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中期以后，年轻一代的诗人渴望更自由轻松的思想表达，更具有个性的语言方式，这使北岛那代人面临挑战。当代诗歌一直就是时代精神最敏感的前卫，80年代的思想分化和文化分层，在更年轻一代诗人那里得到鲜明的、多少有些过分的表达。“文革”后成长起来的那代人，在80年代后期开始崛起，他们显然表征着很不相同的文化。他们没有深重的历史记忆，没有与民族一国家纠缠不清的互文关系。他们有更多现实感受和个人的直接经验，这使他们的表达富有时代感。所谓的后朦胧诗或第三代诗是在反传统和标榜个性解放的思想氛围里咿呀学语的，它们反映了旧有信仰动摇，而新的信念尚未诞生的过渡时期的那种激进和混乱。与叙事文学一样，诗歌其实在80年代后期也退出社会的中心位置，这也使它不再直接依附于意识形态实践，而更具有语言本体论的特征。
一个时期的文学内在冲突的剧烈程度，其实并不只是由文学与外部社会的动荡现实的连接方式决定的，它经常也与文学内部的话语权力分配形式相关。文学被制度化的那种权力关系，经常与最活跃的新崛起的（或前卫的）实验群体构成冲突。这种冲突会使青年实验群体走向极端，以过激的方式来表达他表意的焦虑们反抗权威和经典的愿望。80年代的诗歌革命如同行为艺术，它以一系列的“打倒……”口号为先导一一这并不是“文化大革命”的简单延续和勉强模仿，它是文学的主流与创新的表意形式之间构成冲突的反映。也就是说，一部分占据主流地位的人，却无力提供最新的文学表意经验；而具有创新活力的群体却在文学制度化体系中没有一席之地。文学被迅速“主导化”或主流化，并且以文化制度的权力体系固定下来，这是文学内部始终存在的紧张结构。
90年代中国社会走向市场化，经济腾飞的神话没有给诗歌带来想象的动力，毋宁说使诗歌更加远离这个难以把握的时代。历史无意识以及集体想象都从当代诗歌中滑脱出去，这并不令人奇怪。它不过是当代中国社会精神与物质、想象与现实、文化与政治分裂的最极端的表现形式而已。因此也就不难理解，第三代诗人偏向于表达远离主流社会的思想，与现实的背离加大而不可调和，年轻一代的诗人不可能像北岛们那样与思想解放运动殊途同归，而是与时代主导精神格格不入，这使他们自觉走向边缘化。八九十年代之交是中国诗歌惶然却能自我领悟的年代，虽然有各种各样的事件发生，有争议和斗争，但总体上来看，它立足于语言本体，狂热的冲动趋于平衡，开始寻求心灵的沉静，注重磨炼技巧和形式。不管从哪方面来说，诗人都倾向于变成“一群语词造就的亡灵”（欧阳江河语）。中国诗歌几乎是自觉地从历史情境中剥离出来，因而它乐于用语词掩饰乃至于抹平无边的焦虑感，填平意识到的历史深度。它以平静的方式变形地反映着（当然也骚动不安），并且也创造着这个时期的特殊的精神状况。不理解这个时期中国的诗歌（第三代诗人和海外中国诗人），不能把握它所经历的变动，不认识它所表征的矛盾和混乱，以及不能意识到它包含的精神价值，都不能有效解释当代中国文化的复杂性和深刻性。
一、打倒北岛：新生代诗人崛起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在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发展流向中，诗歌一直走在时代的前列。80年代中期，文学界还沉浸在对“现代派”的欢呼中，诗歌界却有一批小人物开始胡作非为。1986年10月安徽的《诗歌报》、《深圳青年报》在深圳联合举办“中国诗坛‘1986年现代诗群体大展’”，据称有84家民间诗歌群体参展，推出近千首诗，完全是一批无名小卒。但他们亮出反朦胧诗的旗号，以激进的方式对待诗歌和现行的文化制度。他们自称为“第三代”群落，怀着莫名的历史冲动，高呼“打倒北岛”、打倒“人”的口号向文坛冲撞而来。他们标榜“莽汉主义”，“没有乌七八糟的使命感”，“也不以为生活欠了他们什么”，他们自认是一群“小人物”，是庸俗的“凡人”。他们什么都干：“抽烟、喝酒、跳迪斯科、性爱，甚至有时候也打架、酗酒，让那些蓝色的忧伤和瓶装的忧郁见鬼去吧。”
他们撕毁了诗人充当时代抒情主人公的形象，摧毁了“大写的人”，也摧毁了自我，他们自称“变成了一头野家伙，是腰间挂着诗篇的豪猪，以为诗是最天才的鬼想象、最武断的认为，和最不要脸的夸张”。他们甚至连“诗”这个一直被奉为神圣的语言祭品的物件也随便揉搓，仅仅是因为“活着，故我写点东西”（于坚）。他们的自我意识，他们对生活的意识，不再像顾城那双忧郁的黑眼睛执拗地去寻找“光明”，也不像梁小斌痛心疾首地呼喊：“中国，我的钥匙丢了”，他们的存在平凡而世俗：“很多年，参见徐敬亚：《圭臬之死》，载《文学研究参考》，1986年第6、7期。
