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凡与圣的平衡
凡人应有圣心；圣人必有凡心。
什么样的人才能称之为圣人？评判圣人的标准是什么？一般人片面地认为，圣人是才智万能，知识渊博，其实不完全正确。圣人确实有才能有学问，但圣人的标志不在于外在的这些东西，而在于内心纯正，心无杂念，目不斜视，行为端正。
提起圣人，人们往往会想起孔子等等，其实“圣人”的称号历来并非儒家先哲的专利。天有华文，地有事理，半月象刑，太阳向德，四时为法式，度数为节制，阴阳是万物生产的气，五行是操行功名的象征，以五政为道，以五音协调善恶，以五声为缘古，以五味作事物……凡能通晓这些的，都是圣人。
当然，先儒学者们多是圣人和贤人。其原因是他们对于“礼”、“乐”、“射”、“御”、“书”、“数”等六种技艺，都是用心彻底推究一两项，深刻地加以钻研，慎重地加以体验，使其可以见诸行动。就像大禹一辈子治水土，后稷一辈子教导耕种，皋陶一辈子专管刑罚，契一辈子只管教化；又像管由专管军事，再求专管富民，公西华专管接待，等等。
那么，凡人与圣人有什么区别呢？
老子说：善于行走的人，不会留下行走的迹象；善于说话的人，不会出现差错；善于计算的人，不需用筹码；善于关门的人，不需用栓销而让人打不开；善于捆绑的人，不需用绳子而让人解不开。因此，圣人最善于挽救人，所以没有被抛弃的人；圣人常常善于使物尽其用，所以没有被丢弃的物品。这就是说内藏智慧、聪明。所以善人能当恶人的老师，恶人能使善人引以为戒，不尊敬他的老师，不珍惜他的鉴戒作用，虽然看上去是很聪明，其实却是大糊涂。
这段话，很形象地道出了凡人与圣人的区别。
世上芸芸众生，以凡人居多。就连这本书，也是写给凡人看的。但应该坦诚地说：写它让凡人看的目的，是希望更多的凡人不再平凡，进而能变成贤人甚至圣人。
苟子说：“小人可以为君子”，意思是说：品德差的人可以修养成道德高尚的人。进而言之。也可以说：凡人可以修养成圣人。
人非生而知之，圣人也是从凡人开始的。所以说，圣人也并不神秘。
朱熹是南宋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从小就立志当孔子一样的圣人。在他读书时，一天上午，老师有事外出，学童们可高兴了。纷纷跑到院子里的沙堆上游戏、打闹。不大的天井里，欢声笑语，沸沸扬扬。
这时候，老师从外面回来了。他站在门口，望着这群孩子“造反”的情景，摇摇头，轻轻地笑了。猛然，他发现只有朱熹一个人没有参加孩子们的打闹，正坐在沙堆旁，用手指聚精会神地画着什么。老师慢慢来到朱熹身边，发现他正画着《易经》的八卦图。从此，老师对他另眼相看了。
朱熹勤奋好学，在他十多岁时，已能读懂《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儒家典籍了。有一次，他读《孟子》一书，看到“人人都可成为尧舜那样的圣人”这句话日寸，他高兴得跳了起来。他自言自语地说：“址呀，圣人有什么神秘的？只要主观努力，人人都可成圣人！”
是的，圣人没有什么可神秘的。圣人也是人。只要努力，凡人也可成为圣人——只要能以圣人为师。
孟子说：圣人，就是百代的老师，伯夷、柳下惠就是这样的圣人。所以听到过伯夷风节的人，贪婪者也能变得廉洁，懦夫也会产生自立的心志；听到过柳下惠风节的人，轻薄的人也会敦厚，狭窄的人也会宽宏。圣人在百世之前奋发有为，百世之后听到的人没有不受感动而奋发向上的。不是圣人能够有这样深远的影响吗？何况那些亲自受到圣人影响的人呢？
孟子提到的柳下惠，春秋时鲁囤贤人。一次他夜宿城门口，恰遇一女子寻宿，他恐怕这女子冻死，就用衣服把她裹在怀里。但由于他品格高尚，作风正派，没有人怀疑他有淫乱的行为或是邪念。所以，孟子也倍加推崇。
盂子提到的伯夷，是一位“廉洁典型”。其实，中国历史上注意修身立德、为官清正的廉洁者大有人在。
