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岁时，我进入了一所教学设施十分完善的新建的实科中学念书。物理系有各种各样经典的科学仪器，例如电学和机械仪器。老师所做的示范和实验使我着迷，它们对我的发明无疑是一股强大的动力。我也热烈地爱着数学，教授经常表扬我计算速度快。我能有出色的数学天赋，主要是由于我喜欢数字想象和数学运算。这种习惯是植根于现实生活的，而非出于直觉。再难、再复杂的数字组合，在我都是轻而易举的事，将具体算式写在黑板上也好，在心里计算也罢，都是一样。我着实无法全神投入地一连画好几个小时的画，因此我极其厌恶徒手绘画课。奇怪的是，徒手绘画竟是我大部分家族成员的特长之一。也许我厌恶它只是因为我偏爱不受影响的思考。若不是有几个什么都不会的特别愚蠢的男孩垫底，我的制图成绩准是最后一名。在当时的教育体制下，绘画是必修课，这门课若是不及格，那将被认为是有严重缺陷，并且会直接威胁到我的整个职业生涯，因此父亲大费周折帮我搞定此事。
在这学习的第二年，通过稳定的气压推动持续运动这样的想法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前面提到过的消防车事件，大大激发了我想象力，同时也让我对真空状态的无限可能性有了深刻的认识。我迫不及待地想利用这无尽的能量，但其实我在黑暗中摸索了很长一段时间。无论如何，我要努力创造一项其他人从没有过的发明。
想象一个圆柱体能在两个轴承的作用下自由旋转，而它的一部分被矩形槽围绕着。矩形槽开口处的隔板将圆柱体分隔成两个分区，中间的气密式滑动接头又将两个分区彻底分离开来。其中一个分区是密封的，它里面的空气一旦耗尽，另一个分区就会自动打开，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永恒旋转的圆柱体。至少，我是这样想的。我按尺寸做了一个木制模型，并小心翼翼地把它安装到气泵的一侧。当模型真的轻微转动那一刻，我真是欣喜若狂。
机械飞行是我想要完成的另一件事，虽然对此我有着令人沮丧的回忆——我曾举着雨伞从屋顶跳下，结果被重重摔在地上。过去，每天我都在想象自己可以腾云驾雾，并飞到遥远的地方，但我并不知道怎样才能做到。如今，我已经制作出了实物模型，跟着我要做架只需要转轴、机翼和提供无尽能量的真空的飞机。梦想一旦成真，我将每天乘坐舒适、豪华的交通工具作空中旅行，我想所罗门国王的生活也不过如此吧。多年之后我才明白，大气压力与圆柱体表面之间是成直角的关系，至于我观察到的轻微旋转，不过是因为漏气。虽然这一认识是逐步形成的，但对我仍是沉重的打击。
在刚完成实科中学的学业时，我患上了严重的疾病，大概有十几种疾病同时缠身。我的病情令人绝望，即使是医生也束手无策。而在这期间，我不断地从一家不怎么引人注意的公共图书馆借阅图书。之后，我开始在那里做工，即对书籍进行分类，编制目录。有一天，我收到几卷新书，与我以前读过的书不同，我被这些书的内容深深吸引着，以致完全忘记了自己正处于绝望的健康状态。这些都是马克·吐温早期的作品。不知什么原因，后来我的病竟奇迹般地好了，也许是他的作品的缘故吧。二十五年后，我遇见了克莱门斯先生，并和他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当我告诉他这段经历时，吃惊地看到这位伟人由大笑即刻转为大哭。
后来，我到克罗地亚的卡尔施塔特的一所实科高中继续我的学业。我的一位姑姑住在那里，她是位杰出的女士，丈夫是一名久经沙场，参加过多次战役的陆军上校。我永远记得在她家生活的那三年的情形，她家的纪律比在战时的堡垒更加严明。我像只被喂养的金丝雀。所有的饭菜都是质量上乘、美味可口，但数量却少得可怜，只是我正常食量的十分之一。火腿被我姑姑切得像薄纸。当上校正要往我盘子里多放些食物时，她就会迅速将盘子拿开，并且夸张地说道：“当心！尼科的胃口很小。”其实，我的食量很大，我像坦塔罗斯一样痛苦。
当时，我所生活的环境充满艺术气息，人们举止文雅，这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是极为罕见的。这里地势低洼，沼泽成片，尽管已经服用了大量奎宁，但疟疾和高烧仍缠着我不放。偶尔，河水上涨，大批老鼠随之进入民宅。它们啃噬一切，甚至是辛辣的红辣椒。对我而言，这些坏家伙是再好不过的消遣。我用各种方法消灭它们，这使得我在当地被冠以了“捕鼠者”这样一个并不值得称道的头衔。最后，我终于完成了我的高中学业，痛苦的日子也将随之结束。我拿到了毕业证书，同时也迈向了人生的分水岭。
