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情杀的故事。一对少年时期的男女同学，后来成为工厂的师徒，这使他们之间的私通变得顺理成章。小说穿插着女主角的母亲与民兵连长私通的往事，结果软弱的父亲杀了民兵连长而被枪决。小说的结果是男主人公杀了女主角。小说叙事虽然也充斥着露骨的性描写，但每一个环节都渗透了复杂的生存意味。童年的那些经验被描写得非常细致，芬的家庭经历，沉默窝囊的父亲，与人偷情的母亲，这些在幼小的芬的心灵中留下了抹不去的创伤，它们铸就了她倔强的个性。直到那一150第三章平面上的狂欢：反本质主义写作天，软弱无能的父亲杀死那个民兵连长，芬的童年阴郁才一扫而光。芬的童年渗透了屈辱、悲愤、通奸和枪杀的场景，这些场景并不像呈现在电视里的节目那样仅仅是一些与她无关的画面，恰恰相反，那些画面渗透进她的记忆和生存，那些“红惨惨的晚霞，在芬的眼前永不坠落”。处于如此境遇的芬，渴望强有力的精神支柱，这时蛮横的大军成为芬的同桌。与其说是芬的天性，不如说是芬的童年经验使芬对大军这样的男人有一种不由自主的崇拜与依赖。芬从小就仰慕、期待、渴望大军这样的男人，然而，她的婚姻又选择了一个软弱平庸的男人，这使芬多少年之后与大军的邂逅，不可避免要生出是非。
这篇小说叙事的显著特征，就是不断运用倒叙手法，去发掘生活中的那些最初的源头，去寻找那些宿命论的根源。这种强制性的因果解释链构成的叙事反倒使生存敞开不可洞见的神秘性。人们的存在结果已经被预先给定了，再也没有比这种境遇更令人绝望的生活。这个武断的解释链，拖曳出一个人的一生那些不可言喻的细节，它们串连一体，构成了不可思议的命定之路。并且这里还融进了父辈的阴影，从而与一个更强大的历史交合在一起。这种发掘实则给出一个女人不可洞见的精神自传，在这一意义上，《生存的意味》是一部自成一格的精神分析小说。
作为一篇探求精神深处那些幽暗之地的小说，这篇小说显得十分精细而有质感，极为细致而深入地剖析了芬的心理。芬从小以她表面的温顺掩盖了她的执拗，每当大军的小手突然伸向芬的腿部时，“芬总是一声不响地悄悄地用自己的手一个一个扳开大军铁钩似的精瘦手指”。沉默而有主见，平静而执着，这些外在化的行为非常有力地反射出她的内在心性，它们与她的生存处境相互映射，显现出一个孤僻而倔强的少女芬的形象。
而那些心理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性支配的。对于张来说，性意识潜藏于人的心理深处，支配人的行为方式，乃至于支配人一生的命运。芬在看电影的黑暗中与荣华的触摸，那种急切和兴奋，描写得栩栩如生，它显示出芬这个女人对性的特别敏感。这些美妙而幼稚的早期萌动，暗示了她以后为此付出的沉重代价。张对芬的心理描写，采取了悖反式的叙事，少女芬对大军的那种态度，他们两人构成的欺压与反抗的关系，隐藏了许多年后他们之间的如醉如痴。“芬当初对大军曾经有过多么深的反抗，今天就有多么深的依恋；有过多深的隐匿，今天就有多么深的执着；有过多么深的畏惧，今天就有多么深的渴慕……”正是这种悖反式的描写，使得这种心理刻画富有节奏，乃至于使整个小说叙事富有张力，富有内在凝聚的力度。
通过对一桩情杀故事的内在性的探索，张写出了一个女人的客体化精神史，这部精神分析史却又强制性地勾连着她的父辈的历史。一种显性的可分析的政治历史与隐性的神秘性的命运重叠，提示了生存中那些美妙而令人惊惧的瞬间，这些瞬间构成了生存进程中持续而闪光的支点，却又无不意指着悲剧性的后果。作者的叙事冷峻而超然，那些冷静的视点直逼生存事实，不再是情感意义上的对人的遭遇的关怀，对人性的反省，而仅仅是一种超越于情感价值判断的审视，对那些生存事实的纯粹关注，甚至是对那些“性”构成生活死结的揭示。应该说，这篇小说对“性”给予了极为有力的表现，性在这里折射出一种生活史，又意指着生命不能逾越的盲区。
然而，张后来的大部分小说都没有超出《生存的意味》的水平，总在重复一个故事母题，即男教师与女学生的暧昧关系。偶尔变换一下故事主角的社会角色，但故事的核心总不外乎男欢女爱。张的叙事从总体上来看是封闭性的，限定在一个特定而狭窄的生活小圈子里，只是不断地呈现一些欲望化的生活场景，这些场景围绕男女传奇般的邂逅随时展开。那些关于女人身体的描写，女人主动的性欲，如同男性的白日梦绵延不绝。张似乎执意要开创当代“新鸳鸯蝴蝶派”。
