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了密码验证，埃尔贝特才暗暗吐出了一口气。保管箱依然保持着初始设置，他的身份有效。但是，打开箱子后，里面的东西却让觉得自己空欢喜一场。鞋盒大小的箱子几乎是空的，没有现金，也没有任何古董珠宝。几张旧报包裹起来的带着信封的个人书信躺在箱底，此外还有一个小纸包，里面是一枚旧式的铜钥匙。埃尔贝特把这些东西草草整理了一下，用一只塑料袋收起它们，装进了自己的手提包。
希望这些东西能给他提供一些问题的答案，如果这些问题还处在他的掌握之中的话。
弗洛基亚墓地远离市区，坐落在西南郊一片林地的边沿，在一座新建的教堂背后。希尔诺夫下葬的日子，灰蒙蒙的天空飘着轻薄的雪花，雪花落到地面后马上同阴湿地面的泥水混在一起。参加葬礼的人们做完追思弥撒从教堂走进墓地。特列霍夫跟斯季瓦最先从教堂里出来，缓步穿行在墓地的甬道间。他们在一块坡地上的墓区停下，隔着一段距离观察参加葬礼的人们。
埃尔贝特很快发现，葬礼并不是理想的社交时机，甚至也不是交流感情的地方，那些市政当局的官僚并没把他这位遗嘱执行人当成逝者亲属，没有人向他表达痛惋之情。墓地上摆满了各界人物送来的花圈，从谢尔盖耶夫·帕萨特大教堂赶来的主教主持了落葬仪式。来客们大多是希尔诺夫的故交、教育界和建筑界的代表，其中不少也是埃尔贝特的熟人，但他们只把他当做希尔诺夫的高徒，对二人之间的特殊关系并不知情。不过，作为承办丧仪的非政府组织的代表，还是有几个电视台和媒体记者采访了他，给了他抒发内心悲痛的机会，对死者称颂一番。为数不多的文化界名流和死者的同辈好友没有一个过来问候他。跟希尔诺夫的名字比起来，他的“尤里卡建筑协会”微不足道。这让他感到有些受了冷落，暗自巴望一切快点儿结束。
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稍稍看清了现实：自己并非希尔诺夫的儿子，虽然后者一生无子无嗣，但亲疏关系在葬礼上最为显眼，他只是代理者，而不是亲属，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虽然埃尔贝特一直把希尔诺夫当做自己的父亲，受他的教育和培养，成人、上学、进入为他选择的职业，成了建筑师和美术家。现在，在义父的葬礼上，埃尔贝特觉得自己就像一个不被承认的浪子回家奔丧，一厢情愿造成的心理落差让他觉得浑身不自在。他不禁暗自慨叹：死亡即是解脱，它已把死者跟自己的亲密关系一笔勾销，甚至连后事代理人的荣誉，死者也不情愿给他。埃尔贝特浑身发冷。难道希尔诺夫在天之灵在谴责他的不忠，冥冥之中剥夺了他继承人的地位？他这样想着，不敢再看一眼希尔诺夫苍白的遗容。这一切让他心中萌生了一种怨恨，让他联想起刚刚读过的那几封发黄信纸上的字句--上帝，他后悔自己这样晚才了解了这一切，而死去的人，他们是多么好地保守了自己的秘密啊！这些信件都是隧道建设期间写给他的妻子的，也许，那是夫妻分手时留下的，因为这些信件对他来说十分珍贵，让他一直保留着它们。埃尔贝特头天晚上仔细研读这些信件，对字里行间透露出的事情大为震惊。他没有找到希尔诺夫的任何遗嘱，难道这些信件里藏着他要告诉后人的遗言？不，他可不希望这样。想到这儿，埃尔贝特朝参加葬礼的人群中扫了一眼。虽然葬礼的消息没有大范围公开，但到场的人数远远超过正式邀请名单，总共有两百多人，不少陌生人让他觉得面目可疑，他们好像都和死者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埃尔贝特暗自叹了口气，低下头去，木然地注视着希尔诺夫的棺椁降入墓坑。