屁股上拴串钥匙，很多年，记着市内的公共厕所……”他们乐于咀嚼“无聊意识”，甚至“病房意识”。这一代人表征着完全不同的文化立场，那个悬置于意识形态中心的历史主体镜像，正在被一群崭露头角的“小人物”胡乱涂抹上一些歪斜的个人自画像。这些一度奉北岛为象征的年轻一代诗人，现在公然亮出旗号要“打倒北岛”，更不用说他们离主流的诗坛有多遥远。他们像一群豪猪一样到处嗷嗷叫，各地都出现了不同的诗派。南京的“他们”，是一个松散的社团，汇集了各地自以为是的家伙。他们中有西安的丁当，上海的小君、王寅和陆忆敏，南京的韩东，福州的吕德安，昆明的于坚等。他们出版《他们》诗刊，宣称：“我们关心的是诗歌本身，是诗歌成其为诗歌，是这种由语言和语言的运动所产生美感的生命形式。”随后不久，上海的陈东东、孟浪、王寅、陆忆敏、刘漫流等人又结为一伙，成立“海上诗群”。他们崇尚孤独感，诗是他们恢复人的魅力的手段。他们的作品倾向于发掘“无根”的纷乱城市对人所产生的压力。这一主题明显影响到后来的“城市诗人”宋琳、孙晓刚和张小波，三人后来结集出版《城市诗》，名噪一时。
在这次被称之新诗的实验运动的变革中，四川成为前卫的大本营。率先出场的有明显受到杨炼影响的“现代史诗”，后来又标榜“整体主义”、“新传统主义”。廖亦武、欧阳江河、石光华、宋渠、宋炜等人从南方的远古习俗、神话传说取材，表现深远的历史意识和对生命存在的形而上追问，崇尚神秘主义和不可知论。他们的诗在大学生中一度有相当的影响。但四川随之出现了更激进的“非非主义”，1986年他们出版《非非》，宣扬的诗歌观念标榜“反文化”、反语言，代表人物有周伦佑、蓝马等人。他们嬉笑怒骂，声称反对一切既定的文化秩序，主张语言是未经文化污染的原生语言，口语、随意的谩骂、任意的胡说八道都可以入诗。他们的宣言却搞得繁琐而自相矛盾，他们声称要“三逃避”（逃避知识，逃避思想，逃避意义）；渴望“三超越”（超越逻辑，超越理性，超越语法）。他们生造一些莫名其妙的概念，指望它们能迎来诗歌的未来时代，像“艺术变构”、“前文化”、“反价值”、“元价值”、“建元意识”、“语晕”、“非两值对立”、“非抽象”、“非文化”、“闲适写作”、“红色写作”，等等。诸多耸人听闻的名目下，可以看出这不过是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现象学加上法国荒诞派随意混合的大杂烩。把胡作非为、无理取闹与艺术创新混为一谈，中国的“非非派”与欧洲的达达主义如出一辙。但这未尝不是一个需要胡闹的时代，正统文化的权威依然庞大，这一代的诗人要想从精神困境里挣脱出世，只有幻想一个语言牢笼，然后将其击碎，把这些狂飞乱舞的语言碎片当做一个新的语言时代来临的象征。
不管怎么说，“非非派”的影响是深远的，正如尖刻泼辣的诗人兼诗评家钟明所说的那样：“‘非非主义’作为一个分布很广的团体，作为一个观念纷繁复杂的诗歌学术组织，一个颠倒男女关系的别动队，一个进行超语义实验的诗歌的摇滚乐团，其影响，是自‘今天派’以来最大的，它超过了‘整体主义’、‘莽汉主义’以及所有第三代层出不穷的派别和团体。”有过非非派的胡闹，当代中国诗歌已经没有什么思想的、精神的和语言的界线不能逾越。同时，经历过“非非”的无理取闹，当代诗歌也不再需要胡作非为，它可以平心静气地去做那些可能的事情。在这一意义上，“非非”则是一次廉价的自我出卖，一次货真价实的献祭。确实，“非非”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既没有多少有价值的诗歌留钟明：《狂犬吠日》，载《倾向》（美国），1996年春季号，总第6期，第205页。
