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对是NHD玻尔（1885～1962）和他的第四个儿子A玻尔。这两位丹麦物理学家分别于1922年和1975年获得物理学奖。老子是独得，儿子则与另一位丹麦籍的物理学家莫特尔森（B.R.Mottelson）、一位美国物理学家雷恩汉特（L.J.Rainwater）共得。
最后一对是瑞典的物理学家KMG塞格巴恩（1886～1978）和他的儿子KMB塞格巴恩。老子一人独得物理学奖是在1924年。儿子获物理学奖是在1981年，他得到一半奖金，另一半则由出生于荷兰的美国物理学家勃罗姆柏根和美国物理学家肖洛平分。
第三组巧合是获奖的夫妇也是四对。
居里夫妇和他们的女儿伊伦娜·约里奥·居里（1897～1956）、女婿让·弗列德里克·约里奥·居里（1900～1958）是其中两对。后一对法国夫妇是在1935年同享化学奖的。
第三对获资助的是生于奥匈帝国的卡尔·科里和他的有德国血统的夫人格蒂·科里（1896～1957）。这对美国生物化学家是在1947年与阿根廷的生化学家豪塞利（BAHoussay）分享医学和生理学奖的。
前面三对夫妇都是分别在同一学科同时获奖的。这是一些珠联璧合的科学伉俪。而第四对获奖夫妇则是分别在不同学科、通过自己的奋斗在不同的年代获奖的，这种交映生辉的夫妇在诺贝尔奖上只有一对：1982年，瑞典阿尔娃·米达尔（1902～1986）这位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得到的是和平奖；而她的丈夫、瑞典经济学家贡纳尔则在1984年荣获经济学奖。
花钱买来的大奖
1986年12月10日，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中心深蓝色的音乐厅显得格外庄严、典雅。从1901年开始，每年这一天都要在这里举行诺贝尔奖颁发仪式——只有少数几年因两次世界大战的原因中断除外。
下午4点30分，是90年前诺贝尔撒手西去的时刻。音乐厅里灯光辉煌，主席台四周摆放着红黄两色鲜花，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和王后、皇室成员入场，发奖仪式开始。年近八旬的美籍意大利女生物学家丽塔·莱维·蒙塔尔奇尼和另一位美国生物学家斯坦利·科恩两眼闪闪发光，怀着激动的心情聆听着诺贝尔基金会主席贝里斯特隆的致词。接着，他们从卡尔十六世手中接过奖品——铸有诺贝尔头像的金质奖章、医学和生理学奖的证书。当然，还有奖金。
“灰白的短发梳理得端庄大方，明亮的双眸透射出聪颖和智慧，脸上露着甜蜜而温柔的微笑”——中国《光明日报》驻罗马的中国记者这样描写丽塔。
丽塔1909年4月22日生于意大利都灵一个犹太家庭，为了当医生的理想，她发誓终身不嫁。历经磨难，她于二战结束后应聘到美国华盛顿大学工作，不久加入美国籍。她在那里一边教学一边研究。进入20世纪50年代，丽塔和科恩几乎同时发现，动物在受伤以后，会用舌头舔伤口，而伤口接着便很快愈合。于是他们从分析动物的这一行为入手，于1951年从小白鼠的唾液中分离出两种物质：一种物质能促进动物皮肤表皮细胞的生长发育；另一种物质则能促进神经细胞生长发育，被称作神经生长基因（NGF）。他们还于1953年成功地分离出这种大脑和神经系统的蛋白，揭示出神经生长和演变规律，并因此获诺贝尔奖。
然而，这个20世纪50年代初的发现为何在事隔30多年后，才得到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垂青呢？为什么已退休闲居家中多年的丽塔突然间又名声大噪呢？人们百思不得其解。
1995年8月，瑞典《每日新闻》发表一篇长文，终于揭开了这个谜底。原来，丽塔的奖是用钱买来的，出钱的是她所属的意大利菲迪亚医药公司。
那么，这一秘密又是如何暴露出来的呢？
原来，在1995年意大利反黑手党的“净手”行动中，药品局局长普修里尼被罢了官，他在预审法庭上供出了其中的内情：1986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的评选同意大利的菲迪亚医药公司有不寻常的联系。
据普修里尼交代，1986年诺贝尔奖颁发后，菲迪亚医药公司总经理戴维·瓦勒曾向他透露，是该公司出资2000多万马克（一说数千万瑞典克朗）“买下”这项科学桂冠的。他们出钱帮助丽塔得奖，自己也获得了巨额的利润。
那么，丽塔又是如何“如愿以偿”的呢？菲迪亚医药公司又怎能获得巨额利润呢？