雪越下越大，大片的雪花飘在了深紫色的棺椁上，再同泥土混在一起，深深埋入地下。
葬礼到了尾声，人们随着哀婉的乐声环绕新立的坟墓，作最后的告别。就在这时候，埃尔贝特发现两个穿黑色外套的陌生人站在了自己的身边。
“请接受我们对先师逝世的深切哀悼……请节哀。我们很希望了解一下希尔诺夫先生生前的一些情况，请问能跟您约个时间吗？”其中一个彬彬有礼地说道。
埃尔贝特打量着两个人，他们一高一低，一老一少，一定是便衣警察或是来自哪个调查机构。一阵本能的反感让他瞪视着对方，过了几秒钟他才按下心情，低声质问道：“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受到邀请了吗？”
特列霍夫亮出了自己的警徽，“请原谅我们在这个悲哀的时刻打扰您，但对于他这样的名人来说，一些验证性的工作是必须的……”他客气地说。“斯卡契科夫先生，我们了解到您是跟他接触最多的人，很想了解一下事情发生当天的情况。请问，希尔诺夫先生病情发作时您在哪里？”
“请不要拿老人的死借题发挥，对不起，我不能接受你们的质问。”埃尔贝特板着脸说，随后又加了一句：“尊师是死于病发，如果当时我在他身边，或许悲剧可以避免……这不需要你们继续调查了，人已入土，我不知道你们还要调查什么。”
“我们隶属于特别调查局，有权对任何重要人物的死亡案件做单独调查。”斯季瓦上前一步，拦住了埃尔贝特的去路。
“请原谅，我只能回答无可奉告了！“埃尔贝特眉毛紧拧，一下子抬高了声调，“还是让正式的警察来找我吧，如果你们觉得死者的死亡有问题的话……希尔诺夫先生是俄罗斯的功勋人物，他生前被剥夺了一切，死后还有人来找他的麻烦！让逝者安歇吧，看在上帝的份儿上！”他使劲拨开特斯季瓦的拦阻，但被后者一下子握住了他伸出的手腕。后面有人跟过来，上前拉住了挥动拳头的埃尔贝特：“冷静！冷静！”全程保护主教的那几个黑衣男子这时分开众人，为主教让出一条通路。小小的骚动没有酿成真正的冲突，并未引起众人的注意。埃尔贝特·斯卡契科夫在熟人和朋友的簇拥下走出了墓地。两个特工也没再纠缠他，消失在了密麻麻的墓碑丛中。
埃尔贝特被护送到了停车场，莫名的恼怒让他心急气短，一时说不出话来。他后悔自己的表现，他怎么会如此情绪失控？这实在太不明智了。他狠狠用拳头擂了几下自己的车棚，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清醒一下。他揉着自己发疼的手腕，听任自己的几个学生把他塞进汽车。
不成想麻烦还没有完。当埃尔贝特心绪烦乱地回到自己在特维尔大街的办公室时，会客厅的秘书告诉他，一位国际律师事务所的职员已在这里守候多时，他们有重要的事情求见。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黑色石雕坐像和灰色的廊柱让列宁图书馆的外观显得庄重沉闷，只有拱门上悬挂的一张大幅海报冲淡了幽暗凝重的气氛。暖色的衬底上，风姿绰约的中年女作家冲着进入图书馆的人亲切微笑，下方的广告词是：“《阿拉与罗利》，一部引起西方读书界热议的苏联题材小说，必将在俄罗斯大地上掀起阅读热潮。”作者正在图书馆二楼的小会议厅举行图书推介会，它是欧洲书业协会和FDManager出版公司联手举办的全欧洲宣传活动的一部分。
会议厅里已经坐满了几十人，他们是来自莫斯科各大出版社的代表和媒体的记者、专题研究人员和大学教授。与会者们翻看着推介资料，了解这位作家的俄罗斯背景，会场不时响起照相机按下快门的咔咔声。作家阿斯卡·莱德端坐在讲台上，颇具兴致地回答场下提出的各种问题。
