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上的朱乐耕，依然瘦瘦，只一边的长发，艺术地飘垂下来，像他的作品里夸张的马鬃。他的马，身子简约而细瘦，决不省略的，是马鬃。叫人想起T台上的超模，细挑到近乎变形的身子，和飘拂的发。如果马也挑选超模，那么就是朱乐耕的马了。
这种简约和夸张，又像朱乐耕其人。他的身子占用的生存空间很小，然而他的思想飞扬。前几天他抽到一签，上边只一句话：花开不与四时同。那是把“风光不与四时同”改了头两字。今天，2005年的最后一天，他的陶艺展开幕，果然花开不与四时同。
有人看见我在朱乐耕穿T恤劳作的照片前驻足，说，他穿T恤最好，朱夫人说过，朱乐耕穿西装像个民工。
如果说他穿西装像个民工，那么，他做陶艺像个义工。
用5年的工夫做那一百多吨的瓷土，这种时候，人便如土一般敦厚，一般单纯。天天与土对话，讲着只有他和土懂得的语言。当此之时，他便如义工那样只想着贡献得更多，只想着付出得更好。
一百多吨，这是艺术的重量级--如果艺术也能像拳击那样分重量级的话。在这个陶艺展的研讨会上，有人说到上世纪60年代上大学时，大学生的定粮是30斤，但是雕塑系的学生有35斤。因为做雕塑是要体力的。那时，多一口粮都是件大事。35斤定粮，是这位发言者对雕塑艺术的最初认识。
那个年代，一个月吃几斤粮都被限制，自然不会有天马行空的思想，不会有我自行空之天马。比起对35斤定粮“耿耿于怀”的发言人，朱乐耕是幸运的，晚生了10年。于是他懂得那个年代的艰辛，又拥有这个年代的开阔。
他作品的天马脚下，是晶莹剔透的绿白相间。那辽阔，如大地I那洁净，如天空：那超乎现实的空灵，又如幻似梦。到底是大地是天空还是梦中？于他，陶艺是生他养他之热土，又是无限驰骋之无穷。我想起IT业广告语里最多用的词汇：无线，无限。
景德镇人朱乐耕，注定陶艺是他的根。然而又不与四时同。又一组做墙的雕塑，叫“蓝色的声音”。灰蓝、蓝灰，绿蓝，蓝绿，黄蓝、蓝黄，总之觉得凡是沾上蓝的色阶，这里全有了。而且好像是扔在盘子里的蓝色头巾或是什么布片，看上去全是柔软的，叫人手痒痒的，直想上前抓起一方头巾摸搓。
人生总有制约的，或叫有序。现在不会再有定粮的限制，但是也有艺术道德的底线。我好容易控制住自己，没有向那“蓝色的声音”伸过手去。
想去触摸声音？
是的，这些由瓷土烧成的蓝色家族，好像挺喜欢我这个笨笨的知音。她们七言八语地和我说话。其实，她们的语言我不完全懂，但正是这种似懂非懂，激发着我的好奇和我的爱情。是的，爱情！艺术本来就和爱情那样，说不清楚，爱情的美感，也就在那三分朦胧一分糊涂。
朱乐耕的作品，多是用一千三百多摄氏度的高温，于是才能烧出那超凡的瓷质。或如“天马”那样像淡墨画，或如“蓝色的声音”那样像油画。
“蓝色的声音”，又叫我想起这种高温瓷，竟能出最好的音响效果。那麦粒音乐厅，不仅整个儿像一件令人震撼的陶艺，而且每一块高温瓷都像护花使者那样保护着演出的声音。
还有朱乐耕用陶艺做墙的麦粒美术馆等等。不过，想到那一百多吨土，和一千三百多摄氏度高温，我不敢想象那耕耘之付出！
不过，他是耕梦。是天马行空，乐在耕梦。
所以，他做得过来我看不过来。
看不完的朱乐耕。
谢晋：要是不玩命，就没有谢晋
谢晋60岁那年，有一个叫里根的美国人给他寄来一张贺卡。这个里根是美国当时在任的总统，比谢晋大12岁，谢晋比里根小一轮。里根说按中国人的算法，他应该属猪。所以他要给属猪的有杰出成就的中国人寄上一张卡。
