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79年初夏即可明白地看出，只有以釜底抽薪的断然措施，才可拯救克莱斯勒公司。他们已竭尽他们所能做的一切包括降低费用等，但经济情势越来越坏而他们的赤字日益严重。至此，他们已如同身陷泥泞。如果要再起死回生，只有求援。再下去，就没有资金来帮助他们从溺水站起。
1 断然措施——求助政府
当艾克卡重返华盛顿以克莱斯勒总裁之名以求政府援助时，每个人都说：“你怎么会如此呢？”或“你怎么敢呢？”而艾克卡已别无选择，求助政府是如今惟一的途径。要知道，当身任福特总裁时，他到华盛顿首都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要求政府减少对他们的干涉。
他们试尽了其他法子，在1979年和1980年间，凡是有购买希望的投资者，艾克卡和他们的面谈已超过100次。而其中大多数都是骗子、掮客或心怀好意却没作用的人。到最后总是不了了之。
经过无数次的可能性会谈，他们只好择取其中的一个，那就是向政府求救。他们到华盛顿并不是要以贷款作保证来寻求政府协助。像艾克卡一样，约翰·里卡多对于这一天的来临，越来越心神不安。虽然艾克卡即将接替他来掌管公司，但业务上他仍然是董事长，里卡多也明白是他飞向华盛顿求援的时候了。首先，他试着完成以冻结政府的能源法令两年来寻求国会的支持，这样便可不要花费经费来极力降低排气管的碳化物而可用这笔钱来开发新车型，但在华盛顿却没有人管他们。
里卡多这样做是对的。虽然克莱斯勒有很多问题皆因管理不善而引起，但政府也有部分责任。在设立一大堆诸如汽车安全问题的故意刁难以及一些令人讨厌的规定后，又告诉美国汽车业者说：“你们大伙不可一起讨论或发展这些工作，各人做各人的事好了。”
里卡多的冻结法规的提议没人理会，他又开始奔走于大厅以进行退税的游说行动。根据这项计划，政府必须一元一元地退回克莱斯勒为配合政府的安全、污染标准设备所花的钱，总金额高达10亿元。但国会再一次将里卡多拒之门外。
1979年8月6日，威廉米勒离开了联邦准备基金会的负责人一职而就任财政部长。他的官方行动的第一步便是声明他支持政府为大众利益而支持克莱斯勒。米勒反对免税方案，但他说卡特政府愿意考虑贷款保证，前提条件是他们能提出全面的自救计划。直到这时，艾克卡才决定申请贷款保证，尽管他是以极不情愿的心情来决定向政府申请贷款保证的手续。
2 “政府挽救”声明
开始，政府支援克莱斯勒贷款就受到每一个人的反对，最大的反对声浪是来自企业集团。大多数企业领袖坚决反对这个计划，其中有许多人更公开地表示他们的看法，这些人包括通用公司的汤姆·摩菲和花旗企业集团的华特·季斯顿。
对于大部分将美国企业视作宗教类集的人来说，联邦对克莱斯勒的援助不啻是一种亵渎、异端和否定。他们的体系是个互有损益的体系。清算与倒闭是消除无纪律市场的上策，贷款保证却违背了自由企业的精神，鼓励了失败，削弱了市场的纪律。人往高处走，适者才能生存，这是不变的竞争法则。缺乏风险的社会就是没有奖励的社会。失败对资本主义而言就像地狱对基督教一样。
全国制造商协会尤其强烈反对联邦的贷款保证。在1979年12月13日举行的会议上，产业圆桌会议里的政策委员会赞成下述对克莱斯勒状况的报告：
市场体系的基本前提在于允许失败与成功，损失与利润的同时存在。不管哪一个公司或个人遭受失败的艰苦程度如何，维持整个社会体系自由充分运作仍是最根本的。在广泛的社会中正因为有赚有赔，才得以维持大局的平衡。在新的破产法中，如果失败及重整的程度严重的话，其后果是不难想像的。也许可避免损失所有的工作及生产，在重整时，当无用的部门出售给其他生产者之后，或许可以得到企业再生存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联邦的支援也有其意义。
正当政府企业及大众逐渐注意政府对经济加以干涉的花费而又无效之际，提出更进一步介入的话题是极不适宜的，现在正是实践“无需政府挽救”原则的时机。
这段叙述使艾克卡感到愤怒。他尝试去找出是哪些人投票赞成的，但是当时他所要查问的每一个人都出城去了，没有人愿意为打击他们而负责。
于是，艾克卡寄出下述信件作为答复：诸位先生：