“这是我第一次来莫斯科介绍自己的书，但对我来说，更多的是莫斯科在向我推介它自己，我的书倒显得无关重要了。”女作家用十分纯正的母语回答，但里面也掺杂着异国腔调，让她的俄语发音显得更加柔和，更讨人喜欢。“……我离开祖国的年代跟现在完全不同，啊，那还是八十年代，莫斯科完全是另一个模样。十几年来我一直在凭想象揣摩它的变化，但这次回来亲眼见到，让我内心充满惊奇和惊喜，太多的新鲜事物是我连想都没想过的……”
“请问，您是否去过书中故事发生的地方？”
“很遗憾，没有。我只知道那是俄罗斯南部的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当然，这是对我的人物来说的，五十年前，一切都跟现在有很大的不同。我只希望读者将它看做一个艺术家的杜撰，从虚构作品的角度看待它，就是我最大的满足了。”
“您会认为故事里的悲剧结局是主人公的选择所决定的吗？其中多少是真实的历史，多少是杜撰？哪些部分是您个人或家庭传记呢？”
“我只承认那里面的氛围是真实的，而后来涉及到卡嘉离开苏联时的经历也是确凿无疑的。但除此之外的真实与否，我希望对读者来说并不重要。”
“您在书中是将瓦西里·格里安斯基作为国家的叛徒，还是一个需要重新认识的英雄？请您说说您的看法？”
“他既不是叛徒，也不是英雄，他只是他自己，一个忠实于自己灵魂的人。您一定没有认真读过我的书，而是受了西方某些传媒，特别是我不喜欢的某些评论的影响。”作家表现出一种超然的大家气质，娓娓而谈，“如果瓦西里是叛徒的话，他背叛的是他自己的感情，这就是整个的悲剧所在，也是我所关心的问题，那就是，所有民族的命运都是这个民族中单独个体命运的一种泛化。在这个背景下，我关心的是个人，个性，是我的人物。《阿拉与罗利》当然关注整个民族的命运，但它是以两个人的爱情悲剧来体现的。”
“您会去寻找这些人物的原型的真实档案吗？现在，五十年前的档案很多都已经可以公开查阅了。”一位学者建议道。
“我回到故乡的理由之一就是探寻那个时代的人和事。”
“读者一定会对这些内容感兴趣，这也可能是您作品的一个卖点。人们希望了解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您离开苏联……您知道，八十年代，尤其是八十年代末期，苏联的确已经开始发生很大变化。”《莫斯科回声》的记者问。
“应该说，当时我也深深感受到这些变化，但是，离开莫斯科还是个人的原因，”阿斯卡·莱德不改谦和之态，对这个涉及个人生活的问题并无忌讳，“我希望获得一种更宽阔的视野，很自然地选择了移民生活，这就像我们尊敬的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一样。”
“纳博科夫离开的原因和您的不同，”《莫斯科回声》记者抓住这个话题，发表了不同看法，“您的书和您的经历，实际上涵盖了苏联大半个时代，而让纳博科夫选择离开的，是二十世纪的苏联革命。您怎样看待这种差别呢？”
“但有些情况还是可以比较的。”阿斯卡·莱德耐心而真诚地说，“比如对待命运的看法。纳博科夫写下很多俄罗斯文学经典的仿作，所有作品都是一种重新诠释。俄罗斯文学亟需这样一种视角，走出传统的束缚，接纳现代世界的拥抱。就是在这个动因的推动下，我离开了苏联。完全不是您希望听到的某个涉及个人的政治原因。”
与会者们在窃窃私语，作家的回答似乎让他们感到失望。
“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如果不是政治原因的话，还有什么更重要的原因让作家背离故土，一去不返？”记者们穷追不舍。
