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宣帝有子42人，除了3人早夭、8人未及封王、后主已立为太子外，其余30人，均封有王爵。君临天下对每人都有莫大的诱惑力，其中觊觎帝位最迫切的是后主的异母兄弟始兴王叔陵。他是个心术不正、怙恶不悛的藩王，在任湘州刺史时，征伐所得，皆人私囊，丝毫不肯赏赐部下；百姓有过，轻罪重判，动辄数年不加审理。至于挖坟掘墓、拆人骸骨、夺人妻女、纳为妃子的事，更是屡见不鲜。他的生母彭氏去世，竟掘故信傅谢安墓以葬其母，种种不法，为时人不齿。宣帝疾笃，他阴怀异志，命典药吏磨淬药刀，以乘机刺死兄长自立。及宣帝崩逝，他人朝之时，大呼左右取剑。左右不知他用意何在，便取平日所佩木剑以进。叔陵大怒，弃剑怀揣淬刀前往。同时前去的还有后主之母柳氏、后主乳母吴氏、后主的另一异母兄弟长沙王叔坚等。乘后主正哀顿俯伏之际，叔陵恶狠狠抽出淬药刀向后主脖颈砍来，后主猝不及防，顿时血流如注，闷绝于地。皇太后柳氏上前救护，身上也中了数刀。侍立在太后身后的乳母吴氏情急生智，自叔陵身后紧掣其肘，刀未及砍下，后主得以乘机起立，但叔陵仍持后主之衣，被后主奋力挣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长沙王叔坚快步上前抱住了叔陵，夺下了淬药刀，用衣袖将他缚在殿柱上，问后主如何处置，而后主已被乳母吴氏扶往后殿。叔坚没杀叔陵，急着找后主询问如何发落，叔陵趁机挣脱了束缚，骑马跑回他的府第，呼甲土截断清溪桥道，放出囚徒以充战士，以自己贯甲白帽，登城西门招募百姓，并赏赐金银以笼络人心。又召诸王将帅，但除了新安王伯固响应外，其余诸王均拒不应命，叔陵只聚集了千余人马，打算在婴城固守。当时陈朝兵力俱沿长江防备隋军进攻，无兵可调，叔坚禀明太后，使太子舍人司马申急召右卫将军萧摩诃平叛。叔陵知道萧摩诃是能征惯战的宿将，不可小觑，便派人拉拢他说：“事如成功，当以公为鼎。”萧摩诃假装同意说：“须是王遣心腹之将来此，方能从命。”叔陵便派心腹前往，被萧摩诃杀死，悬首级于朱雀门上。叔陵欲待顽抗，看看不是萧摩诃对手，欲待归降又自知罪孽深重，无法获免，便将妃张氏及宠女7人沉溺井中，免得受缚，与伯固率从人逃到新林，再慢慢图谋以后举事。不料行至中途，被大兵围击，伯固见大兵已到，避匿在巷子中，被萧摩诃持刀追回来。叔陵部下见陈军势大，纷纷弃甲逃走。萧摩诃麾下大将陈智深、王飞禽砍死叔陵，另一将领陈仲华下马割了他的首级，伯固也为乱军所杀。至此，一场祸乱宣告平定。
云消雾散，月朗风清，在平定叛乱后，后主在太极前殿即位。
兄弟之间作为弟弟的叔陵不仅作恶多端，不念手足之情，为了王位，穷凶极恶地持刀刺杀自己的哥哥，这样的凶狠，不知兄友弟恭，自然没有好下场。
综上所述，无论是夫妻间，还是兄弟间，一定要和顺。暴戾之人，自己也不会得到幸福的。
4、教与纵的平衡
儿小任娇惯，大来负亲心。
一个人一生下来，首先受到来自家庭的影响和教育。中国古代仙、儿语》中有：“万爱千恩百苦，疼我就如父母；却教惹怒生嗔，只是我不成人。儿小任情娇惯，大来负了亲心；费尽千辛万苦，分明养个仇人。自打一下偏疼，人说一句偏怒；口噙一个娇儿，断送坏了乾坤。”是说不管什么人，也比不上父母对我们的疼爱，如果惹他们生气，那就太不像话了。作父母的，孩子小的时候放纵他，娇惯他，大了以后他就会违背父母的心愿，费尽了千辛万苦，最后养了一个不孝的子孙，如同仇人一般，对孩子自己舍．不得打，表现不好，还不愿意别人说他不好，恨不能用嘴把他含起来，最后反而把孩子的一生断送了。这是不明智的家长。家长要忍住对孩子过份的溺爱，教育他成才。
同时中国古人提倡对于父母要有礼貌，要孝顺。份L记》中说：“孩子侍奉父母，媳妇到了公婆住的地方，要轻声细语，悦耳动听。还有：凡是做孩子的，冬天要让父母暖和，夏天要让父母清凉；黄昏时让父母安定下来，早晨则应该去向他们问安。”
