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反复提到“我死了……”“为革命死了……”是对革命的誓言，也是借用革命的誓言为交欢提供合法性依据。仿佛他们不是为身体的性欲交欢，而是为革命交欢。革命与纵欲狂欢似乎是孪生姐妹，这是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就被固定化的叙事。《坚硬如水》，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82一83页。新保守主义者丹尼尔·贝尔曾论述过早期现代主义者具有反道德与反社会的叛逆性特征。这种倾向开始是边缘性的，从19世纪中期开始就在艺术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塞格尔（seigel，j.）在《放浪形骸的巴黎》（Bohemianparis）（newyork：viking，1986）对波西米亚式的艺术家的研究中指出，在1848年法国革命中，就出现了大量在艺术与生活方式中采用反叛策略的“豪放派”艺术家。他们表现的并非是资产阶级艺术，而是无产阶级与左派的艺术。无产阶级左派艺术一直是反对资产阶级禁欲主义的，早期无产阶级左派或“豪放派”艺术家住在低廉的房屋里，他们的生活态度和家庭伦理都随意散漫，崇尚自然。有关论述还可参见霍瑟尔（hauser，a.）的《艺术社会学》（thesociologyofart），london：routledge，1982。60年代美国纽约格林尼治村的先锋派艺术家也是标榜性解放的前驱，有一部论述格林尼治村的艺术家的出色著作，其书名的副题就叫做“先锋派表演与欢乐的身体”。该书专门有一章题为“身体就是力量”，作者写道：“60年代早期的作品充斥了放肆的肉体形象，如罗伯特·惠特曼的刺激感官的表演剧，韦塞尔曼的《伟大的美国裸体》连环画，克拉尼斯·奥尔登伯格的蓬松的软雕塑，波德莱尔式的电影，舞台剧场和露天剧场中用身体表达的戏剧，激进派的艺术，表演式诗歌，以及更重要的由舞蹈设计家、作曲家和视觉艺术家创作的舞蹈片段，这些都主张人体感性、亲密及放纵不仅是可接受的，而且是美的。”参见《1963年的格林尼治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45页。在中国建国后的文学叙事中，性被压抑了，甚至性别身份都模糊了。但压抑性欲也是表达性欲的一种方式。阎连科在这里并不是要用性欲狂欢去重写性压抑的年代，而是用性欲狂欢撕碎荒诞化的历史情境一一他用更为荒诞、疯狂的生命力量，对抗非理性的社会革命。在疯狂的红色恐怖年代，极度的政治压制和性压抑，导致了夏红梅与高爱军的性欲狂欢。阎连科对“文化大革命”的书写是极为独特的，没有人以这种方式来写作“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来写作个人的身体与那个时代的直接关联方式。身体的狂欢当然是一次宿命式的纵欲（他们必然死亡，终究死于与性政治有关的事件），但它始终是一种反抗，一种自杀式的反抗。在那个时期的专制压迫底下，狂欢就是自杀；而自杀式的狂欢就是对生命最坚决的捍卫。这部小说始终洋溢着一种生死、政治性的冲突转换结构，推动着小说叙事强行地穿过历史现常阎连科敢于用这种方式来重写“文革”，在反差极大的叙事情境中表现生命的压抑与狂欢的两极状态，确实令人称奇，也令人钦佩。我知道没有充分理由，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说阎连科的这种叙事方式受到当代消费社会的审美趣味的直接影响，我也完全可以料到阎连科本人也不会同意我的这种说法。但阎连科敢于用如此大跨度的手法，或者说用这种狂欢化的表现方式，可以说与当今消费社会大量盛行的狂欢化和感官化的叙事有关。至少，他的这种叙事方式与消费社会的叙事方式并行不悖。
狂欢理论当然是前苏联理论家巴赫金的著名学说，巴赫金的民间文化的本质及其革命性就表现在狂欢上，而狂欢的实质就是荒诞的身体的庆典：丰盛肥美的筵席，狂饮烈性酒，放纵性欲。巴赫金认为，在这样的场景中，“官方文化被彻底推翻颠覆”。在斯达利布拉和怀特合著的那本《离经返道的政治学与诗学》一书中，大量阐释了巴赫金的理论，并且作出了各种精辟的推论。在他们看来，“狂欢中的荒诞不经的身体是不纯洁的低级身体，比例失调、即时行乐、感官洞开，是物质的身体，它是古典的身体的对立面，古典的身体是美的、对称的、升华的、间接感知的因而也是理想的身体。因此，荒诞不经的身体及狂欢活动，在中产阶级身体与文化的形成过程被排除在外。”身体的狂欢历来或者说曾经是民间用来对抗官方压制性文化的有效方式，而正统权力的文化压制身体欲望，它使文化变成民族一国家的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并不是说民间的狂欢文化就不存在，而是在所有的文化叙事中，那种身体狂欢的形式被完全遮蔽了。在所有的关于民族文化（和民间文化）特色的叙事中，都没有关于身体狂欢的特性。人们乐于用一系列冠冕堂皇的词句来修饰民族文化（民间文化）的特性，而把文化最基本的表现载体一一人的充满欲望的身体从文化叙事中清除出去。例如，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不断地有各种流氓事件发生，在那些严重性压抑的年代，人们事实上并没有停止身体的活动。在一些地方，比如说，在农村就有非常放肆的身体活动，它们并没有也无法被禁止。当然，它们是否有如巴赫金所认为的那样，足以全面颠覆主流意识形态，这还值得怀疑，但确实是在政治之外还有民间文化生存的方式。从这样的意义来说，阎连科用纵欲般的身体叙事替换了政治叙事，那着了魔的身体就跟疯狂了的政治思想如出一辙。它既是隐喻，又是颠覆。对于夏红梅和高爱军来说，性就是政治的果实，政治就是性的手段；同样，政治是性的出发点，性就是政治的延伸。对于那个极“左”政治至高无上的时代，还有什么比这种态度更为挚爱而又亵渎政治的呢？尽管消费社会的审美趣味丰富多变，对于当代文学来说，强烈的速度变化的感觉，时尚化的趣味，唯美主义的风格，狂欢的格调，这些消费社会的典型特征，正在融进当代小说叙事中，并且也在促进当代小说叙事产生新的审美表现机制和风格趣味。
五、历史语境及其超越的可能性
消费社会对当代文学写作的影响不仅直接，同时也通过诸多中间环节的转换来完成。就其直接性来说，它通过文学写作者的直接个人经验，通过他所感受到的现实变化，通过他的视觉和听觉系统的整理，把那些直接可感的表象代码编织进文学叙事的描写性组织，在文学文本中建构一个庞大的消费社会的符号体系。在这一意义上来说，当代文学受电视和广告媒体的影响日益明显。文学的那些描写性组织越来越发达，越来越多的城市代码堆积于其中。这些代码看上去光怪陆离、变幻莫测，但实际却更倾向于实在性与直接经验。这与当年苏童、格非的文学叙事中出现的描写性组织（即那些修辞性很强的环境描写和抒情性表达的词句）根本不同。后者的描写是导向非实在的语言本体论的美学效果，它唤起的是超越性的形而上经验；而前者则是回到现实实在，它是平面化的呈现，它唤起的是共时性时空的直接感官经验。前者的描写经常用于表现生活的破碎感，例如，在那些悲惨的生活情境中，那些描写性和抒情性的句式就会油然而生，在苦难的边界，这些抒情性表达透示出一种“后悲剧”的意味；后者则是更加单纯明快的感官享受，令人感受到生活的华美富足以及肯定性的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