“正是所谓‘俄罗斯性格’中的某些方面让我感到迷惑、感到窘迫和不自在。”阿斯卡·莱德沉吟片刻，终于开始正面应对话题。多年的教师经验让她临危不乱，自信沉着，就像回到了课堂上一样侃侃而谈，语速轻缓，抑扬得当：“我从这位前辈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我认为，纳博科夫逃避的不只是苏联的全面革命，他逃脱的是俄罗斯文化的束缚，逃离俄罗斯文化的巨大阴影，追求一种个性化的命运，掌控个人的未来。我非常希望听到某些争议，虽然我的作品并不是一部难懂的小说。谈到风格，我到希望读者不去用俄罗斯传统文学的风格手段去理解它，在我看来，它更遵循了一种西方通俗小说的传统，比如，读者更应该像读勒·卡雷或者斯蒂芬·金的作品那样，读我的《阿拉与罗利》。”
“读者当然会做出选择的，”一位出版商模样的中年人颇为傲慢地说，“但最先需要的是出版家对他们的引导……出版定位是个首要问题，我们应该尽早达成一致，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无意义的讨论上。您有关俄罗斯文化传统的问题离开了出版的主题，对作品的翻译和发行绝不会起到什么正面作用，所以我认为绝对不能刊载这一类的谈话。”
“呃，是吗？”讲台上的阿斯卡·莱德有些吃惊，但仍以一贯的矜持笑着回答：“当然，我无法更改历史，恐怕也无法对这部出版了的作品做任何改动了。莫斯科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时间不会回转，我们也不愿回到过去。说实话，我无法理解这里的谈话对我的作品会产生什么不良影响。至于是否刊登它们，我倒希望近距离体验俄罗斯的文化管制，看看它与苏联时期到底有何不同。我不希望我的作品被泛政治化，因为它是一个更加狭隘的视角，既无缘于真正的文学，也低估了所谓的政治。您不觉得，过滤我们这里的任何言论，不恰恰是您痛恨的陈旧做法？”
坐在后排的一个穿黑色风衣的男人鼓起掌来，他的掌声带动了其他人，也跟着附和着鼓掌来，掌声越来越响，好像大家这才体味出刚才那段问答的含义。会场上洋溢着赞许的笑声，气氛变得和缓轻松起来。
这正是大部分与会者期待的讨论气氛。会场立刻变得活跃起来，另一场争论开始了：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俄罗斯性格，它是一个虚幻的文学概念，还是沉淀在俄罗斯民族品格中的真实特质？俄罗斯是否与真正进入了现代？外部世界是否依然在误读俄罗斯文化？与会者分作两派相争不让，气氛十分热烈。女作家后来径直走下讲台，坐到学者和教授们中间，加入了两方的辩论。新书介绍成了一场文化研讨会，少数几个出版商模样的人则礼貌地退了场。
她一开始就注意到了他，这个坐在最后面的男人。有种神秘的力量吸引她，让她不觉将目光一直对着观众席的后排。像是心有灵犀，他也在异常专注地倾听她的每一句话。他击掌喝彩，支持她对狭隘论点的有力还击，场上的气氛明显出现了转折。他到底让她想起谁？是她生命中的，还是她虚构的现实中的一个角色？他年届六十，但脸色散发着年轻人的光彩，发中间黑杂白，但额前散落下的一缕头发却是银白色的。黑色的开领风衣里面是一件浅蓝色的衬衣，上面打了一条银灰色的领带，映衬着他略显沧桑的灰色眼睛。窄小的间隔和低矮的塑料座椅让他无处收纳两条长腿，坐在那里一定备受禁锢之苦。她如何描写他？一只老练狡黠、灵气未脱的杂色猫科动物？也许把他看成一头外表沉静驯服但野性十足的雄狮更合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