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姑的追忆--
奶奶、母亲、姐姐和我，这是在我记忆中不能忘记、相依为命的四个女人。
二姑这样写--
奶奶、母亲、姐姐和我，这是在我记忆中不能忘记、相依为命的四个女人。我，1938年出生，是属虎的，虽说是老小，可独立性很强，无论做什么事，善于自己拿主意。我14岁才开始上小学，还是我自己扛着大杌子，拿着小板凳走进学校的。我个头高，166米还多，站队当排头。学习用具多是用石板、石笔。我学习很努力，学了不足两年就考取了五六年级，是县里的正式考试，那叫“完小”。
小学阶段吃的几乎全是一色的粗粮子煎饼，喝的红秫秫稀粥，菜是大葱、豆豉、辣菜疙瘩咸菜、香椿芽咸菜。中学阶段吃的是大米饭、朝牌饼。苦就苦了三年的师范生活，连地瓜秧子糠菜都吃不饱。穿的是一冬一条棉裤、一件棉袄，里边套一件褂子就不错了，不知道毛衣、春秋衣是什么，一冬天外衣也不洗，因为洗了就没衣服换了。
不论上完小，还是上初中，还是上师范，来回都是徒步，不管雪多大，风多冷，都得按时到校。上师范第一学期开学，70多里的路程徒步，还得用担子挑着被褥、棉袄、棉裤等，七八月份的天气炎热，酷暑难当，从黎明到摸黑，路上渴了向村人讨得凉井水喝。一到校就累得病倒了，一场疟疾折腾了两周，发冷发热，两周没参加学校的劳动和训练。春节放假或开学，走到沂河边，无桥无船，浅水处已结了薄冰，能不走吗？能搁在路上吗？尽管快走，也得20分钟的河水，小腿冻成冰棍，两脚冻成冰鱼，那滋味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知道。同学陈为升同情地说：“得荣啊，这样的生活苦不苦？凉不凉？”我眼里噙着泪回答不出来，只好快穿鞋袜，快暖和暖和，快搓搓小腿，放下棉裤腿，快活动活动。现在我们村附近有两座大桥了，交通车辆也方便了。那时求学最大的困难是饥饿和寒冷，但这些丝毫没动摇我的决心。越苦就骨头越硬，就越坚强。
姐姐苗得云是1935年出生，是属猪的，属猪的特点是与世无争，姐姐是一个好母亲。姐姐也上过小学，也上过几天完小，那年代对上学不那么重视，上与不上在人们的脑海里没什么区别。哥哥曾在文章中有趣地写到姐姐小时候的能力：“我家也是多树之家，场院上有两排高高的楸树，邻近田地上有两棵高高的杨树。大桥田地崖头上有两棵粗大的柳树。有的是我祖父栽的。那两棵杨树中的一棵，在村头立着，直入云霄，像一杆旗。我记事时，就一抱才抱住一半，树身挺直，我几次曾想爬到上面看看，却望而生畏，不敢上去。想到上去下不来的危险，就心悸。俗话说：‘上树不愁，下树拉油。’有的树，上得去，下不来。我站在树下，望着那滑溜溜又粗又高又直的树干，听见树叶在半空中哗啦啦响，心想若能爬到上边，能看见远处几百里的光景，那该多好？可谁能爬得上？有一次，在一个刮大风的春天，比我小3岁的妹妹竟然爬了上去。她竟然爬到最高枝桠。那一天谁也不在跟前，谁也不知道她怎样爬上去的。她在上面，不慌不忙地把一个多年的喜鹊窝拆掉，掏出蛋，裹到衣襟里，把枯枝一条条扔下来。然后从树上下来，放下蛋，捡起枯枝捆好背在身上，再把鹊蛋兜在怀里，从容地走回家。家中大小都惊呆了。‘哎呀！皇天神，你待上天啊！’祖母惊叹着。‘哎呀！小祖宗，你待作死啊！’母亲在吵着。我只急急问：‘你怎么上去的？怎么下来的？在上面看见天大吗？’妹妹却既不答话，也不解释，像平日从外面拾草回来，卸下背在身上的枯枝，笑眯眯地把那些鹊蛋拿给我看。她分明是有计划做的一件一举两得的事情，又拾柴，又掏鸟蛋。”