在20世纪80年代初，菲迪亚医药公司负责科研的经理格里奥建议，丽塔的前述发现有助于公司新药的开发，公司应大力支持她。于是，公司便有意识地开展了一系列幕后台前的交易活动。其一是拉拢瑞典有关评奖的教授，包括在卡罗琳医学院（生理学和医学奖的评定、颁发机构）的评奖委员会任要职的教授。例如，给卡罗琳医学院评委会委员、世界神经医学权威福马斯·霍克菲尔特在美国的私人账户汇去5000美元，名曰“赞助”。请霍氏夫妇免费去马德里旅游。果然，“付出总有回报”：在投票时，霍氏投下了使丽塔得奖的关键的一票。
其二是，公司给“相关”人物以诱人的头衔，邀请他们与前生理学和医学奖得主参加以丽塔为首的学术研讨会，争取他们为丽塔提名，让已退休的丽塔继续“研究”，多次举办医学讲座会，让她和公司都扬名四海。
公司的一切前述动作都有一个明确的极终目标——钱。那钱从哪里来呢？钱从卖药来，而药要卖得出去，就要有知名度。因此，使出浑身解数，不择手段，花钱把丽塔与药绑在一起，推上科学界最高的奖台，也就不足为奇了。
那么，公司卖的什么药，又怎么与丽塔绑在一起呢？
原来，公司竭力要卖的是一种名叫“克罗纳西”的、与前述丽塔和科恩的发现有关的新药，是一种牛脑提取物和一种钠盐的合成物，据称可以治疗和修补受伤的神经组织。这种药没有在患者身上做过认真的试验，更不用说用于临床。人们对其疗效表示怀疑，因而进不了大部分欧洲和美国市场，只能在意大利国内、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少数国家小量销售，但其利润却占该公司经营额的80%。于是，瓦勒突发奇想，使出“妙招高招”：借助诺贝尔奖的神圣光环。于是有了前面的一幕幕丑剧。
丽塔获得了迟到的荣誉后，公司声名鹊起，医学界对“克罗纳西”的怀疑也就自然减少，于是这种药品热销世界市场。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公司经营额翻了一番。
可是，好景不长。热销的药并没有发现确切的疗效。医学家终于经过实验证实，“克罗纳西”并不能治疗神经损伤。德国首先宣布禁止进口该药。进入20世纪90年代，欧洲其他国家也相继停售此药。意大利当局在1993年也最终裁定它没有疗效，并禁止产销。几个月之后，菲迪亚公司宣告倒闭，接着便被国家接收，而公司总经理也因贿赂罪成为阶下囚。
菲迪亚公司花钱买奖售假药一事被披露以后，世人哗然。但诺贝尔评奖委员会主席斯顿·吉利纳尔却坚决否认此事。他说：“这种指责毫无根据。虽然菲迪亚公司支持神经医药研究，也包括支持瑞典的研究人员，但这不能同诺贝尔奖扯到一起。”不过，他的这一辩解显然苍白无力，随着1999年初暴露的、此前国际奥委会一些委员因受贿改变2000年奥运会举办地的投票表决一事，人们更相信这一点。
丽塔在华盛顿大学时，曾和中国著名细胞生物学家薛杜普一起学习，都是著名胚胎学家维克托·汉布格教授最青睐的门生，一辈子献身医学，成就卓著。但为了金钱、名誉搞前述活动，使“晚节不保”，令人叹息。此时，我们回忆起崇高的古希腊科学精神——不为名利献身的科学的精神，它在讲究功利的世界上更显得难能可贵。
失误的讣告
1993年，美国作家詹姆斯·W·摩尔在《抓住那一瞬间》一书中，披露了设立诺贝尔和平奖的秘闻。
瑞典诺贝尔发明硝化甘油等炸药成名后，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在他哥哥死的时候，当时报纸不知怎么搞的，偶然搞混而错发了诺贝尔的讣告，而不是他哥哥的讣告。
诺贝尔读到这一失误的讣告时，心里难受极了，充满了深深的犯罪感：讣告里提到他曾发明一种战争用的东西，这种东西导致大量人员的死亡和物体的破坏，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看完这则讣告后，他坐卧不安，心潮难平。他反省了自己发明炸药的动机是用于开发矿山、炸通隧道等，是造福于人类的，并非想用于战争，残害生灵，破坏和平。但事与愿违，科学家的发明却被战争贩子用于摧残人类和平。这血淋淋的现实使他心如刀绞，痛苦万分。
于是他怀着一种深深的悔罪感，在遗嘱中阐明设立一个以促进世界和平为宗旨的奖，这就是众所周知的诺贝尔和平奖——当时所有奖项中惟一不是自然科学奖的奖项。
对国王也不“优待”
亚历山大大帝在公元前323年去世以后，辽阔的马其顿帝国一分为三，其中包括埃及的一位在亚历山大的多才多艺的将军，他不久就取得了这一地区的政权。这位将军就是索特尔·托勒密（Soter Ptolemy）王。
在托勒密王时代，他的疆域里有一位著名的数学家叫欧几里得（约公元前330～前275）。提起欧几里得，学过平面几何的人都知道他的《几何原本》。爱因斯坦说，它使“世界第一次目睹了一个逻辑体系的奇迹”；它使它之前的同类作品黯然失色而被它迅速、彻底取代，成为2000多年来支配着几何学的教科书。世界各地用各种文字出版了他的多种版本，注释诠解性文章更是不计其数，其流传之广、影响之深，不亚于基督教的经典——《圣经》。接下来就是这位埃及国王、亚历山大里亚大学的创始人托勒密向欧几里得学习几何学而光顾这所大学的故事。