也没有什么精深的思想观念发人深省，这个团体迅速四分五裂。数年后，这些当年最激进的诗人纷纷下海经商，如鱼得水，与他们当年最不屑的现实混为一体。这说明，激进的革命派从来只具有观念的意义，面对现实他们可以随时采取另外的行动。总之，被称作“第三代诗人”的现象，既是一些五花八门的团伙，也是一个混乱不堪的诗歌变革时期。作为一场狂热冲动的诗歌革命，它留下激进而含混的虚名，以短暂而暧昧的姿势悬搁于中国文学史的边缘地带。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是一段注定了被流放的野史。这不只是就一批诗人去国而言，而是指由这股新生代诗人构筑的历史已经失去整体效应，而以非公开的方式进行交流。“第三代诗人”之后，中国大陆的诗坛再难形成什么有影响的运动或团体，也不会为权威的刊物和团体所承认和接受。在当代中国，没有任何艺术门类像诗歌这样，依然保持与主流文化的对立。不同观念和立场的诗歌群落，不仅仅是在传播领域水火不容，根本在于它们完全是两类东西。作为语言的书写物，它们截然不同的两种语码，就像狗和耗子一样各行其是。经历过某个历史事件后，新生代诗人四分五裂，幸存者却是今非昔比，他们以更加纯粹的诗的形式呈现他们业已平静的灵魂。
北大的洪子诚教授在他那本卓越而精炼的《当代中国文学史概说》中，对第三代诗人（他称之为新生代）作总体评价时指出：“在‘新生代’的众多派别和诗歌作者中，值得注意的是北京、上海一带的具有‘新浪漫主义’倾向的一群，他们对诗艺始终持一种严肃、真诚的态度。他们认为，诗对人类的精神归宿、对人的灵魂道路的抉择负有崇高责任，负有克服主观与客观、人和自然、意识和无意识、自我和世界分裂的责任。”洪子诚教授是指欧阳江河、陈东东、海子、西川、王家新等人，这些诗人注重发掘诗所蕴含的形而上的哲理意义，对历史及人的命运进行深刻反省，在艺术上注重秩序与纪律。显然，这批诗人不再仅仅把对诗歌艺术的探索当成是前卫性的临时投机，而是作为持续性的艺术追求。不过这个名单可能应该加上不少其他类型的诗人。进入90年代，这个名单还有所扩大，一批旅居海外的诗人，如北岛、多多、杨炼、张枣等人也表现出同样的倾向。90年代的诗歌已经很难以代来划分，自以为是和胡作非为已经不能出奇制胜，团伙解散之后，诗人只能面对诗说话。
二、祈祷与超度：历史洗礼后的第三代诗人
进入90年代以后，比较有意义的诗大部分发表于非公开出版物和在海外发行的刊物。90年代有影响的非公开刊物主要有：《现代汉诗》（北京，主编：唐晓渡、陈超、孟浪、萧开愚），《亚文化未定稿》（上海，主编：里纪、阿钟、京不特、萧毅等），《大鸟》（乌鲁木齐，主编：杨子、沈苇），《红旗（黑皮书）》（北京，主编：曾小竣艾未未、徐冰），《新群众》（深圳，主编：欧宁），《文学通讯》（广州，主编：凌越、胡窻等），《面影》（广州，主编：江城、琳茜等），《阿波利奈尔》（杭州，主编：派司），《他们》（南京，主编：韩东、于坚等），《窗口》（北京，主编：雪迪），《过渡》（哈尔滨，主编：何拜伦），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概说》，香港，青文书屋，1997年，第139页。（洪子诚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于1999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后者是前者的修订本。本书在写作中用的是香港版本，在校样审定中部分引文参考北大出版社的版本。）《联系》（南京，主编：朱朱），《北门杂志》（江苏江阴，主编：庞培），《倾斜》（杭州，主编：达达），《喂》（上海，主编：醉权、一土、羊工、海岸等）。以上刊物基本上创刊于90年代，有的出过两三期就停刊，但多数还是陆续出版。这些油印诗刊主要在大学校园传播，像是一些微弱而倔强的火种，不断地重新燃起中国大陆濒临熄灭的诗坛之火。就绝对人数而言，中国诗人可能仍居世界首位，只不过读者大约和诗人等量齐观。
后起的诗人曾喊着“打倒北岛”的口号，然而他们没有打倒北岛，只不过北岛自己采取了放逐的形式。后起的诗人与北岛的差异并未超过北岛自己前后期的变异，这与其说是一代诗人的自觉，不如说依然是时代使然。1989年后留在大陆写诗的一批诗人主要有：欧阳江河、西川、陈东东、于坚、钟鸣、雪迪、翟永明、张曙光、萧开愚、孙文波、廖亦武、金海曙、吕德安、庞培、杨键、杨子、韩东、叶辉、唐丹鸿等。1989年后居住海外的诗人有：北岛、多多、杨炼、张枣、杨小滨、贝岭、孟浪等。没有证据表明，1989年后，中国大陆的文学活动（包括诗歌创作）就停止了，或移到海外。如果认为“最优秀”的诗人都在海外，那么，同样“不逊色”的诗人依然在大陆写诗。欧阳江河、西川、王家新、钟明、翟永明等人被普遍认为是中国大陆90年代诗人的代表，他们代表了另一个时期的风尚，这参见《倾向》杂志自创刊以来发布的有关中国大陆非公开刊物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