那些年，我父母想让我当牧师的决心依然很坚定，一想到这些，我就感到万分恐惧。在我的物理学教授的影响之下，我已经对电力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是一个极具创造力的人，常常用他自己发明的装置来为大家论证某些原理。我记得他曾制作过一个球状物，用锡纸包覆着，可自由旋转，一旦与静电起电器相连接，便会快速旋转。我亲眼目睹他展示那些神奇现象时的激动心情，真是无法言说。他的每次试验都在我的心里激起千层浪。我在渴望了解更多电力学的神奇力量、试验和研究的同时，也怀着沉痛的心情让自己面对现实和失败。
就在我正准备作长途跋涉回家时，却收到消息称父亲希望我去狩猎。父亲的这一要求令我感到吃惊，他一直是极力反对这种运动的。但是几天后，我打听到是因为家乡正霍乱肆虐。我不顾父母的反对，毅然决然地回到了戈斯皮奇。在当地，每隔15到20年就会爆发一次霍乱。而谈及引发这灾难的原因时，人们无知的程度真是难以置信。他们认为是刺鼻的气味和烟雾在空气中的传播导致了这致命的疾病。同时，他们却又无知地饮用受污染的水源，导致大批居民患病致死。我在到家当天便感染了这可怕的疟疾。纵使我得以幸存，但在床上躺了九个月之久，并且不能动弹。我完全精疲力竭，发现自己又一次危在旦夕。
就在我被医生认为垂危之际，父亲冲进了我的房间。他脸色苍白，极力掩饰着内心的不安，用异样的声调安慰着我。“也许，”我说，“你若是同意我学习工程技术的话，我可能会好起来。”他一本正经地回答道：“你会去世界上最好的工程学院。”我知道他是认真的，一颗悬着的心也总算放下了。若不是一种用神奇的豆子熬制的良药救了我的命，那父亲的许诺未免为时已晚。我的康复如同拉撒路复活般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父亲坚持要我用一年的时间做些有益健康的户外运动，我很不情愿地答应了。我带着猎人的装备和一捆书，游历于多座大山之间。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不仅使我的身体更加强健，也使我的心灵得到了净化。我在头脑里构思了很多不切实际的想法。愿景是足够清晰的，但原理知识非常有限。在我的一项发明中，我提议通过海底管道，利用水压的强大力量来推动装有信件和包裹的球形容器，旨在达到信息传递的目的。我对推动管道水流的泵站做了仔细地研究和设计，其他的细枝末节也都经过精确计算，唯独忽略了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我将海底水流的速度假定为任意值，并且乐意提高这个速度，通过精确的计算，实现性能的最优化。然而，反复思考之后，我发现我无力解决管道对水流的阻力问题，不得不留给他人来解决了。
我的另一个构想是围绕赤道建造一个自由悬浮、在旋转过程中依靠反作用力制动的圆环，从而使旅行的速度达到火车无法企及的每小时1000英里。读者也许会嘲笑我的想法犹如无稽之谈，我也承认这个计划执行起来很困难，但是说到糟糕，怎么也不及纽约的一位知名教授的计划。他打算将热带的空气抽到温带去，殊不知，上帝早已为这一目的提供了一台巨大的机器。
我还有另一个更重要、更吸引人的计划——利用地球的自转获取能量。我发现，由于地球的昼夜更替，其表面物体的运动方向有时同于水平方向，有时与水平方向相悖。我们可以用一种最简单可行的方法，将这一现象所引起的巨大的能量变化利用起来，从而为世界上任何居住地区提供动力。后来，我发现自己陷入了与阿基米德相同的囹圄——他曾徒劳地寻找宇宙中的支点，我的失落之情简直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假期结束后，我被送到了父亲精心为我挑选的历史最悠久、名望最好的位于斯蒂里亚省格拉茨市的理工学校学习。我期待这一刻很久了，即刻开始了在这里的学习生涯，加之充足的资金支持，我决心取得成功。由于父亲的教育以及我曾有过的众多机会，我的基础知识高于同学的平均水平。我懂得几门语言，阅读过图书馆中的许多书籍，或多或少也从中获得了些有用的信息。另外，这是我第一次能按自己的意愿选择所学科目，徒手绘画也不再是令人厌烦的事。
