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名人大家，大都有一个优越的成才环境，要么是师承祖业，要么有遗传基因，要么受良好教育，要么有特别天赋。对于江涛来说，这些成才条件几乎全都与他无缘。他出身工人家庭，爸爸是铁路工人，妈妈是纺织工人，全家人包括亲戚在内找不出一个懂“丝竹”的。父母亲对他没有过高的期望，只希望他健康成长，将来能接过自己手中的信号灯，子承父业，当一名铁路工人。如果生活的道路不发生改变，也许江涛就不会有今天。
江涛，这名字与他的出生地有关。他出生于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是听着海涛声长大的。因此，父亲给他取了“江涛”这个名字。他从小喜欢大海，喜欢大海的辽阔，喜欢大海的湛蓝，喜欢海风，喜欢海潮，喜欢海滩，喜欢五颜六色的贝壳。大海是他儿时的乐园。那个乐园塑造了他男儿的个性：勇敢而执著。
他生有一副大嗓门，上幼时就被老师当“重点”对象培养。那是一个“五音不全”的年代，除了语录歌，便是样板戏，唱不唱语录歌是忠不忠的表现，学不学样板戏是红不红的标志。从儿童到老人，人人学人人唱。音乐老师拉得一手好京胡，在当年可谓是大显身手。江涛学唱的第一首歌是京剧《红灯记》选段“临行喝妈一碗酒”。那时，小小年龄的他不懂得板眼，可他那稚嫩的童声和那装模作样的神态赢得了老师的表扬：“这孩子很聪明，学啥像啥，说不定能成为文艺人才，最好送到少年宫去培养。”这是老师给家长的建议。为了不影响儿子的前程，父亲听了老师的话，把江涛送进了少年宫。
上午上课，下午排练，晚上演出，江涛很快地适应了这里的学习环境。他学唱歌，学跳舞，登台演出，乐此不疲。
他的聪明得到少年宫老师的赏识，常被“委以重任”，成了少年宫出场率最高的“小明星”。
在江涛童年的记忆里，有两件东西他至今也没有忘记，一件是老师手里的那把京胡，另一件就是家里那台“红灯牌”的收音机。白天，跟着老师的京胡唱歌，他认为那是天底下最美妙的音乐了。晚上回到家，收音机成了他最好的玩伴，常常一个人枕着收音机入眠。江涛清晰地记得他看的第一部电影是《闪闪的红星》。他崇拜剧中的主人公潘东子，他能演电影，自己为什么不能？“我想当潘东子！我想当潘东子！”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父亲，父亲勉为其难地笑而不答。
他喜欢儿子从小立志，人小志大，可理想和现实之间还有不小的一段距离啊！自从潘东子成为他少年的偶像，他同时喜欢上了剧中的插曲《小小竹排》，这是他第一次唱自己喜爱的歌曲。白天唱，晚上唱，梦里也唱。那时他不懂曲调高低，不懂得保护嗓子，过度疲劳最后导致失音。嗓子哑了，不能再登台唱歌了，他伤心地哭过，于事无补。他不愿意离开少年宫，从此改学单簧管。学管乐不同于唱歌，需要扎实的基本功，需要持久的耐性和毅力，既然是自己选择了这条路，就要矢志不渝地走下去。学乐器，首先学识谱。单簧管是西洋乐器，用的是五线谱，初识这碟长长短短的“豆芽菜”，江涛如入云里雾中，不知从何下口。气运足了，手指不听使唤，指法熟了，找不到音符。谁知“豆芽菜”，根根皆辛苦。江涛执著地吹啊吹，吹得心里冒火，吹得嘴上起泡。他没有放弃，一直吹了八年，从小学吹到初中，从初中吹到高中，吹了个得心应手，吹了个游刃有余。江涛“吹”出了名气，于是有了更高的追求。他想“吹”得更高，
“吹”得更响，吹出校园，吹出山东。上高一那年，他报考上海音乐学院名落孙山。
