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十年代前期（抗日战争前夕），成就较大的诗人，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诗人有蒲风（1911-1942）。他以炽热的反帝情绪，以惊人的产量，和通俗易解的诗风拥有读者。在他的《第一颗子弹》里，他喊出了：
田野里早就诞生了火的洪流；
众多田野的火，
汇合着，
响应着；
中国的农村，
到处射出了第一颗子弹，
中国早就在燃烧着了呵！
臧克家（1905-）是闻一多的学生。他以严肃的态度刻画了中国农村社会的一些侧面着称。例如《老马》：
总得叫大车装个够，
它横竖不说一句话，
背上的压力往肉里扣，
它把头沉重地垂下！
这刻不知道下刻的命，
它有泪只往心里咽，
眼里飘来一道鞭影，
它抬起头来望望前面。
田间（1916-）当时很年轻。二十岁就出了《未明集》、《中国农村的故事》、《中国牧歌》等诗集。他的诗具有很浓的生活气息与独特的风格，节调受马雅可夫斯基的影响。在《中国的春天在号召着全人类》里，有诗人昂奋的战叫：
人民底；
肩膀；
在倚着；
壕沟，
人民底；
手；
在抚着；
枪口，
向法西斯军阀；
人民的公敌；
坚决战斗。
中国底春天生长在战斗里，
在战斗里号召着全人类。
五
在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下，一九三七年七月，中间人民久久渴望的抗日战争爆发了（实际上，这场战争早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晚就开始了）。
一百年来的民族郁愤，在一个巨大的决口上奔涌出来了。
炮弹可不会谈情说爱。硝烟里的风景也不可能明丽。许多诗人活跃在各个抗日报据地和各个游击区。甚至很多原来是属“新月派”和“象征派”行列里的诗人，也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惊醒起来，唱起抗战之歌了。
他们在敌机轰炸下没有掩避的场所写诗；他们在冒着敌人炮火的进军途中写诗；他们在密密的丛林里和高高的山冈上写诗；他们在乡村宣传抗日的土墙上写诗……
他们的行李包里有诗集；他们的笔记本里抄着自己喜爱的诗；他们可以抛弃别的什么，却不愿意抛弃新诗。
他们可以背诵许多心爱的诗句。他们在一些集会上朗诵着诗。
这是继“五四”以后又一个中国新诗空前发展的时期。我国当代的许多着名诗人，大多是从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时代涌现出来的。他们和人民一起思考，一起走上前线。他们的命运和整个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抗战一开始，田间就从华东到华北，写了大量的鼓舞战斗的诗。他在《给战斗者》里发出战鼓般的声音：
在斗争里；
胜利；
或者死……
在诗篇上，
战士底坟场；
会比奴隶底国家；
要温暖；
要明亮。
又如《假使我们不去打仗》：
假使我们不去打仗，
敌人用刺刀，
杀死了我们，
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
“看，这是奴隶！”
田间的《给战斗者》等优秀作品，迅速地配合战斗的要求，在鼓动人民奋起抗战方面具有号角的作用。
“新月派”的老诗人闻一多，从三十年代就转向对古典文学的研究；抗战期间，终于从《死水》中发现新生的力量，以极大的热情推崇年轻人写的--尤其是田间的诗；日本投降后致力于民主运动，在一九四六年的一次集会之后，被国民党特务用无声手枪杀害于昆明。
臧克家在抗战开始后，以《血的春天》、《反抗的手》、《从军行》等诗篇投入了反侵略的行列：
明天，灰色的戎装，
会把你打扮得更英爽。
你的铁肩上，
将压上一支钢枪。
今后，
不用愁用武无地。
敌人到处，
便是你的战场。
王亚平（1905-）写了不少诗，加入战地服务队，走遍了江、浙、鄂、湘、赣五省。
诗人卞之琳（1910-）原来在《断章》里写：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
别人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抗战开始，他到西北战线，写了《给西北的青年开荒者》：
你们和朝阳约会：
十里外山顶上相见，
穿出残夜的锄头队，
争光明一齐登先。
……
不怕锄头太原始，
一步步开出明天，
你们面向现实--
“希望”有这么多笑脸！
这些有关抗战的诗，后来结成了《慰劳信集》。
战争也摇醒了写过《画梦录》的何其芳（1912-1977）。他走向了广阔的生活的海洋，为新的战斗的现实歌唱：
……谁都忘记了个人的哀乐，
全国的人民连接成一条钢的链索。
不久，他就到延安去了。
当时许多的青年诗人，深入到战区，深入到敌人占领的地区打游击，在激烈的战斗间歇写下的诗，是决非空想所能企及，也非整天看着云彩能写出来的。这些诗，带着早上的奇草和含着露水的花的香味。