姚崇是唐玄宗的丞相，虽位极人臣，但守身如玉，他说“与其浊富，宁可清贫”。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明代于谦，调任后只携得“清风两袖朝天去”，从而“免得闾阎话短”。清代军机大臣王鼎去世那天，“家无余赀”。清代于成龙为官数十年，却—生清贫，康熙皇帝称之为“天下廉史第一”。此处还行“却玉”的子罕、“辞鱼”的宋相和三任苏州府的况钟等等。
清朝有个人叫张伯行，曾任内阁中书、江苏按察使、福建巡抚等官职。他为官40年，被百姓誉为“天下第一清官”。
张伯行于康熙四十二年改任山东济了道，正赶上旱灾，粮食欠收。他看到百姓饥不裹腹，便派人回河南老家，把自家的储粮装船送往灾区，并赶制大批棉衣，以拯救百姓寒苦、他还亲赴汶卜、阳谷二县，开仓放粮两万石。对此，上司市政使斥责张伯行是独断专行，他很气愤地反问道：“仓谷重乎？人命重乎？”驳得卜司哑口无言。康熙帝得知后，特赐“布泽安流”匾嘉奖他。
江苏是个富庶地区，但由厂前任巡抚于准等人的贪赃枉法，府库亏银34万两。张仙行出仟江苏巡抚后，人刀阔斧，整饬吏治，并首先从自己做起，对于公家钱财绝不染指，又拟订了《止馈送檄》文告，作为下属官员们清廉为政的准则，檄文写道：
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分，我为人不值一分。谁云变际之常，应耻实份；傥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本都院既冰蘖盟心，各司亦激扬同志，务期苞苴永杜，庶几风化日隆。
这份《止馈送檄》发出以后，过去下属拜见上司必须奉献礼物的旧例被刹住了；官员们滥用职权巧立名目苛敛百姓的歪风也得到了遏制，为整治税收，张伯行通过调查核实，将各府州县实在无力上缴的钱粮共计十万八千，奏告朝廷请求减免、康熙帝亲自审定，发现报告单既详尽又准确，不但批准了奏疏，还丧彰张伯行办事认真。，
康熙五十年（1711），檀由举行乡试，发榜之日，舆沦哗然。士人们在百姓支持下，抬着神龛闯入学宫，抗议考官营私舞弊。张伯行经过调查，发现吴泌和程光奎之所以高中举人，是由于用钱买通了副考官赵晋，而赵晋的违法乱纪行为，又得到了两江总督噶礼的暗中支持。张伯行怒不可遏，向朝廷控告了顶头上司噶礼。噶礼凭借权势，反守为攻，捏造了七大罪状诬陷张伯行。朝廷先后两次派出张鹏翮、赫寿、穆和伦、张廷枢等人进行审查。这些官员慑于噶礼的权势，不敢处理噶礼，只是惩处了吴泌和程光奎。张伯行气愤已极，为了讨个公道，他不顾丢官罢职，置生死于度外，再次挺身而出，揭发噶礼与会审官们之间狼狈为奸的行为。康熙见状，亲自断案，将噶礼、穆和伦等人撤职问罪，并通令嘉奖张伯行。
消息传到江南，士人和百姓们奔走相告。他们敲锣打鼓，将巨幅标语贴到通衢大道上。标语写道：“天子圣明，还我天下第一清官”。康熙帝得到消息，更是高兴非常，他御笔一挥，在匾上写了“天下第一清官”六个大字，颁赐给张伯行。至今，张伯行廉政爱民的故事，仍在百姓之中广泛地传诵着。
张伯行的故事似乎还可以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是不是圣人由谁来评判？由凡人来评判。
一个人，哪怕你是凡人，也必须注意修养自己，向“圣人”的方向一步步前进，前进！
2、仁与义的平衡
大仁大义真君子。
提到人品，人们常常用“仁义”与否来衡量。可见“仁”、“义”二字在人生之中是何等的重要。
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对仁、义的倡导，莫过于春秋时的孔子了。乃至现代判断“仁”与“义”的标准，运用的还是孔子的学说，只是打上了现代的烙印而已。
在孔子的学说中，论“仁”的占相当大的部分。
