“老首长”沈钦尧当时打电话，就是想让一营去救直属队；而被困在王家店街上的人开始还听见东山上还击西山敌人的枪声，后来，枪声掉转了方向，他们也就最后失去了被救的希望……此时，悲愤烧得大家眼睛都红了，溅着唾沫星子，指着鼻子骂。“你们看着我们直属队挨打，不来救！你们他妈的都是怕死鬼！胆小鬼！软蛋！孬种！……”有人伤心地抹泪：“看着我们那个样子，你们好狠心呐！--跑了！”五十二团政委蒋科，一营长武效贤成了众矢之的，苦着张脸，坐在那里不吭声，“老首长”气极了，关键时刻他的“嫡系”不救他的政治部，他恨得咬牙切齿，用脚踢着他昔日的部下：“狗东西，说话呀，……”王家店战斗中，有一个突出重围幸免于难者，他就是武汉大学毕业生。戴着深度近视镜的政治部宣教科长杨照邻。那天天黑以后，他们全部被压回王家店街上，敌人包围圈越来越小，却也不敢贸然进去怕中了埋伏。在生命悬于枪口的危急时刻，杨照邻突生一股求生的非凡勇气，招呼了跟在身边的唯一的部下，那个会刻一手好蜡版字的十八岁的河北兵郑干事，手握一柄儿童玩具股的小手枪，乘着夜色从院子的一角跳了出去。他们居然很幸运。直到他们顺利地跑过河滩，顺利地趟过河水，已经踏上了对岸的稻田，敌人才发现了这两个死里逃生的人。郑干事端起三八大盖趴在田埂上射击，为他的科长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杨照邻几步窜进山里，以后乞讨辗转回到了部队，而那个一说话脸就红的河北小伙子郑干事却牺牲在了田埂上……
杨照邻作为王家店血夜的唯一目击者，这时再也不能抑制悲愤之情，厚眼镜片下两只高度近视的眼睛中落下滚滚浊泪，痛哭流涕地诉说着他们这些赤手空拳的人被包围在王家店街上的种种不幸和苦难，生死熬煎中的绝望和怀抱着的最后一线希望……
“大家被困在房子里，还相互鼓励：不要紧，外边有我们两个团，我们的部队会来救我们！谁知道？你们跑了！”杨照邻声泪俱下，像开“忆苦思甜”会，许多人唏嘘出声，眼圈红了一大片……
痛苦太深重了。王家店战斗后几天，旅长派侦察连重返落难之地，任务是在附近寻找伤号和幸存者，此时，一连长常锁柱重操“旧业”，做了侦察连长。那天黄昏时分，侦察连悄悄进入王家店，只见街上一片废墟，黑乎乎的断垣残壁上，街中间的青石板路上，血迹已经乌紫……王家店的乡亲们已经把死难者全部掩埋了。死者中有躺在担架上被炮弹炸死的重伤员，有卫生处长朱复保，他是被俘后，被押在西山上，企图逃跑，被敌人一梭子弹打死在山坡上……常锁柱在断垣残壁问徘徊，突然，在一根打满子弹眼的廊柱旁，发现了一块袖布，拣起仔细辨认，是一连指导员张增华的！瞬时间，泪水流满了他那张大麻脸，他断定，他的朴实憨厚的指导员，已经不在了人世。常锁柱将那块袖布藏在怀里，回来后，麻脸更加铁青，酒喝得更凶，脾气也更暴，动不动就瞪眼睛，踢通信员……
杨照邻痛哭着，手指捣到旅长的鼻尖上：“旅长哇，你见死不救！”这个大学生再也顾不上斯文，像一只受伤的虎，脸可怕地扭曲着，对着他的旅长咆哮。“战火”烧到旅长头上，全体发难：
“你瞎指挥！为什么撤退？”
“旅长哇，手心手背都是肉！你忍心让我们直属队挨打，怎么舍不得让五十二团，五十四团去拼！”……
过汝河时的陈账也翻出来了。当时，情况万分紧急，肖永银怕炮丢了，把炮兵连调到前边，政治部在后边。这时，有人抨击旅长：“我们人不如炮！”……
大家戳鼻子瞪眼睛唾沫星子飞溅，“万炮齐轰”，肖永银始终紧绷着嘴巴，一言不发。只有少数几个人，政委刘昌、参谋长等知道事情的前因后果，知道旅长背了个“黑锅”，但旅长都不为自己辩解，他们又能说什么呢，肖永银决意在这件事上永远保持沉默。当初在邓小平、李先念。李达面前都不能启齿的话，怎么能在部下面前启齿？
可是他心里很难受。李震走了，没有人可以倾诉心中委屈，苦闷至极，只有小饮两杯，借酒浇愁……
王家店事件并未就此了结，它的余波一直延续到共和国诞生后几十年。它是肖永银心头的一块伤疤，也是王家店战斗中的全体受难者--二百多名战俘，心头上永不愈合的伤疤。
尽管说：战争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而战俘就是战争中的一种代价。然而，现实远比任何政治教科书严酷得多。
王家店战斗发生后的第三天，1948年1月19日，俘虏们在宣化店被押上卡车，在大雪纷飞中，囚车驰进国民党第五绥靖区司令部所在地河南省信阳，临时关押在信阳俘虏营。几日后，除随军记者胡征和供给处长张玉峰（战俘中两个官衔最高的，团级，身分暴露）以外，悉数被押往武汉。他们全都活了下来。大多数人在大军横渡长江、“解放全中国”的隆隆炮声中，结束了俘虏生涯，返回自己部队。