陈辉（1920-1944）从十九岁起就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工作，领导青年抗战先锋队的斗争。这位牺牲在战场上的年轻烈士的诗作，映现着天真无邪的理想主义的光泽：
我的晋察冀呀，
也许吧，
我的歌声不幸停止，
我的生命，
被敌人撕碎，
然而，
我的血肉呵，
它将，
化作芬芳的花朵，
开在你的路上。
那花儿呀--
红的是忠贞，
黄的是纯洁，
白的是爱情，
绿的是幸福，
紫的是顽强。
（《献诗--为伊甸园而歌》）
魏巍（1920-）长期在河北、山西、内蒙交界地区过着流动的战斗生活。他的感情纯粹是战士的感情。如在《蝈蝈，你喊起他们吧》一诗中，通过战地生活的描绘，刻画了革命战士美好的心灵：
……
你可曾看见，在他们的梦里；
手榴弹开花是多么美丽；
战马奔回失去的故乡时怎样欢腾；
烧焦的土地上有多少蝴蝶又飞上花丛；
呵，蝈蝈，你喊起他们吧；
在升起笔直的青烟那边；
早饭已经熟了。
鲁蔾（1920-）写了《延河散歌》。他的《我们是这样走过来的》，不乏战斗者的坚毅：
以血染战旗；
以生命燃烧理想；
……
我们不容于黑暗；
因为我们是火花……
在华北一带战斗的还有邵子南、曼晴、袁勃、方冰、史轮、蔡其矫……
力扬（1908-1964）是比较成熟的青年诗人。他本来学画，是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盟员，一九三二年七月被捕，一九三五年秋出狱。出过诗集《我的竖琴》。一九四二年五月完成的长诗《射虎者及其家属》，深刻地揭示了封违社会制度下的各种矛盾。
“现代派”的主角、着名的诗人戴望舒，走出了寂寞的“雨巷”，卷入抗战的漩涡，写了新诗；香港沦陷，他被日军投入监狱，写了《狱中题壁》以及《我用残损的手掌》等感人至深的诗篇。在作于一九四四年的《等待》里写尽了敌人的残暴：
……
屈辱的极度，沉痛的界限，
……
做柔道的呆对手，剑术的靶子，
从口鼻一齐喝水，然后给踩肚子，
膝头压在尖钉上，砖头垫在脚踵上，
听鞭子在皮骨上舞，做飞机在梁上荡……
多少人从此就没有回来，
然而活着的却耐心地等待。
让我在这里等待，
耐心地等你们回来；
做你们的耳目，我曾经生活，
做你们的心，我永远不屈服。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是中国新诗最蓬勃发展的阶段，绝大多数诗人都为民族解放战争服务。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创作上收获比较大的有：田间、蒲风、臧克家、光未然、徐迟、柯仲平、肖三、何其芳、卞之琳、严辰、邹荻帆、吕剑、公木、王亚平、胡风、柳倩、任钧、冀访、曾卓、天兰、绿原、苏金伞、青勃、鲁煤、牛汉、杜谷、方殷……南方有：林林、胡危舟、韩北屏、黄宁婴、陈芦荻、陈残云……
―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发表了着名的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号召我们的作家和诗人深入到群众的斗争和生活中去，进一步锻炼和改造自己，创作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作品。解放区的诗人努力学习民歌的优秀传统，出现了李季（1922-1980）的《王贵与李香香》，阮章竞（1914-）的《漳河水》，张志民（1926-）的《死不着》，王希坚的《佃户林》等新鲜活泼的民歌体的新诗，为我国诗歌的民族化、群众化开辟了新的道路。
毕革飞（1919-1962）的《毕革飞快板诗选》是战争年代枪杆诗的代表作。
日本投降后，在大后方出现了袁水拍的《马凡陀的山歌》这样一些取材于大众生活、具有政治讽刺意味的新品种。在上海，以《诗创造》与《中国新诗》为中心，集合了一批对人生苦于思索的诗人：王辛笛、杭约赫（曹辛之）、穆旦、杜运燮、唐祈、唐湜、袁可嘉以及女诗人陈敬容、郑敏……他们接受了新诗的现实主义的传统，采取欧美现代派的表现技巧，刻画了经过战争大动乱之后的社会现象。
六
经历了八年的浴血抗战，我们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紧接着又以四年的时间摧毁了蒋家王朝，一九四九年十月，人民共和国在隆隆的礼炮声中宣告成立。
我们各路诗人在北京会师了。
我们告别了苦难的岁月。我们走上广新的路程。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歌声。
过去唱着悲愤与抗议的诗人们，进发出新的热情，歌颂新的国家，新的生活，歌颂胜利了的人民。
石方禹（1925-）写的《和平最强音》给诗坛以震动。
在战争年代成长起来的一批诗人，从思想到艺术走向成熟。
郭小川（1919-1976）投入了火热的斗争，他的很有号召力的《向困难进军》、《秋歌》等诗篇，鼓舞着人们积极参加建设新生活的行列。
贺敬之（1924-）很早开始写诗，是歌剧《白毛女》的作者，他的诗吸取我国民歌、古典诗词和外国朗诵诗艺术上的精华，并且融会一起，出了诗集《放歌集》，在《雷锋之歌》中创造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士兵的光辉形象。