何谓仁？子张曾就这个问题请教过孔子。孔子的回答是：“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宽、信、敏、惠”。就是说：能在天下实施谦恭、宽厚、信诚、敏捷、施惠五种品德，就是仁了。在孔子看来，仁比水与火更重要。他说：“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之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水和火，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但是，仁是比水与火更重要的，世界上没有仁来维系，那么，领导与被领导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变得彼此冷漠甚至分崩离析而不可收拾。所以，仁是绝对重要的。水火可以让人烧菜做饭生活得好好的，但一不小心也可以被水淹没被火烧掉。可是被仁害死的，至今还未曾见过。
中国有句名言：“杀身成仁”。对于这段话，南怀瑾先生发挥为：“所谓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譬如有许多宗教家，有时碰到与他信仰抵触的事，他宁可舍掉生命，所谓以身殉道。为王道而死的，宗教徒中特别多，历史上的忠臣孝子，也就是这个观念，宁可牺牲，绝不为生命而妨碍了自己心中的理想或信仰，宁可杀身以成仁。反面的意思，当然不会为了生命的安全，而去做违背仁义的事了。这就关系到个人的修养，以及对生命价值的看法了。”
南怀谨毕竟是台湾学者，思想上有他的局限性。其实，我们共产党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感天地、泣鬼神的故事真的很多很多。
当然，我们倡导仁义，并不是非得去慷慨就义。而恰恰应该到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去求仁义。樊迟曾向孔子请教仁，孔子答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意思是说：仁在乎居谦恭之中，仁在做事认真之中，仁在与人交往忠诚之中。不管你在堂堂中原，还是夷狄之邦，都不可丢掉这些品质。
仁，不在天边，就在你周围，就在你眼前，就在乎平淡淡的日常生活工作当中。由此，你要求仁，就要从眼前做起，从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做起。如此求仁，仁也在其中了。比如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是仁的一种体现。再比如送别，真的是生活当中司空见惯的一件小事，但“杨晦送别”的故事，却充分体现了“仁”、“义”二字以及施仁求义的回报。
唐代杨凭，作京兆尹。犯了错误被贬为临贺尉。亲友们没有人敢来送他，只有栎阳尉徐晦一个人到蓝田来送别。权德舆对他说：“你送杨凭，确实厚道，难道你就不怕被连累吗？”他说道：“我徐晦自从做百姓而得到杨凭的赏识而提升，他如今降职调到远方，怎能不来同他告别？假使您有一天被谗言而遭放逐，我还是要将您看作同路人！”权德舆很受感动，在朝中称赞他。过了不久，李夷简上奏提升徐晦做监察御史。且对他说：“你不肯背弃杨凭，难道会背弃国家吗？”
如果泛泛地讲，做人要讲“仁义”，把仁义当成道德范畴的一个词来理解也是可以的。但严格地说，“仁”和“义”在意义上是有区别的。“仁”是仁爱，仁慈。“义”是正义、道义、信义等等。
解扬是晋国的大夫。《左传》记载，宣公十五年，楚国围攻宋国，久久不肯退兵。宋国向晋告急，晋国派解扬到宋国去，告诉他们晋国将要出动全部军队来解救宋国。在路上遇到了郑国人，他们捉了解扬，把他送给了楚国。楚国贿赂解扬，给他很多钱，让他说晋国不来救宋国了。解扬不答应。最后被强迫了三次才答应下来。楚人让解扬登上楼东，向宋人喊话。结果，解扬没有听从楚人贿赂他所要说的话，却完成了要宋人知道晋君起兵救宋的命令。楚人要把他杀掉，他回答说：“君能够下达命令，这就是义；臣能够接受命令，这就是信。信能载义而行，就是利。行义就不能信别人的，要信就不能听从两种命令。你要买通我，这是不知命，我答应你，是为了完成晋君的命令。我死了但完成了任务，是尽了我的责任。你也有忠实的臣下，我能够死得其所，又有什么别的请求呢？”于是楚国人放他回到了晋国。