高二那年，他报考铁道兵文工团没能如愿。高三那年，他参加竞争青岛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初赛--复赛，过五关斩六将到了决赛，结果败北，和节目主持人失之交臂。上大学无望，进艺术团体无门，几经碰壁，江涛心灰意冷，抱着吹了八年的单簧管黯然神伤。人生的路在哪里？他茫然不知所措。“涛儿，农民靠种田吃饭，工人靠做工挣钱，咱祖祖辈辈都是靠卖力挣钱吃饭的，这管子咱不吹了，看来那玩意儿不养人。我在铁路工作了几十年，人称‘铁老大’、‘铁饭碗’，这行当发不了财也失不了业，我提前退了，你来接班吧。”爸爸的话语重心长。接班，这是当时的政策，对于就业无门的江涛来说是最好的出路。爸爸提前六年退休了。为了儿子，他无怨无悔地放弃了自己钟爱的事业，放弃了自己用几十年的努力换取的荣誉和地位。为此，江涛深深地感到内疚和不安，他下决心当好铁路工人，为父亲争口气。
当江涛换上铁路制服从师傅手中接过信号灯时，才懂得“工人”这两个字的意义和内涵。起先，他分到运转车间，说白了，就是扳道岔。扳道岔，说来是最简单的机械劳动，不要多少技能，可需要的是责任心和吃苦精神。工作不分白天黑夜，无论风霜雪雨，像卫兵一样常年守着两条冰冷的铁轨，不敢有任何疏忽。冬季，道岔最容易被冻封，每半小时就要巡查一次，他从不敢有丝毫懈怠。道班房没有音乐没有暖气，有的只是寒冷和寂寞。当扳道工一年，江涛以扎实的工作成绩赢得领导好评。年底，奖励性换岗，他被调到客运段工作。在客运段工作相对轻松了许多，每天的最后一班车是晚上十点半，接发完站就完成了一天的工作，剩余的时间如何打发？白天热热闹闹的车站一下子变得冷清起来，这漫长寂寞的夏夜如何度过？江涛想起了他那根搁置了许久的单簧管，在寂静无人的月台上，吹上一曲，感觉不错，一天的疲劳解除了，身边的寂寞没有了，置身音乐之中，还有一种淡淡的陶醉感。他每天吹，吹给自己听，吹给心灵听，吹给大自然听，演奏员是他听众也是他。吹着吹着，他被音乐融化了，是自己属于音乐还是音乐属于自己？迷失的寻找中他发现音乐女神在他身上复活了，而且有着无法抗拒的魅力。他吹，他唱，乏了，累了，他独自一个人静静地想，想自己走过的人生路，想铁路工人工作的艰辛和甘苦，想小站的黄昏和黎明，想音乐与生命的机缘。想着想着，从心头流出一首歌：
在我生活的轨道上有一个小站，站小人少路遥远。那里虽然没有喧闹的人群，却有木楼窗口盛开的杜鹃。当那飞驰的列车踏醒黎明，捎来远方亲人的惦念。啊，晶莹闪烁的信号灯，就是我生活的港湾。
后来，他给这首歌取名《小站的回忆》，并自己给它谱上曲。除了唱给自己听，也唱给工友们听，听得人多了，他因此有了多才多艺的名声。站里开联欢会请他上台，段里组织文艺活动推举他参加，局里举办歌咏比赛他踊跃报名。一次次的登台，一次次的获奖，他的知名度随之高了起来，他的业余生活也因此变得丰富起来。
9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全国首届“建设者之歌”声乐器乐大赛在京拉开序幕。层层选拔，层层推荐，江涛荣幸地代表济南铁路局参赛。第一次进京“赶考”，江涛既激动又紧张。北京，首都，一个梦牵魂萦的地方，到那里演出能不激动吗？“江涛，你小子这一回可‘吹’上天了，吹到北京去了。”朋友的话透着羡慕的口气。“江涛，你代表我们济南铁路局几万名职工进京演出，要为集体争光。”领导的嘱咐像一付沉甸甸的担子压在他肩头。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已经不是江涛了，江涛已经成为“代表”了。他暗下决心，一定当好这个“代表”，为自己争气，为单位争光。