我深感困惑，当我知道我在华盛顿为克莱斯勒公司请求贷款保证而作证的同一天，产业圆桌会议却发表了一篇反对“政府挽救”的声明，请别忽略了克莱斯勒也是这团体中的一员，在此，我想谈几点看法。
首先，圆桌会议的基本宪章中包括了通货膨胀的考虑。其目的已扩大到全国重大的经济问题了。这些讨论传统上都是在开放而自由的气氛下进行的。而我们没有机会来向政策委员会表达克莱斯勒情势的事实无非直接地违反了这种传统。
第二，圆桌会议并没有对钢铁公司、造船厂、航空公司、农民及住宅采取相同的立场，它也没有抗议对外国钢铁设定“限定价格”或者禁止政府对美国汽车业的援助。
第三，圆桌会议的报告诉之于自由市场体系“允许成功与失败”的原则。它完全忽略了政府法规侵入市场体系而导致大部分克莱斯勒问题的事实。实际上政府取消某些有害的联邦法规与自由市场的运作有莫大的关系。例如政府对钢铁公司贷款的保证，就是完全基于这一理由。
第四，圆桌会议宣称在新的破产法规下重整对公司适应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我们需要的不是减轻债务，而是筹措大量的新资金。在破产进行过程中，我们不可能筹措到我们需要的资金。我们曾经请教过国内的研究破产法首屈一指的专家，休坦特洛斯公司的罗纳德·特洛斯先生。他对新法则分析后认为破产处理并不适应于克莱斯勒，而且破产会导致立即的清算。在圆桌会议声明中显示，当他们在准备这份报告时，并未访问破产法的专家。我敢肯定如果他们曾询问过的话，报告中将不会对破产的好处持有这样的信心。
第五，最不幸的是，圆桌会议竟成为讨论口号的活动。以印刷报告的方式来宣布一种“无需政府挽救”的政策，的确可以将争辩减至最低限度，但是对于国内成千上万依靠克莱斯勒为生的工人，他们的前途却值得忧虑。
最后，我相信我接受你们现在的邀请成为圆桌会议的一员也许会造成其他会员的困窘。我曾经希望能够参加一个产业的讨论会，在一种互信互敬的气氛下讨论经济与社会的问题。圆桌会议的出版报告却指出这样的机会并不存在于政策委员会里。因此，请接受我诚挚的抱歉以及克莱斯勒退出产业圆桌会议的行动。
3 为克莱斯勒申诉
以上这些，就是艾克卡告诉圆桌会议的内容。他很清楚自己的处境。自由主义中的资本主义是世界有史以来最好的经济体系。他百分之百地喜爱它。假设其他情形不算，艾克卡以为它是惟一的方向。但是如果其他情形有所变化呢？如果一个公司实际生存的问题并不是完全由自由企业决定而是由它的对手决定会怎样呢？当一个公司由于其所处的行业及其规模受到政府的法规的不公平的影响而几乎一败涂地时又该怎样呢？这些都会发生在克莱斯勒身上。过去管理的错误固然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克莱斯勒不应该投机而生产所有的产品，不应该尝试扩充到海外，不应该投入旧车市场而应该更注意品质，但是最后迫使公司失败的则是愈来愈多的政府法规的冲击。艾克卡在国会花了一个星期去试着说明这些，他们不断地问：“为什么你一直来这里叫喊法规呢？”艾克卡说：“因为你们制定了法规，却把箭头指向我们。”然后他们转身说：“那是由于愚蠢的管理制度。”最后，艾克卡实在受够了，于是他告诉他们：“好吧！我们停止指责吧！50%是法规的错，50%是我们的错，因为我知道所有管理的罪恶。你们要我做什么？把那些不在这里的家伙钉上十字架？他们的确犯了错误。但你们让我们走入了困境。”
为什么他们的自由企业体系如此坚强？这绝不是由于它站得稳、墨守成规，而是因为它总是能适应变动了的现实。艾克卡是自由企业的强烈支持者，但这并不表示他仍停滞在19世纪，事实上自由企业已不再完全代表其以往的意义了。
首先，自由企业体系已适应了工业革命。1980年时，它适应了撒穆耳、戈培士及劳工运动。公司的经理人为反对这个新运动而群起战斗，但是真正该为运动负责的人却是他们自己。他们设立工作条件恶劣的工厂，让童工整天工作，它创造了无数需要被纠正的不平等的事。他们并不知道自由企业是弹性而有机的。自由企业适应了劳工运动，事实上劳工运动也适应了自由企业。在某些产业里，劳工阶层与管理阶层一样成功与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