这是古人对子女的要求，对于父母，古人也认为他们有抚养教育子女的责任。例如，《孟子》上记载：公孙丑问孟子道：“君子为什么不亲自教育儿子呢？”孟子答道：“由于情势等的不通。教育儿子一定要他走正道。他不走正道，君子便要发怒。一发怒，反而伤感情了。儿子会说：‘您拿正理正道教我，您的所作所为却不符合正理正道。’那么父子之间就互相伤害对方了。父子间的感情受到伤害自然不好。父子之间不要因求其好而相互责备，如果只是为了求其好而互相责备，那么就会使父子之间产生隔阂。父子间有了隔阂，那必定是件最最糟糕的事。”又说：“因求好而互相责备，那是朋友之间应遵循的准则。父子之间为求其好而互相责备，是伤害父母之恩最严重的。”父亲教导儿子，其目的本来是为了爱护儿子，可是教育达不到目的，所以就以慎怒来对待儿子，这就伤害了儿子；儿子反过来责备父亲，又伤害了父亲，所以父子相互责备。父子应该以恩情相亲，一旦相互责备就背离了父子天性，伤害父子关系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了。
历史上有多少贤父慈母，又有多少忠孝儿郎！人亲不过父子、母子，所以父要严，母要慈，子要孝，才能使家庭和睦，家和万事兴。
《三字经》中说：“养不教，父之过。”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严格教育，悉心培养，是父母的责任和义务。那么，父母怎样教育孩子呢？不溺爱，是最重要的，因为“溺子出逆子”。
石厝是个忠于国家的臣子，也是一个严格的父亲，他知道要忍住自己对孩子的喜爱，严格要求才是尽了一个作父亲的职责。但是卫庄公则不知道如何正确对待孩子，过于娇惯小儿子，任其胡作非为，结果造成了家庭和国家的悲剧。
东周末年，卫庄公有三个儿子，长子名桓，次子名晋，三子名州吁。
州吁生性暴戾，喜武好兵，动辄讲打讲杀，但庄公非常喜爱他，任其所为，一点也不加以禁止。
大夫石厝是一个正直的人，国人对他很信任。他曾对庄公规劝过，说：“凡做父母的，对子女要严加教育，不要溺爱过甚，纵容太过必生骄，骄必生乱，这是必然的道理。主公若想把王位传给州吁，便马上立他为继承人，不然的话，就要管制他，叫他不要这样横行放肆，免得日后惹出祸患。”
这些话，庄公当作了耳边风，对州吁的行为，照样未加干涉。
不久，卫庄公死了，长子继承了王位，叫做桓出。卫桓公生性懦弱，毫无主张。石厝见他这样没作为，而州吁又是那样嚣张，料定将来一定会生乱子，于是便借口年老，辞职归家躲起来，对朝政不理不问。
这样一来，州吁更加肆无忌惮了，日日夜夜和亲信商量怎样去夺取王位。
正巧周平王死了，太子即位。这是国家的一件大事，各地诸侯要亲往前去吊唁，卫桓公于是整装入朝。
亲信趁这个机会向州吁献计说：“明天桓公要起程入朝，你可设宴在西门外，假意给他饯行，预先埋伏500名勇士在门外，敬酒的时候，乘机把他杀死。如有哪一个不服从的，立即将他消灭，这样你就可得王位了。”
州吁登时眉飞色舞起来，令亲信去部署一切。
第二天一早，桓公要出发时，州吁把他迎人竹馆里去，筵席早已摆好，州吁便躬身向桓王进酒，说：“兄侯远行，臣弟特备薄酒与兄侯饯别！”
桓公说：“又让贤弟费心了，我此行不过月余就可以回来了，敢烦贤弟暂时代理朝政，小心在意！”
“兄侯放心，小弟会特别小心！”州吁说完，连忙斟满一杯酒，奉给桓公。桓公一饮而尽，亦斟了杯酒加敬州吁。州吁双手去接，假装失手把酒杯跌落在地。桓公不知就里，叫左右取过一酒杯来，想再敬州吁一杯，州吁乘机跑到桓公背后，掏出刀子，向桓公背后猛刺，桓公便这样当场被杀死。州吁于是自立为君。
后来，石厝设计，由陈国桓公乘机将州吁擒获，石厝派人去陈国将其正法。
这就是纵子不教的恶果。
我们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对子女要求都特别严格。
1946年1月，毛岸英在苏联学习结束回到延安。中央领导同志考虑到岸英多年不在主席身边，这次就想把他留下来，并要好好地招待。主席没同意，他让岸英住在警卫团，自己动手给他炒了两个自己种的小菜。中央首长又让岸英到中央小食堂吃饭，主席说：“他没资格。”