到底是全国大赛，参赛者大多是专业歌手，大多作了充分的准备。有人备战的是大派词曲家的经典之作，有人带来了音乐指导，有人聘请了专人乐队，大有“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架势。环顾身边跃跃欲试的竞争者，江涛鼓足的勇气顿时泄了一半。自己是单枪匹马，无备而来，带来的是自己写的那首《小站的回忆》，没有乐队，自吹自唱，这“下里巴人”能登这大雅之堂吗？既来之，则安之。他还是鼓足勇气走上赛场。他是最后一个上场的参赛者，从排序上说不占优势，可他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压根就没奢望过那块奖牌。他简简单单地上场了，开场用单簧管吹了一段节奏明快的前奏曲，接下来是一段字正腔圆的清唱。他边吹边唱，边唱边舞，听众的情绪被他那独具魅力的音乐语言点燃起来，随着歌曲的节奏而击掌。演出结束了，他得了个满堂彩。这出人意料的演出效果给他带来一个出人意料的殊荣：创作一等奖，表演三等奖。当记者请他谈创作体会时，他怯怯地说，其实我不懂创作，这是我所经历的生活。江涛不负众望地捧回了奖杯。他所参与的那次获奖作品音乐会在中央电视台、山东电视台、青岛电视台相继播放，他的名字和他的歌声也渐渐地为人们所接受和熟悉。获奖给他自信，他自信自己能闯进音乐的王国，自信音乐就是生活就是生命就是自己追求的事业。
江涛成名人了，省市电视台分别给他下了聘书，大大小小的文艺团体邀请他加盟演出，铁道部举办的“火车头之春”春节文艺晚会在北京排练，给他单位发来借调函……一时间他应接不暇。正当江涛踌躇满志地实现自己的宏伟目标时，领导找他谈话了，“江涛，你千万别忘记了自己是一名铁路工人，别忘记了自己的岗位在哪里。”起初，江涛对领导的提醒不以为然，我江涛不是为个人争名，是为单位争光啊！推荐我去北京比赛是你们作出的决定，部里调我去排练是下级服从上级，我江涛何错之有？我刚刚取得一点点成绩和荣誉，就有人说三道四，他想不通。后来仔细想想，领导也有领导的难处，铁路工作，半军事化管理，一个萝卜一个坑，你是客运段的职工，整天在外面演出，你走了，你的工作谁来干？那次从北京排练回来，领导对他采取了组织措施，把他调到招待所当了招待员。铺床叠被，打水扫地，这是一个大小伙子干的工作吗？江涛觉得委屈，可又必须服从。音乐给他带来荣誉，又给他带来烦恼，在委曲和烦恼的日子里，他依然吹他的管子。他知道音乐能给他解愁，那曲调变得凄苦而忧伤。
闯京城。在都市的屋檐下他走进“漂流艺族”
1990年夏天。全国“喜乐杯”青年歌手大奖赛在青岛举行。天时地利人和，江涛一曲《望天》蟾宫折桂，得了一等奖。更让他兴奋不已的是，金铁林、付林、王酩、郭承志，他们来了。他们是音乐界红得发紫的大腕，他们是本届大奖赛的评委。有幸和他们认识了，并得到了他们的赏识。就是那次比赛，改变了江涛的命运，他从一名铁路工人调到青岛市歌舞团当了一名职业演员。这是自己梦寐以求的啊，这是自己努力奋斗的结果啊！从此可以专心致志从事自己所钟爱的音乐，再也不会受人刁难了，再也不用戴那顶“不安分守己”的帽子了。可当他脱下那套深蓝色的制服离开铁路时，他哭了。那泪水里包含着复杂的感情，他知道这份工作来之不易，是爸爸提前六年退休换来的，如今就这么放弃它，在情感上最难接受的还是老爸。“涛儿，你已经长大成人了，你可以选择自己走的路，但你要记住，做任何事情都不容易，不付出努力就不会有收获。”爸爸是开明的，他支持儿子对自己人生道路的选择。