谢晋和我说及这件事，是在前往人民大会堂列席全国人代会开幕式的大轿车上。车上闲聊，本来就像开无轨电车，开到哪算哪。谢晋本来在讲读书，于是想到里根这位前电影演员居然能当总统，一定是很会借用手下人等的知识和智慧。谢晋10岁时得到一份生日礼物，是一套茅盾主编的小学生文库，500本。从西游记、三国、水浒到安徒生、伊索、格林。很多的书，他都是10岁那年读的。他的一生，或许就在10那年定型了？
谢晋来我家，总要看一看我家的大书房，哪怕不脱鞋就站在书房门口看一眼。他曾经花六千多元买了一套中华文化通志。这一套书10卷，每卷10本。我问他先读哪一卷？他说他是要从头一本一本读来，最好像茅盾读小说那样，一本一本作笔记。有的很枯燥，那也要读。读这套通志，就像上一次大学。不过最好有一年时间什么活也不干，那他就可以读完了。
不过什么活也不干，就不是眼前这个姓谢名晋的人，小时候读完500本小学生文库的人，就不会什么也不干。
他说中国通史一万多元，问我买了没有？我说没买，买不起，更没有时间读。他想了想，又想了想。他一定在想，到底买不买呢？他买书不是摆的、是读的。如果在时间上权衡下来有可能读，他就有可能买。
而且，他要是买，恐怕得花多一倍的钱，两万多元。因为他买书常常买两套，一套送给家乡浙江上虡的学校或图书馆。中华文化通志的发行部门应当欢迎有更多的谢晋，他一个人买两套。
谢晋是一个永远的青年，热血青年。他讲小学生文库时激情澎湃，好像在拍电影《鸦片战争》。讲浙江要建成文化大省时，他历数浙江古往今来的人杰，那声音，更是一浪高过一浪，惊涛拍岸！
下车走进人大会堂，我碰到一位熟人，他向我介绍一侧的朋友，说这位是沈从文的儿子沈先生。我一看，说真像！沈先生淡淡-笑，说不过是五官数量相等。我很想知道是不是子承父业？他说他是搞机械的。我说机械？他又淡淡3个字：过剩的。过剩？他说因为有些机械厂没活干了。
虽然不是子承父业，不过那种悠然，淡泊，就叫我感受到沈从文的气息。世间万象，多姿多彩最美丽。有沈从文，有谢晋，还有属猪的里根。
我和谢晋同在政协文艺组一个饭店住着，有时找个晚上和他面对面地互相“炮击”一通--他耳朵不大好，我也只好以炮还炮。
我按响门铃。“进来！”响起一个粗重浑厚的嗓音，好像一炮轰出门外。我一直奇怪谢晋在摄影场地喊了这么些年，怎么他的底气还这么充足？好像总有源源的生命在喷发。
走进他住的宾馆的房间。大衣柜门半开着，门外挂着几件衣服--衣服在里边憋气，不如挂在外边。一只单人床上铺满了待看的资料和待洗的衣服。地上4只旅行箱包。装着一年四季的衣服。他拖着四季衣衫东南西北春夏秋冬地奔波。
他手里正拿着一张传真。日本一家电视台发过来的，说要跟他去北京、上海、杭州、广州采访，并请他和日本作家陈舜臣就鸦片战争作一次谈话。这是这家电视台发来的第四份传真了。
电话铃又响。谢晋拿起话筒说不行呀，现在有朋友在这儿，明天中午12点半再谈好吗？
谢晋晚上常去北京电影制片厂，忙后期制作。白天老老实实地坐在小组前方主持会议，或者早7点50分就上车前往人民大会堂参加大会。常常午夜打电话给他还没回来，第二天早上就见他匆匆地从餐厅出来，边走边跟人说：别喝粥了，来不及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来得及喝粥，只见他脚登旅游鞋，身着牛仔裤，脚步匆匆，像一个不怕虎的初生之犊。
谢晋不怕虎，怕鸭子。
他的床头柜上有一只鸭子。他捧起这只鸭子闹钟给我看。他一按钮，鸭子就张开扁腾发出鸡叫声。鸭子喔喔喔地叫着，谢晋哈哈哈笑着。我大笑：那么这是报晓的鸡？谢晋大笑：这是鸭子。不过长着鸡冠，发出鸡叫。