张玉峰，因给敌人招了假口供，编造了一个“共军最近的军事行动，可能破坏平汉铁路”的弥天大谎，于1948年农历春节的前一天，按照事先安排，信阳俘虏营打了一阵空枪，“越狱逃回”部队。他是所有人中，俘虏生涯最短的一个。
随军记者胡征，在度过七十多天信阳俘虏营生涯后，由于俘虏营少尉军官盂庆友（原刘邓大军第十纵队某部军法干事，在一次军事行动中不幸被俘，未暴露身分，伪装“悔过”骗取了敌人信任）的帮助下，于1948年4月返回部队。
一连指导员张增华，因在王家店战斗中再次负伤，被押往武昌相国寺国民党第六后方医院，1947年7月，同难友--十九旅连指导员董银会、十纵队通信员李同友一起越狱逃跑，淮海战役前，返回部队。
政治处宣教干事韩俊义等绝大多数被俘士兵被押往武昌卓刀泉青训队集中营，在关押一年后，1949年初，国民党仓皇撤退，狱吏自顾逃散，他们跑出大开的牢门，在大军南下之前，也回到了部队。……
活着回来是幸事，然而，历史上有一段“被俘经历”，却成了他们永远抹不掉的污点。
随军记者胡征，在中原军区教导队受审查的时间是其铁窗生涯的三倍。一直到1955年，中国文坛大冤狱--“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发生，胡征被打成“七十八个胡风分子”之一，在西安作家协会逮捕投进监狱，他的“被俘问题”仍是一桩历史悬案。狱中，陕西省公安厅经过内查外调，终于撤销了其“有叛变嫌疑”的结论。
一连指导员张增华，解放后任武昌公安局局长。中央关于“纯洁公安队伍”的有关文件规定：认为有历史问题的，不适宜在公安部门工作。张增华即因被俘问题而调离公安局。“文革”中，被俘问题再次作为历史问题被提出来，专案组立案审查，批斗大会上人们振臂高呼：“打倒叛徒！”政审结果，制造了一桩冤案，诬张增华为“有变节行为，出卖同志，暴露机密，向敌自首。”直到“文革”后期，在张增华多次致书武汉市委以后，1976年才最后撤销结论。
宣传干事韩俊义，被俘时因搜出所画英雄像人物速写，等于暴露身分。在中原军区教导大队受审查，结论“免于处分，按原籍分配工作。”1958年因“历史问题”从空军转业，直到1985年武汉军区空军政治部出具证明材料：虽有被俘问题，王家店战斗中负伤被俘，没政治问题。韩俊义才卸下了背负了近乎四十年的沉重包袱，并在同年入党。
直属队总支书记黄克勤，被俘后自编身分“担架排长”，后押解武汉卓刀泉集中营，趁外出买菜逃跑。“文革”时期，任广西自治区经委主任，“造反派”诬其“叛徒”，有“变节行为”。黄克勤终因忍受不了精神折磨而上吊自杀……
既有这延续的苦难，也就有了延续的负疚。后来事件的发展，已经远不是当年的十八旅旅长所能左右得了，也是他当年做出撤离王家店的决定时始料未及的。当他昔日的部下在中国的十几座城市里为王家店的被俘问题长时间地遭受着灵与肉的折磨，甚至为此而屈辱地死去，他这个当年的旅长，已然爱莫能助，已无力去帮助他们了！……于是，他只有负疚良深了！……
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差点儿把肖永银气昏了。
民主会上，有人抨击旅长“对干部照顾不够”，且不无辛辣地挖苦说：“我们是个毛驴嘛，你用了，也给喂把草吃吃。”肖永银被挖苦得一筹莫展时，经商的管理股长回来了（打完邢台以后，十八旅留他在邢台城里做生意，股长经营头脑不错，“下海”后滚雪球似地赚了一大笔钱），股长赶着几十匹牲口，驮着几袋白花花的大洋，满载而归。谁知，股长连同骡马和钱一起让纵队扣下了。纵队因其补充军饷有功，官升一级，提拔做了管理科长。肖永银一听说此事，顿时火冒三丈，抓起帽子往桌上一掼，大叫：
“三年旅长不当了！无非摘了乌纱帽！”盛怒之中，抓起话筒对纵队司令员王近山吼道：
“让他回来！给我汇报！”股长吓得面色土灰，知道自己闯了祸。王近山放下话筒（此时王近山伤愈归队不久，一条腿留下残疾），苦笑着对他说：
“你现在不敢回，他正火，回去就把你扣起来。”王近山亲自打发人送回了骡马和钱，算是“完壁归赵”。不久，肖永银被提拔为十二军副军长，卸任离开十八旅时，他很有感触对继任者说：“这几个钱来的不容易，是我用鸟纱帽换的。没有钱，底下挖苦得可厉害了！你要妥善用之。”
方城整军的尾声，是中原军区（时晋冀鲁豫野战军改称中原野战军）旅以上政治工作会议结束，那天，肖永银驰马从军区返回后，听说底下对他又有了一个意见，而且这个意见据说“很有广泛性”，代表了很大一部分人的“不满”。
“旅长，底下议论说：我们旅长没老婆，也不让我们找。干部战士想找老婆，就是担心你不让找……”肖永银不禁“扑哧”笑出了声：妈呀，到底是阳春五月呀，他的部队像得了传染病一样怀起了春！他打断参谋的话，眼睛含笑地问：
“你想不想找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