述平以直接彻底地写作当代男女性爱传奇而引人注目。前面谈到的《凸凹》就是写作男女相互诱惑的故事，只不过那种超越现实的浪漫主义情思掩盖了那些色欲的成分。在此之后，随着中国大陆的文化压制有所放松，述平的小说变得毫无节制。他的《晚报新闻》对男女之事和城市暴力有着惊人的表现。《某》居然花费大量笔墨细致表现一个年轻妇女渴望被强暴的故事，述平对女人心理的刻画，细致而不留余地，也充满着东北大男子主义的姿态，把城市男女之间的暧昧情感、相互诱惑和逃脱的困境刻画得淋漓尽致。而《此人与彼人》（1994）又是一次对两性关系毫无保留的揭露。《此人与彼人》看上去是一篇好读的通俗读物，它有舒畅的故事，细致的人物刻画，尤其是对男女性爱的大规模渲染，颇有引人入胜的效果。然而，仔细推敲则不难发现，这篇小说隐含着一个严重的（而不是严肃的）主题：那就是对这个时代“没有爱情”的生活状况作出惊人的表现。
这篇小说的故事情节很简单，一个单位的男女同事，在一次出差时两个人发生了性关系，男的想摆脱女的，女的却想着法子纠缠上男的，结果男的只好找另一个情场老手来与这个女的周旋。小说在某种程度上也写出了当今中国生活的侧面。当代中国生活的变化是如此之快，一个极为保守压抑的古老国度，一旦打开那个所罗门的瓶子，一切都变得无法控制。过去人们徜徉于天国的遐想（爱是不能忘记的），而现在，在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大规模开展的是爱情游戏。
然而，游戏的人们并不是玩得轻松自如，每一个游戏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个摆脱不掉的历史前提和难以逾越的后果。述平当然不是在简单地表现这个时代的堕落景象，对于他来说，人们只有经历堕落，才能对罪恶有所认识。“灵魂如何才能得以拯救？”述平的解答奇特而明确，那就是在堕落中才能感悟到爱。这完全有可能是一种荒谬而自欺欺人的逻辑，一种述平式的关于堕落爱的奇怪推论。述平的人物显然是在这种推论方式中来进行他（她）们的故事，这些游戏的人们都在堕落中感悟到爱，不管是自觉还是被迫，他们终于都在爱中得救了。虽然述平对爱的升华表达得有些勉强，但是他对堕落的描述却是极为出色，那些露骨的欲望总是表现得十分优雅，他的叙述从容而俊秀，朦胧的南方细雨给堕落的男女勾画了一幅美妙的背景，它们充盈着一种末世学的意味。在这一意义上，述平的叙事是这个时代露骨而优美的堕落图景。
刁斗写小说已经有多年，当年追随马原、洪峰，尚未崭露头角，直到90年代中期以后才开始引人注目。刁斗的小说主要热衷于设置悬念和男女之间的诱惑。1994年的《作为一种艺术的谋杀》就可见出他叙述故事的功夫。在这类浪漫得有些老生常谈的故事中，刁斗的写作不再去追逐那些爱情故事的人生内涵，那些发人深省的道德意味或悲剧力量。他的叙事热衷于观察一个男人和女人的故事是如何发生，如何向个人无法控制的区域迈进。人物的性格、内心的无意识，使这个诱惑的故事充满动态的可变性，那些转折关节被处理得生机勃勃。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相互吸引和诱惑像是一门伟大的技艺，一种细致的雕刻。这个司空见惯的偷情故事被刁斗叙述得跌宕起伏，他们由陌生而吸引，继而相伴同行，共浴爱河，一切终于都如期发生，层层推进，结果当然是事与愿违。这就是刁斗爱玩的恶作剧般的叙述游戏。
1997年，刁斗有数篇小说结集为《履历表》出版。这部由几个中篇片断连接而成的长篇小说，虽然在故事情节方面显得不十分紧凑，但在把握个人的生活情状方面却有内在的一致性。这些小说在叙述方面的共同特征就是使用第二人称“你”。关于“你”的叙述在当代中国小说叙事中还不多见，传统的小说叙事主要是用第一人称“我”和第三人称“他”。以第二人称“你”来叙述的小说，在叙述上有着明显的特点：它集中表现了叙述（和叙述人）的能动性，叙述视点被强调到极端的地步。人物的活动和故事情节完全依照叙述的能动性来展开。叙述视点聚焦于人物的内心现实，在叙述的步步推进中，人物的内心现实被毫无保留地层层揭露。
