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感慨--
我们庆幸革命岁月与我们的少年时代同时到来。我陶醉在这欢乐的年代里。盼望自己快快长，好做大人的事。
父亲在他的散文中写道--
我们庆幸革命岁月与我们的少年时代同时到来。我陶醉在这欢乐的年代里。盼望自己快快长，好做大人的事。
……河滩上，儿童团开的荒，剧团开的荒，都是我们的田地。夏季农忙，我们白天忙家里的活，晚上和那些大演员一起去河滩上忙。夜深了，还排阵子戏再回家，那样长的夏日，却一点也不叫人觉得累。
我们用开荒的收入买了各种用具，最动人心的是买了一套声音清脆、嘹亮的锣鼓。我们自己擂响的声音震动着我们自己的心。
……反奸诉苦时，我们儿童团担任呼口号的任务。会议室里，给大家念报纸。我学着报上诗歌小调的写法，也编一些反奸诉苦的歌谣，抄到黑板报上。
鬼子投降前，在沂蒙山区又进行了一次扫荡。“老四团”侦通连的同志把一包文件送来让我祖母帮助掩藏。祖母把它埋在屋内地洞里。后来指导员转路来取的。那晚在月光下的葫芦架旁，李指导员与我们一家叙话到深夜。
我未能实现在14岁参军的愿望，但从儿童团提前进入了青年。14岁这一年，我当了青救会学习委员，年前冬里去县里开学模会，还是以儿童学习模范身份去的，夏天去县里开青年三模会时，身份便是青年了。14岁当区通讯站副站长（参加革命工作从此算起），15岁时，担任了团支部书记。山东的沂南、莒南为全国建团试点。
土改复查时，农会有翻身大队，他们是主角，我们青年配合，我是青年翻身队的队长。当时复查搞得很左。我们还看不到这深刻的一层，只为沸腾的斗争生活所鼓舞，日夜心情激动。从地主家抄出的浮财，摆了一长街，一大院。分配时，我提出只要一点学习用具。大家帮我挑了一张油漆三屉桌和一把油漆椅子，我十分珍爱。当时不少人在浮财堆上瞧着瞅着，挑点心爱的用物。我随着进去，捡了两只精致的小砚台，一个仿圈，还有几本古书，觉得心爱的东西已被我捡尽，其余的一切，都无所谓了。
……在农村各种文化宣传活动的推动与影响下，我从12岁开始学习写作，但一两年都没发表什么东西。我当时说不清我写的是什么，见别人那样写，我就那样写；见那些形式、样式世界上有，我就觉得那样写对。我搞不清文艺与新闻的差别，也搞不清不同文艺样式之间的差别。我画过画，编过歌曲，也写了一些剧本，一直不断写的是诗歌，我笼统称为“诗歌小调”。
1945年春，区通讯站的王维春到村里来发展工农通讯员，我积极报名参加，并开始把那些文艺作品作为一种新闻稿，寄向报社，此时才知道怎样投稿。我14岁那年，也就是1946年春天，我和一些伙伴在学校门口看新到的报纸，就是那个站岗治了圣母冢那个老实农民的大伙伴，名叫邱为岐，突然告诉我，我那首《生产曲》登了。
这是我写下的不下百余首诗歌中的一首，样式注明：“二月里来好风光调”，署名“工农通讯员苗得雨编”，我当时把创作看作“编”，这只有巴掌大的一篇东西发出来，我觉得天下没有比这更高兴的事了。
不久接到报社的信说：你写的稿，我们都收到了，你的稿写得很实际，很真实，语言生动，望今后努力。并嘱咐我经常向他们反映我们这里的工作情况。后来有一封信写得很长，详细谈了我作品中的优缺点，说了很多鼓励的话。信是竖写的，笔画遒劲老练。后来才知道写这封信的同志叫牛玉华，笔名“白玉”。我心中惊讶，原来就是常在报上发表诗稿的那位“白玉”。
这一年5月，根据地小麦大丰收，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了一首“凤阳花鼓调”《丰收》，稿寄去不几天就发表了：河流水，响叮当，丰收年景多欢畅，今年麦子真正好，多年没有这个样，一亩地打六斗多，男女老少喜洋洋。麦丰收，颗粒胖，丰收不忘共产党，急忙忙，交公粮，不掺水来不使糠，拥拥挤挤运前线，军队吃饱力气强。反动派再想打内战，管叫它有去无来喊亲娘……
《欢送哥哥上战场》是一首篇幅较长的歌谣诗：小包袱，背身上，哥哥起身往前方。锣鼓打的长行点，秧歌扭得实在强，大嫂抱着宝宝送，满场人群闹嚷嚷，小儿童嘻嘻笑，欢送哥哥上战场。青年哥哥真勇敢，赶走敌人再还家乡！你在前方莫牵挂，家中活儿俺担当，等到哥哥回家时，咱再欢乐闹一场！
这年冬描写土改生活的《走姑家》一诗，成为我当时的代表作之一：花喜鹊，叫喳喳，今天我去走姑家，姑姑家里变了样，添了毛驴、黄大马。从前姑家受人欺，如今抬头翻身啦，三亩土地回家来，崭新的文书手中拿。自己的地，多下力，日子过得真是滋，俺表哥，娶新媳，又俊又能全家喜。外亲来道贺，进门笑得把牙龇：“恭喜！恭喜！添人又添地，亏了毛主席。”
牛玉华同志在这年12月6日的一篇文章中，评论到这首诗。报社在发往延安《解放日报》的电讯《十四岁的孩子诗人--苗得雨》中，介绍了这首诗。
山东解放区的文艺工作，是从1943年冬、1944年春开始广泛活跃起来的。后来从一些史料和老领导的谈话中才知道，这个局面都是因为贯彻毛主席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而出现的。在牛玉华同志的文章中讲，我开始是鲁中大众报社社长宫达非同志发现的（宫达非同志在全国解放后，先后任驻外大使和外交部副部长）。宫社长当时从编辑部一些未用的稿件中见有一批稿子，写的一笔一画，标题多用红蓝铅笔衬着装饰，有的还附有图画，他为出自一个少年的不是一般新闻稿的诗歌小调而欣喜不已，要求大家重视对一个儿童工农通讯员稿件的发表。后来宫社长把这事讲给了正在抓工农通讯与报纸大众化的区党委宣传部长于寄愚同志，于部长又讲给区党委书记高克亭同志。高书记高兴地嘱咐：“这个小孩，要培养！”
后来我调报社，又是宫社长与牛玉华老师定的。我到报社后，他们两位已经一北上，一南下，未能见面。于部长和高书记还在。我听过他们的报告。于寄愚同志还到报社辅导过我们的学习。他个子不高，文人气质比较浓厚，在我们的办公室里，他倚着桌子，讲得深刻而生动。后来他去省文联筹委会，再去上海华东文联筹委会任秘书长、党组书记。我由《大众日报》调省文联，又调华东文联创作队，再后去中央文学讲习所深造，都是于寄愚同志推荐去的。为了对决定我一生命运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有更多了解，40多年后我去西北，参观了延安。我发现这个会议没有各解放区的代表参加，都是当时在延安的已经相当有名气的，从合影名单中看到有我熟识的刘白羽、丁玲、欧阳山、马加、周立波、艾青、林默涵、公木、严文井、何其芳、华君武等。我看到毛主席在那次座谈会上讲的“两支大军”，一支是朱总司令（朱德）领导的，一支是鲁总司令（鲁迅）领导的。在最后一次毛主席讲“结论”部分的会议上，朱总司令先讲了一段话：“不要眼睛太高，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都要由工农兵群众批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