在江涛从艺的道路上，他不会忘记，是金铁林老师改变了他的命运。那天，金老师在颁奖会上倍加赞赏地对他说：“江涛，你不但会演唱，而且能演奏，这是你的优长，也是你在歌坛上竞争的优势，你的音乐感觉很好，有潜在的实力，需要名人指点，需要再上一个台阶。你在青岛和山东已经小有名气了，可中国的歌坛很大，最大的舞台是中央电视台每年的春节晚会。你最好能到北京去发展，那里艺术氛围好，发展空间大，成功的几率自然也就高。”有了名师指点，江涛下定决心闯一把京城。既然选择了这个竞争性的职业，既然自己有发展的潜力和优势，何不去努力实现自己的最高追求？人生难得几回搏。他坚信：敢拼才会赢！
带着骑士般的梦幻，江涛从青岛到了北京
北京，五彩缤纷的北京，高楼林立的北京，祖国的首都，世人向往的地方。自己来了，两手空空，举目无亲，何以为家，何处栖身？那时的工资不到百元，住地下室，啃方便面，他并不觉得苦。最苦的是一时无法找到通往理想彼岸的路，没有名师指点，没有好词好曲，没有朋友相助，没有金钱后盾，自己像一只没头的苍蝇四处碰撞，苦苦寻觅。无数个没有星光的夜晚，他躲在空气浑浊的地下室里独自品尝着“漂流艺族”的寂寞和孤独。
两年一度的中央电视台“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轰轰隆隆地拉开了序幕。有人说这里是青年歌手成长的摇篮，有人说这里是通往最高艺术殿堂的一道门槛。对于已经成名和梦想成名的青年歌手来说，他们太在意这个舞台了。江涛当然也不例外。只有跨越这道门槛，才有可能成为中央电视台的签约演员，只有成为中央电视台的签约演员，才有可能登上中国最大的舞台。这似乎是一条无法跨越的必由之路。几经碰撞之后，江涛渐渐地理清了思路：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挑战和机遇并存。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取胜，个人素质固然重要，参赛作品也同样重要。过去是词曲作者找演员，讲求的是社会效益；现在变了，是演员找词曲，讲求的是经济效益。江涛也知道当时的行情，花上几万块钱买件作品成名者并不鲜见，可自己没有如此强大的经济后盾啊。无奈之中，他想起付林老师。他们是在青岛认识的，付老师当过他的评委，给他过鼓励和好评，他希望能得到付林老师的理解和帮助。
那天，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了付林老师家，不巧，付林老师外出没能相见。第二天是同样的际遇，他带着一颗失落的心回了家。第三次他来了个“程门立雪”，在老师门前苦苦等了大半天，直到付老师晚上回家。付老师被这位年轻人执著的精神所感动，当即询问他的演唱风格，音域宽窄，并根据他的个人素质给他专门创作了一首’《故乡的雪》。拿到付林老师的作品，江涛如获至宝。他从内心里喜欢这件作品，希望它能实现自己的梦想。“江涛，要想成为音乐人，首先要懂得音乐，音乐是情和情的感应，是心和心的交流，不是要用嗓子去喊，而是要用心去唱。”这是大师们给他的至理真言。
走过多少人间的沧桑，怎能不回头张望，走过多少异乡的风霜，怎能不回头张望，故乡的雪，封冻过我的门窗，宁愿它继续打在我的脸上……
江涛一遍遍地吟诵，一遍遍地演唱，他渐渐地发现那风雪中的独行者竟然不是别人，而是自己，他分明看到了雪地上那一行深深的脚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