闻捷（1923-1971）从西北战场转业到了新疆，写出了《天山牧歌》等反映新时代的爱情生活和繁荣兴旺的草原的诗篇，笔调轻松，语言明丽。
大批新的诗人从各条战线成长起来，走上了我国诗坛。未央（1930-）的《祖国，我回来了》写出了参加抗美援朝的战士的心声，公刘（1927-）的《在北方》，表现出他重视现实的思想内容，又讲求精妙的抒情方式；李瑛（1926-）以勤奋的劳动写了大量的战士诗，他具有细致的抒情笔触，语言和形象比较淸新；邵燕祥（1933-）在他的《到远方去》等诗中，表现了新一代建设者的豪情；白桦（1930-）在一批描画少数民族新生活的诗作中获得了成功。
五十年代涌现了大批诗人：周良沛、雁翼、孙静轩、傅仇、陆棨、髙缨、顾工、严阵、梁上泉、胡昭、流沙河……
由于向民歌学习，产生了一些好的叙事长诗，如乔林的《白兰花》。
由于诗歌和人民群众的结合，一批直接来自工人、农民的诗人也不仅写诗，而且印刷和出版了他们的作品（如工人黄声孝、农民王老九等）。他们往往是一边劳动一边歌唱，始终生活在自己的人民中间。
在过去，我国五十多个少数民族的传统诗歌是进不了所谓诗的神圣殿堂的。建国以后，我们加强了发掘和整理民间史诗和长篇叙事诗的工作，像撒尼族的《阿诗玛》、蒙族的《嘎达梅林》、藏族的《格萨尔传》、壮族的《百鸟衣》等等，都先后出版发行了。
值得高兴的是，一批成长起来的少数民族诗人，以他们富有民族色彩的歌声，汇入了我国社会主义新诗的长江大河。蒙族诗人纳·赛音朝克图的《幸福与友谊》，巴·布林贝赫的长诗《狂欢之歌》和《生命的礼花》，藏族诗人饶阶巴桑的诗集《草原集》，维吾尔族诗人尼米希依提的《祖国恋》和铁衣甫江的《柔巴依》，还有克电木·霍加（维族）、康朗甩（傣族）、康朗英（傣族）、包玉堂（仫佬族）、汪承栋（土家族）、韦其辚（壮族）、晓雪（白族）、金哲（朝鲜族）、吴琪拉达（彝族）等等众多诗人的新作，如同孔雀开屏，丰富了多民族新诗的宝库。
自然，在我国近三十年诗歌发展的道路上，也受到过严重的拌折。我们提倡“百花齐放”，但在具体的实践中，没有达到理想的、有时甚至是宂全相反的结果。特别是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他们很早就插手我国诗歌界，发展到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对诗歌也实行封建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我国新诗史上时间最长的、也是最黑暗的冬夜！
七
我国是富有诗歌传统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是不会长久地沉默的。
一九七六年淸明节前后，在天安门广场上爆发了“四五”诗歌运动。成千上万没有姓名的歌手们，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和悲愤交加的战斗，用诗歌作武器，同“四人帮”进行了生死搏斗。
这场诗歌运动，成了同年十月的胜利的先声。这是我国新诗的光荣和骄傲。
同时出现了大量悼念周总理的诗篇：李瑛的《一月列的哀思》，柯岩（1929-）的《周总理，你在哪里？》……继之而起的，是无数控诉“四人帮”罪恶的诗篇。
《诗刊》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于一九七八年十一月联合举办的多次诗歌朗诵会，播送了：一、天安门诗抄；二、歌颂天安门事件、南京事件英雄们的诗；三、《为真理而斗争》诗歌专题朗诵会；四、《阳光，谁也不能垄断》等诗作，得到了空前的反响。
我国的新诗又复活了。我们的诗人又同形象思维携起手来了。面对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丰富多彩的生活，我们又可以自由地歌唱了。而且，诗在这几年里，也越来越成为广大人民群众自己抒发感情的很普通的工具了。
现在，我国的新诗人和评论家们，正在总结我国诗歌发展的历史经验，探索前进路上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我们决心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加强诗与现实的联系，和自己的人民一同思考，一同歌唱，一同前进。我们要发扬自己的好传统，又要吸取世界上一切进步诗歌的长处，使我们民族的诗歌从体裁、形式、风格都获得多样化的发展，为人民提供更美好的精神食粮。
中国革命的新诗，代替了旧诗而在文学的领域里取得了巩固地位之后，在这六十多年里，它一方面和各式各样的唯美主义、颓废主义进行了斗争；一方面也和革命文学内部的概念化倾向、标语口号式的空洞叫喊进行了斗争。它十分曲折地发展起来了。
假如说，在开创时期的新诗只是一片小小的灌木林，那么，今天它已是一个葱郁参天的森林了。
一九八〇年八月，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