我决心给父母一个惊喜。第一学年时，我常常每天凌晨三点就起床学习，一直持续到晚上十一点，周末和节假日也不例外。考试时，我的大部分同学都能轻松通过，而我所有科目的成绩都是破纪录的高分。由于我那一学年通过了九门考试，教授认为我的成绩已经超过了最高标准。我带着这优异的成绩单回家休假，希望带给父母胜利的喜悦。然而，当父亲对我这来之不易的荣誉熟视无睹时，我感觉受到了极大的侮辱。这件事几乎扼杀了我的雄心壮志，但在父亲去世之后，我发现了一个包裹，里面有封信，是教授写给父亲的。信上说，如果父亲不带我离开学校的话，我极有可能劳累致死。这件事使我痛苦不堪。
之后，我主要致力于物理、力学和数学研究，花大量的业余时间在图书馆学习。做任何事我都急于求成，这常使得我身陷囹圄。有一段时间我在阅读伏尔泰的作品，令我惊讶的是，他的作品全是用小号字印刷的，并且有厚厚的一百卷之多。这个“怪物”是在每天72杯黑咖啡的作用力下才完成这些作品的。我暗暗发誓要把它们全部读完。当我将最后一本书放下时，十分欣慰地说道：“终于读完了！”
我第一学年的出色表现令几位教授对我倍加赞赏，并因此赢得了他们的友谊。他们分别是教算术和几何的罗格纳教授、担任理论和实验物理学的珀施尔教授，以及对微分方程有深入研究的教微积分学的阿勒博士。阿勒博士是我见过的最出色的讲师。他对我的进步十分关心，常常在课堂上花一两个小时的时间为我解答问题，我从中获得了极大的乐趣。我把自己构想的飞机介绍给他，而这飞机的构建是有合理的科学依据的，绝非虚妄。借助我的涡轮机，它很快就会成为现实并将面世。罗格纳和珀施尔教授都是性格有些古怪之人。罗格纳教授的表达方式十分独特，每当他说到关键的地方，紧随其后的必定是一个漫长而尴尬的停顿。珀施尔教授是位德国人，他做起事来总是有条不紊，且极端务实。他巨大的手和脚就像是狗熊的爪子，但他所做的实验却没有一丝误差，如时钟般精确。
在格拉茨理工学校学习的第二年，我们收到了一台巴黎的格拉莫发电机。它的叠片磁铁如马蹄状，装有整流器的电枢用金属丝缠绕着。连接后，电流的不同效果便可展现出来。当珀施尔教授在示范这台机器时，电刷却发生了故障，火花四溅。经过观察，我提出即使没有这些装置，发电机同样可以运作。但珀施尔教授却一口咬定我的想法是不可行的，并让我就这一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结束时他说：“特斯拉先生将来或许会取得伟大的成就，但是就这一问题而言，我敢肯定地说，他的想法是永远行不通的。这就相当于将恒定的拉力，例如重力，转化成旋转力。这是一个永恒的运动计划，是无法完成的。”但本能是可以超越知识的。毫无疑问，我们的大脑中存在着一些能使我们感知真理的神奇的神经纤维，这是逻辑推理或其他任何主观努力都无法实现的。在教授的权威的影响之下，我曾一度怀疑自己，但不久便坚信自己是对的，并带着满腔热情和无穷的信心投身于这一研究中。
我开始想象一个直流发电机的运转，并观察电枢中电流的变化。然后，我就按类似的方式研究和改进我想象的交流发电机。接下来，我想象了一个能以不同方式运作的包括电动机和发电机的系统。对我而言，我在脑海中看到的图像完全真实，如同实物一般。我把在格拉茨的所有剩余时间都用来做高强度的研究，但却被证明是毫无结果的努力，以致我几乎认为问题是不能够解决的。
1880年，为了实现父亲的愿望，我到波西米亚的布拉格接受大学教育。正是在那座城市，我取得了决定性的进步。我把发电机上的整流器取下来，以全新的视角来观察发生的变化，却始终没有得到有用的信息。接下来的一年，我对生活有了突然的改观。我意识到父母已为我牺牲了太多，所以决心减轻他们的负担。当时，美国的电话热刚刚进入欧洲大陆，匈牙利的布达佩斯打算设立一个电话局。这对我是一个理想的机会，更为重要的是，我家有位朋友是电话公司的负责人。正是在这时，我的精神完全处于崩溃状态，这点我之前已提到过。
我在患病期间的经历是所有人都无法想象的。我的视觉和听觉比常人敏感得多。我已清晰地辨别出远处的物体，当别人还未看到它们的踪迹时。童年时，我曾多次将邻居从火灾中解救出来，因为我能听到着火时的微弱爆裂声，而此时邻居正在呼呼大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