这所大学是托勒密王在公元前约300年开办的，地点位于距尼罗河口仅约十来公里的首都——亚历山大里亚。欧几里得就是在这里供职并编纂他的不朽名作《几何原本》的。
学了一段时间的几何学，托勒密王发觉这门学问是很难学的。于是有一天他问他的老师欧几里得：“学习几何有没有捷径？”欧几里得回答说：“陛下，在现实世界有两种道路，一种是供普通人走的，另一种供国王走。但是，在几何学中却没有专供国王走的路。”这句话，后来被人们浓缩、提炼为“几何学无王者之路”，而且被推广为“求知无坦途”，成为传诵千古的学习箴言。更推而广之，“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钱三强）。
是的，求知无坦途，“只有在那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现在人们谈论着减轻学生学习负担，提倡愉快教育，这无疑是很好的，但是，这里须警惕两种倾向。一种是降低学习必要知识和能力的广度和深度，因为这将使学生成为“贫血儿”。二是以为可以轻松获得一切所需知识和技能。没有“苦舟”是渡不过“学海”的。
托勒密王和欧几里得的问答，人们是怎么知道的呢？
原来，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在约前387年的时候，漫游四海后返回雅典，在雅典一个叫阿开德米（Academy）的地方办了一所高等学校——柏拉图学园。现在，有的国家把高等学院称作“阿开德米”，就是起源于此。这一学园的一则趣闻轶事是，大门上写着：“不学几何的人，请勿入内！”到了约450年，这所学园的老师普罗克洛斯（约412～485）为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第一卷作了注释，写了一篇《几何学发展概要》，人们常称为《普罗克洛斯概要》。此文描述了从“数学之父”、古希腊泰勒斯（约公元前624～约前547）到欧几里得之间主要数学家的事迹，其中就记载着托勒密王和欧几里得的问答这则轶闻趣事。
不过，这句箴言的来历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在柏拉图学园内有一个叫梅内克缪斯（约公元前375—约前325）的古希腊数学家，他也当过托勒密王的老师，因而上述对话出自于这对师生之间。这种说法记载于古希腊晚期作家斯托比亚斯的著作之中。
其实，究竟是哪种说法属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应牢记“求知无坦途”、“科学没有平坦的大道”这些金玉良言，才会不图安逸、蔑视懒惰；不懈地求知、艰苦地创业，最终实现人生的价值、取得事业的成功。
误把新娘当动物
如果要问，谁是俄国第一位诺贝尔奖的得主，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但要提起巴甫洛夫（1849～1936）以及他的“条件反射”说，也许不知道的人很少。他就是俄国第一位荣获诺贝尔奖的人——1904年，他因在消化生理研究中的重大贡献获得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生理学家获此殊荣，他是世界上第一个。
“得来全不费功夫”只是一个美丽的愿望。巴甫洛夫的成功也是“忘我”的结果，下面这则故事可见他“忘”到什么地步。
在巴甫洛夫的实验室，为了研究动物的条件反射，绑满了各种各样的动物：狗、兔、鸡、青蛙、老鼠……成天在实验室里进行实验研究的巴甫洛夫，没有时间与他的未婚妻西玛·卡尔捷尔捷夫斯卡娅会面，两人只是默默地相爱着。终于有一天晚上，他抽出一点难得的时间，约定与西玛会面。西玛如约来到实验室，巴甫洛夫连忙迎上前去亲热接吻、拥抱，随即拉着她的手，把她往缚有各种动物的实验架上捆绑。西玛原来以为他是在开一个科学玩笑，便没有声张；及至巴甫洛夫进入“角色”、动了“真格”，要把她当成动物做实验时，才知道巴甫洛夫并非为了闹着玩。这时她才大声呼叫，提醒他：“我是西玛，是您的未婚妻，不是做实验的动物！”这时，他才大梦方醒，赶忙把她从实验架上解下来。
由这一故事可以看出，巴甫洛夫对科学实验、研究到了何等忘我、痴迷的地步！“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巴甫洛夫的忘我和痴迷，是他成功的主要原因。
痴迷和忘我可以认为是勤奋的最高境界。而巴甫洛夫的勤奋不是偶然形成的，也不是表现在一时一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