这只鸭子跟着他跑遍世界。他说别的闹钟都不行，只有这只鸭子的鸡叫声才能叫醒他。在英国拍镜头时，常常5点开拍，3点就要起来，全仗这只鸭子了。然而他又实在怕这只鸭子。谢晋最愉快的享受，就是鸭子不叫，就是可以一口气睡到第二天中午。“这是我最愉快的享受！”谢晋叹着，好像导演在回味一部好看的电影，或者孩子在回味一块好吃的蛋糕。
我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谢晋问我找什么。我说找酒。怎么会没有酒？谢晋叫我看电视机柜旁墙角里的一瓶酒，再打开电视机柜，把一瓶瓶重量级的酒拿来给我看。我说太重了，不要拿了不要拿了！他又拿一盒酒菜给我看--哪是什么酒菜，就是大人孩子都吃的零食。
我这才踏实地坐下了--房间里没有酒，还叫谢晋吗？
谢晋又拉开写字桌抽屉，拿出一瓶洋酒给我看：“还有一瓶！”他好像向我亮出一个意外之笔似的得意。
谢晋常有意外之笔。有一年政协会上，他说要拍鸦片战争。谢晋么，总是要拍片的。不是拍这片就是拍那片。不过这题目可不好做！然而他就做成了。他说很多大作品都有背景，从《红楼梦》到《魂断蓝桥》。《鸦片战争》提供思考的内容很多很多。英方从维多利亚女王到鸦片贩子。中方从道光皇帝到乐师、歌妓、第一代的大班。三十几个角色里，三分之一的英国人。谢晋还想请戴安娜演维多利亚女王。信写好了，交给一位香港的委员，请他转交。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说谢晋：谢晋，你不要胡来！
谢晋只好不“胡来”。
不过，谢晋要是不“胡来”，就不是谢晋。谢晋要是不玩命，就没有谢晋了。
艺术家，必有“胡来”的思维和“刚愎”的执着，才有个性和独创。日本朝日新闻社有一个请世界名人演讲的项目。替如请新加坡李光耀讲日本政治，请世界银行总裁讲经济，请谢晋讲日本文化。谢晋的讲话发在《人民日报》、《文汇报》上。
当然各有关方面领导知道谢晋拍摄《鸦片战争》，都说太好了，说这事我们没想到你想到了我们支持你。而谢晋苦痛着他有多少事想到了然而做不到。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50周年时，海外有《辛德勒的名单》、《诺曼底登陆》这样的大片，我们呢？当初谢晋在香港看完《辛德勒的名单》后直叹气，说：如果我口袋里也有几千万美金，我努力一下，不是拍不出来。这话一到媒界那儿就走样，把“如果”去掉了，变成：谢晋要拍南京大屠杀，拍出《辛德勒的名单》的水平。消息一出，日本媒界纷纷前来采访。
《辛德勒的名单》，有一场戏就好几十万美金。美国大片《谍中谍》，耗资5000万美元。谢晋抠门儿了再抠门儿，算算拍《鸦片战争》也要一千多万美金。别人对谢晋说，绝对不可能募集这么多钱。
不过谢晋是要“胡来”的。
他要探索用民间集资来拍大片适应市场经济。当然，请一位英国名演员拍两天戏，日薪就要1500英镑。谢晋又打小算盘：相当于两万多人民币。他赶紧把这位名演员的戏压进一天里拍。其他还有这个角色的远景，就用100英镑一天的英国群众演员代他站在那儿。
我不想列数谢晋的影片获得的奖项，我也从不管他叫谢导。他今年79岁了，我还是直呼其名：谢晋。我不认为谢导这两个字能包括多少意义。导演多了，但谢晋只有一个。而且，从我第一次见到他，我就蹦出这一个称呼；谢晋，虽然我看他的电影长大，心里充满了对他的尊敬。但是，但是他看上去那么热血那么青年，而且他的智慧他的快乐是那样地有感染力。我送过他一本书，叫《爱是圆的》。下一次在保利剧院见到他，他远远地就招呼我，吼着：“地球是方的！”艺术家讲话，表达的不是准确是感觉。