解扬对义有着他自己的理解。
古人很看重义。“人而无义，惟食而已，是鸡狗也。”人若没有信义，只知道吃饭，那只能算是鸡狗之类了。汉代贾谊说：“利不苟就，害不苟去，惟义所在。”不随便接近利益，不随便离开祸害，关键在于是否符合正义。宋代邵雍《义利吟》中说：“君子尚义，小人尚利。尚利则乱，尚义则治。”意思是说：君子崇尚道义，小人崇尚私利。崇尚私利国家就混乱，崇尚道义国家就安定。清代李塔说：“临财勿忘义，见义生可轻。”意思是说，见得钱财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正义；面临正义的事业，可以牺牲自己。总之，关于“义”字，可谓“前人之述备矣”。至于“桃园三结义”之类的故事，人们更是耳熟能详了。
这里只说一段穷书生李勉的故事。
唐朝的李勉，小时候家里很穷，父亲卖煎饼，母亲给人洗衣服。李勉白天帮助父亲看摊，晚上念书学习。李勉为人诚实、忠厚，街坊邻里无不夸赞他。他的文章常常被老师拿来作示范。大考时，姥爷卖了一头猪。凑足几十两银子，让他到京城参加科举会试。在仁升客店里，他认识了一个比自己大的读书人王义，两人脾气相投，十分谈得来。他们同住一个房间，生活、学习在一起。一天，王义洗澡着了凉，晚上发高烧，说胡话。李勉侍候他，用湿毛巾给他擦脸降温，整整忙了一夜，王义的高烧还是不退。第二天，李勉请了医生给王义看病，医生说：“王义得的是急性肺症，必须赶快医治……”李勉说：“医生，请您多费心，王兄还要参加科举会试呢！”“参加会试？他的身体太弱了，先治病要紧！”王义昏昏沉沉，滴水不沾。李勉既要买药，又要煎药，整天手忙脚乱，但他没有怨言。好几天李勉没有看书了，会试的日子愈来愈近。店家看到李勉对王义这样热情，照顾如此细致，感动地说：“李秀才，你对王秀才的照顾，真比亲兄弟还周到呀！”李勉说：“出门人碰到困难，大家互相帮助就是了，不要挂在心上。”
王义知道自己的病情愈来愈严重，含着眼泪对李勉说：“贤弟，我已经快不行了，我的病拖累了你，耽误了你读书，我实在对不起你呀！”“贤兄，你好好休息，小弟照顾你是应该的，至于会试，今年不行，以后再考也不迟！”王义听到李勉说出肺腑之言，就紧紧拉着李勉的手说：“贤弟，我有一件事想求你，我的包袱里有银子100两，如果我不行了，你用它买副棺材，请人把我埋了，剩下的钱，就送给你用吧。”李勉噙着眼泪说：“王兄，你放心，我会想办法通知你弟弟的……”第三天，王义死了。李勉买了一副棺材，请了几个脚夫把王义埋了，并在坟上立一块碑，写上王义的名字、籍贯和死亡时间。办完丧事，离会试还有3天。李勉累极了，他多想好好地睡一觉啊！但他克服了疲劳，坚持考完了会试。结果，榜上有名，李勉当上了县令。
李勉虽然当了官，但王义的事，他始终挂在心上。他几次写信给王义的弟弟，都没有回音。转眼10年过去了，李勉已入朝作官。有一天，忽听家人传报，有个姓王的汉子找他。他立刻召见了那位汉子，一问，原来是王义的弟弟。他既高兴又伤心，不知不觉流下眼泪。王义的弟弟说：“恩人，你的信我都收到了，因家乡发大水，几次搬家，直到今天才来找你，实在抱歉……”
李勉把他哥哥怎样得病，怎样埋葬的事一一向王义的弟弟说了，“你哥哥的银子，用去20两，剩下80两，我放在棺材里。现在你来了，我交还给你”。接着，李勉带他到城外荒地王义墓前，叫人挖开坟墓，打开棺材。王义的弟弟流着眼泪，泣不成声。那80两银子，原封不动还给了王义的弟弟。王义的弟弟拿着银子，对李勉说：“大哥，听说你当时也很穷，为什么不用这些银子呢？”李勉意味深长地说：“不是我自己的东西，我是绝对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