……姐姐很前卫，上小学时在村里她先带头剪短发，剪了短发的姐姐很漂亮，圆圆的脸蛋，齐耳的短发，适中的身段。当时我奶奶也没反对，顺其自然吧。说实话我觉得姐姐比我聪明能干，泼辣大方，说话做事都不打憷。
1953年，18岁的姐姐经人介绍嫁给了本村30多岁的复员军人邱西忠。姐夫虽然年龄大点，可长得蛮帅的，大眼睛，双眼皮。天文、地理，无不精通，特别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每逢春节或谁家办喜事，请他写对联的不少。军人的特点干净利落，家里的院子总是打扫得干干净净，房内也收拾得有条不紊。但姐夫有一个弱点，虽然他身体受伤较重，但也缺乏吃苦耐劳、勤俭节省的习惯。从部队下来，本来能在公家单位工作，自己非要回家不可，是个自己不受管辖、也不愿意领导别人的人。后来后悔，一辈子都在找县里，找原先单位，也没法解决了，最后还是干了庄户，修理地球，面朝黄土背朝天，姐姐不得不受拖累了。
姐姐刚结婚的第三天晚上我去看她，她独自躺在一间小西屋的床上掉泪，我心里一阵酸楚，觉得耳鬓厮磨的同胞姐姐在那里受苦，人都说男大疼妻，可我姐夫不是那疼妻子的人。姐姐19岁生下了长子邱景廷，前前后后6个孩子，三男三女，架没少吵，孩子没少生，我姐姐累上加累。后来几个孩子出生也不请接生婆了，自己拾掇拾掇就抱起来，因为没钱付接生费。20世纪60年代全国闹自然灾害，姐姐家生活特别困难，树叶、糠菜没少吃，还填不饱肚皮。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有时塞给她个菜团子吃，她攥在手里怎么也舍不得吃，拿回家给孩子吃。那个多儿多女的家，姐姐又顶了大半边天，靠的是省吃俭用，靠的是精打细算，靠的是一双勤劳的手。多年的植树积攒，一棵棵小树长大当梁檩，给两个儿子盖了6间房。6个孩子有4个上过学，有两个几乎没进过学堂门。姐夫有时拿麦子换大饼吃，拿豆子换豆腐吃，姐姐就和他算经济账。姐夫晚年得了痴呆症，病重时不认人，说话糊涂，有时清醒也痛哭流涕。我回家去看他，攥着我的手亲得不得了。姐姐伺候他吃喝拉撒，冬天拿了那些脏衣服到冰冷的沂河水里去洗。
回忆起姐夫来，他也有许多优点，复员带回来家的十几元钱，我上学急用时，姐姐还给了我几块呢。姐夫父亲去世得早，他每次有新鲜菜或水果，都是先拿给母亲、岳母吃，对岳母娘叫得很甜，像亲生母亲一样。姐姐吃了一辈子苦，爱情不幸福，可姐姐非常疼爱孩子，孩子虽多从不对孩子发脾气，从不打骂孩子，曾深情地对我说：“光吃不饱、穿不暖就够孩子苦的，不能让孩子没有父母的爱，没有家庭的温暖。”姐姐勤勤恳恳默默奉献着。我每次回家，攥着她的手，她的双手又粗又硬，不知干了多少活。我常回忆起我俩小时候形影不离像双胞胎，常是哥哥的小尾巴，哥哥带领我俩做村里那些有意义的活动，也一起去拾柴搂草，捞鱼摸虾，大了就帮母亲干那些农活家务活，虽说生活很苦，可觉得很甜蜜。
从奶奶到母亲到姐姐到我，我们这四个女人算我上学最多。1963年我师范毕业开始教学了，父亲、哥哥也常给母亲点钱，村里有人羡慕母亲“有三股水”，是说有来源，可这“三股水”很细，常有断流。我每回家看望母亲，满屋里看看母亲的粮食够不够吃，看看母亲的积蓄。母亲从没有多余的钱，父亲、哥哥给点钱也常常给姐姐点，常常也只不过五六元钱，用旧手帕包了个里三层外三层，放在褪了色的我奶奶的旧矮橱的左边抽屉里，那里边还有我父亲及我兄妹的照片，母亲寂寞时就看看那些黑白照片。