谢晋即使讲起他的有残疾的儿子阿四，也没有不快乐，说：阿四现在很有名，是残疾人的代表。他说谁家里有残疾人，谁身上的人道主义就特别强。谢晋的快乐有人道的光辉。不过人们容易看到他头上的光辉，不一定能想到光辉是怎样形成的。他讲演艺的艰辛，讲到赵丹的书《地狱之门》。演艺之路一如通向地狱之门。当然，不管做演员，做导演，做这个那个，真正做进去了，投人地爱一次，都一如入地狱之门。
明年是谢晋从艺60周年。这位电影超导又花样翻新要拍一出话剧，当然，80岁于谢晋也正是花样年华。再说他学戏剧出身，从易卜生学到莎士比亚。他想用一出话剧来回报教过自己的老师们。这出话剧的女主角，是巩俐。
李滨声：20世纪最后一个才子是怎样炼成的
1995年开北京政协会的时候，李滨声坐在我后两排的地方。我后两排当然会有人坐，坐谁都一样。独独这位李滨声往那儿一坐，就坐出故事来。
他在一张晚报上随意勾了我的头像。
谁都可以画我。但是李滨声这近乎一笔画的速写，叫我们政协文艺组的人会后争着抢着围着笑着：真像！真像！被画人陈祖芬自己都说了：真像！
1997年底我去日本采访超市，回京后要把文字变成书。我想书中不仅要配几十幅彩照还要配十几幅漫画。自然就想到了滨声。到20世纪末我要出我的16本文集，想配上320幅漫画。滨声！后来才知道。滨声住房拥塞，他为此借了一间房，天天从凌晨5点开始画，整整画了一个月。
我对自己为所欲为惯了，竟然没有想起滨声已是七十多岁的人，怎么可以让他把自己关起来苦干？书出来了，前些天我想先带两本去给他看。他在电话中说，可是，就是，家太乱了。
我找到他那单元，纱门里的木门开着。当然是为了便于我叫门。不过，寒冬是像夏天似的敞着大门，我真没见过。滨声就是这么心诚。
走进他那10平方米的世界，左侧一张画桌。再一看，所谓桌，其实是一块板子架在两把旧椅子背上。椅子上都堆着书籍、衣服。右边一张书桌，这张大约“文革”年代的书桌上杂货铺似的堆满了东西。“看看你的房子。”我说，掩饰着我的心酸。这房子，我几步就走到了头，走到了横在窗边的一张单人床前。再没什么地方可走的了。这里已经是他家的天涯海角。我只好在床边坐下。他就坐在画桌和书桌间的一张旧折叠椅上。他那么一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了--再没有地方容我走将出去。我只好锁定在床边。
我拿起写字桌下一个剪得奇奇怪怪的可乐罐：“这是怎么回事？”“这不能说。”他拿过那罐，说这是他变魔术的道具。我问他最近都去哪里变魔术？他说前几天在大碗茶（我知道他指的是老舍茶馆）的中国记协发奖会上变魔术，前几天在天桥对面万盛剧场给日本朋友表演魔术，前几天日本电视台来了5个人到他家里录魔术。
滨声讲什么事情都是不经意地发生在“前几天”。他声音特别轻，似有若无，全然不在乎别人听见听不见。原先我们虽然每年在政协会上见面，但他若仙而我爱闹，我们一无交往。我和滨声的经历、爱好相距太远，偏偏心就能贴近。几年不见，一坐下来，就像从来没有分开过。
我东看西看，问书桌上为什么放了个塑料盆？他用一个方形小玻璃缸往塑料盆里一捞，捞出来几条金鱼。原来这又是他变魔术用的。他在舞台上画一条鱼，然后钓那画中鱼，然后钓起来的是一条活活的金鱼，再一钓是大鱼，再钓就钓起一个人来。或者他抛起一个魔方变成一个与魔方一样大小的鱼缸，鱼缸里边还有几条金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