然而，刁斗并不是简单在玩弄叙述技巧，在这种强有力的叙述视点作用下，人物的存在并不是被动地被叙述任意驱使。“你”的存在，“你”的行动却是不断地反抗，以各种反常规的方式显示出生存的偶然性。在强制性的叙述与反常规的人物行动之间，刁斗不断地发掘出生存的极端状态和不可思议的多样性。刁斗的人物总是有某种程度的反常，处在非常规的生存境遇，怪模怪样而又生气勃勃。《起止年月之一·工程》是这部小说中最为出色的部分，主人公“你”是个山村的“神童”，被城里人收养，乡土文化被现代城市文明无情地吞没。城里夫妇以“爱心”去改造、同化乡里人，但这种改造是徒然的，乡土孩子终究背叛了城市的训导。这是对“朽木不可雕”这句古语的反讽性挪用。乡土孩子是一个“神童”，他进入城市文化，但是拒绝了城市的同化，而他终究还是没有逃脱城市给定的命运。在刁斗的叙述中，乡土少年的反抗并不是有意识的，相反，“你”不过是被不可知的本能力量驱策，盲目而又顽强地走向一系列错位的生活情境。反常规的生存体验，拒绝被既定的生活模式同化，这是刁斗写作的中心。即使在表现那些最落俗套的男欢女爱，那些作为阅读兴奋点来设置的欲望化场景时，刁斗也促使它们处在错位的境地，使它们显得与众不同，别有趣味。《起止年月之二·新闻》，描写一个记者追寻“重头新闻”的故事，这个重头新闻是关于中国某个大人物将死去，记者反复追踪，却没有获取多少有价值的新闻，但中间穿插的日常生活，特别是与女人的关系，却是叙述人津津乐道的环节。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大量琐碎而无聊的日常事件不断去干扰、侵蚀那个“重头新闻”。过分追求欲望化场景，表现男欢女爱是刁斗的特长，在这里，这些欲望化场景从叙事的边缘不断涌现，它们成为小说真正的主体。那个“重头新闻”反倒被边缘化，成为可有可无的陪衬。什么是“人民的生活”？那些“重头新闻”与普通百姓并没有密切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它也像隐喻式地表达出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实质。庞大的意识形态，已经为卑琐的个人欲望、无法更改的生活现实所瓦解。刁斗乐于去表现那些生活的欲望，有时显得过分的情欲表达，在某些场合中，他以随意而轻松的方式，表现出生命之轻对生存之重的颠倒。刁斗总是一如既往地去书写小人物的生存状况，这些人大多数是从乡村来到城市，属于被边缘化的城市平民知识分子。刁斗的兴趣在于持续不断关注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的命运，去观察他们混乱不堪而又随遇而安的生活。但刁斗绝对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对苦难也毫无兴趣，他真正的兴趣在于发掘困境中的人们依然具有的快乐。因此，毫不奇怪，热衷于表现情欲的刁斗，却又总给他们以意外的白日梦式的情欲表达。那些难以承受的艰难的生活重负，在一个又一个白日梦式的满足中瓦解。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刁斗小说所具有的思想指向。他的那些被生活抛入错位情境的歪斜的“小人物”，正是以他们微不足道的白日梦式的快慰，化解了生活所有的困苦和重负。
对于刁斗的写作来说，故事整体并不十分重要。尽管刁斗过去就十分看重悬念之类的故事整体性的设置，他的叙述从未以整体性令人惊叹，倒是那些片断和细节，那些情境和状态的表现令人快乐。现在，刁斗不顾一切地描写“你”的故事，顽强地表达他的叙述视点，虽然未必有多少热情去追踪“先锋”或“实验”的流风余韵，但他关于“你”的叙述，无疑又在当代中国小说叙事领域，打开一片生动的天地。
四、存在的边界：反本质主义的观望者
把晚生代群体放在一起来讨论，这是基于他们共同面对的90年代现实背景，以及他们非历史化的叙事方式，就具体的写作而言，他们的个人特征还是相当明显的。例如，朱文的写作看上去与同时期的其他作家有不少共同之处，但仔细分辩却又与众不同。朱文尖锐、刻雹彻底，文风凶狠硬气，这使朱文的小说显示出一种力量。朱文与韩东曾经提出“本质性写作”的口号，他们的表述语焉不详，似乎他们要重新确认事物的本质。显然，他们的“本质”观念与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本质，或唯物论意义上的本质根本不同。他们叙事的出发点，在于抓住没有本质的那些现象和事物，有意把生活加以颠倒或扭曲，使之错位或丧失本质，从而通过对这些人物、事物或过程的反复敲打磨砺，使之显示出一种坚硬的特质，使平淡无奇、贫乏空洞的生活事相具有韧性，我想，这就是他们说的“本质性写作”。由于关于朱文和韩东，本书另有章节论述，在此不再赘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