哥哥曾接她去济南，我也曾请她来诸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连饭都吃不饱，母亲在哥哥家急得嘴上鼻子里都起了泡，她不适应城市生活，背着个铝壶又回家了。在诸城也只住了几个月，她闷得跑到县委院子大礼堂里去掉泪。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实在使和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人不习惯，还惦着家里的老房子，自留地的麦子，不得不把她送回家。从此她就固守着那三间旧堂屋、几只鸡过日子。1939年我父亲参加抗日，1949年我哥哥脱产离家，1953年我姐姐出阁，1956年我开始到县城上学，1961年我奶奶又去世了，之后就我母亲一个人在家，到她1982年去世，20年的时间都是和影子相伴，出进一个人，还有五六只鸡是活物，母亲一从坡里回来，一群鸡噔噔跑来，咯咯要食吃。幸亏还有姐姐在本村，姐姐的长女香莲大了常给姥娘挑水、拿柴、做饭、洗衣、收拾家务，冬天晚上和姥娘睡一个被筒，给姥娘暖和着小脚。都说女儿是娘的小棉袄，这外甥女是姥娘的棉坎肩了。是姐姐一家给母亲解闷，我无限感激我的姐姐，也羡慕姐姐和母亲在一起的时间长。我没有尽到孝道，欠母亲的太多太多，再忏悔也弥补不上了。
1963年夏天的一场大风暴席卷了家乡一大片地方，苗家庄也未幸免。母亲曾心有余悸地告诉我，她独自端着小油灯，用手捂着躲在了锅屋的东南角墙旮旯里，吓得顶梁骨走了真魂，只听见噼里啪啦的暴风掀翻着屋顶，粗大的雨点下个不停，缩成一团瘫在那里，好歹盼到天亮。屋草荡然无存，地上一片狼藉，杂乱不堪，母亲万念俱灰，一切希望瞬间破灭了，一下子愁得老了许多。幸亏在邻居亲友帮助下，几天后重新把房子修缮起来，母亲吓掉了的魂也逐渐归了窍。当时我正在沂水师范上学，回家的公路上那一路惨景不忍目睹。
母亲是有功之臣，始终如一地侍奉着公婆，尽孝道，抚养着三个儿女，含辛茹苦了一生，牺牲了自己的青春和幸福，为嫂嫂生了个好丈夫，为我三个侄子、两个侄女生了个好爸爸，为我和姐姐生了个好哥哥--作家、诗人，苗得雨。
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家？没有家哪有妈？没有妈哪有我们仨？我们要感谢奉献了一生的母亲，母亲积劳成疾，1981年冬，71岁的母亲再也抵抗不过疾病和衰老，那白胖的母亲不见了，后来骨瘦如柴，咳嗽很多痰，她曾气愤地说：“怎么我吃了饭都成了痰？”她也曾和东邻隋家大婶子说：“今年过不去了，棺材穿绳的眼都透气了。”平时棺材底部穿绳的眼结满了蜘蛛网，人到临终时蜘蛛网就没有了，不知农民迷信呢还是有什么科学道理呢？她也曾和同胞妹妹我的亲姨说：“毁了啊，不行了。”那凄惨悲凉的心情，我们当儿女的听到后，怎么会不难过呢？
1981年腊月，我正在外地教学，当时正值五年级年终考试，我心中祈祷上苍，多给母亲延长些时间，等学生考试结束后我就回家看她。可阴曹地府的判官哪讲人情，把母亲硬硬地带走了。母亲永远不知道了痛苦，永远不知道了思念，永远躺在了地底下。母亲劳累了一生，太疲倦了，葬入黄土之下的母亲，静静地躺在村西边和过世的奶奶、爷爷做伴去了。母亲去世时没见到思念了一辈子的丈夫，没见到她可怜又累赘的小女儿，这是我终生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