毛主席和岸英谈话时问岸英在苏联都学习些什么？岸英回答说：“主要学习军事，还学习了一些历史、哲学、政治、文学等。”主席说：“你那仅是书本知识，还要向他们学习（指周围的农民、战士）。”又说：“你外国大学毕业了，你还没有上完中国的劳动大学，我决定送你到农村去。”
岸英来到了吴家枣园，请劳动英雄郝邦华当教授，郝邦华愉快地接受了任务。教他开荒、犁地等农活，干了几天，岸英手上打满了血泡，郝邦华说：“都怨我没关心你。”岸英说：“我还缺乏锻炼。”经过劳动锻炼，岸英学会了许多农活。
1946年下半年，岸英被调到中央宣传部做文书和翻译工作。回去前，主席问：“你的毕业证书呢？”他伸出了长满老茧的双手。主席说：“这是你临时的毕业证书。”
1952年初的一天，刘少奇同志亲自给中国人民大学校党委打电话，这是他特意安排的一次长时间通话。
这天，在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念书的刘少奇的女儿爱琴，正在等待班级党支部讨论她的预备党员转正，她兴冲冲地想：“会后，我就是正式党员了！”爱琴万万没有想到，会场气氛严肃，发言激烈，最后，一致通过决议，取消了她的预备党员资格。会后，支部书记找她谈心。说到刘少奇同志亲自指示：不管什么人人党，都要坚持党员标准。这使爱琴想起父亲平时对自己的教诲……
在大学念书期间，自己曾好几次在周末向中南海车库要车回家。少奇同志知道后批评道：“车是公家的，你年轻轻的，可以坐电车、公共汽车嘛！”
冬天的时候，她曾让工作人员给买一套绒衣裤，少奇同志知道后，批评道：“你花的是人民的钱。自己有了的，就不要再动用公款，现在人民还很穷！”
还有一次，怀仁堂举行京剧晚会，她想去开开眼界，就请工作人员搞到一张票。这件小事也被少奇同志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被取消了预备党员资格的爱琴，虽然受到了沉重打击，但是严格的家庭教育使她受到深切的教诲。十三年后，她终于真正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1974年，彭德怀同志临终前两个月，经常处于昏迷状态。偶然清醒时，对在他身边的侄女彭梅魁等亲人说几句话，梅魁等侄儿侄女流着眼泪把老元帅的话记录下来：
“我死以后，把我的骨灰送到家乡，不要和人家说，不要打扰人家。你们把它埋了，上头种一棵苹果树，让我最后报答家乡的土地，报答父老乡亲。
“我不能再工作了。在这样的黑屋里，我住一天嫌多，想到工作，我觉得再活上十年才好哩。你们年轻，要努力工作，要学一门本事，为人民添砖加瓦，不要去追求名利，搞那些吹牛拍马、投机取巧的事。”“我这一生有许多缺点、爱骂人、骂错了不少人，得罪了不少人。但我对革命对同志没有两手，我从没有搞过那种阴谋。这方面，我可以挺起胸膛，大喊百声：我问心无愧！
毛泽东将儿子送到农村读“劳动大学”；刘少奇因几次公车、一套绒衣、一张剧票而取消女儿的入党资格；彭德怀临终前教育子女“要努力工作，要学一门本事，为人民添砖加瓦。”……真的是感人至深，同时也为我们如何教育好子女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5、动与静的平衡
动以炼体，静以宁心。
“动、静”是历代名家学者研究的共同课题。儒家学者也各持己见。朱熹认为，无动无静的是太极，太极是万事万物的根源；然而，一切事物的动静、生灭又都是太极作用的结果。他还认为，“动静无端，阴阳无始”，“那动以前又是静，静以前又是动”，“一动一静循环无端”，犹如白昼与黑夜；动与静是互相联系的，彼此不能孤立。“无静不成动，无动不成静”；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动静与阴阳不可分；太极是本然之妙（自然之理），动静是所乘之机（理乘气而行）。
古人研究动、静，大多是从事业成败方面来论及，并非从养生的角度谈的。他们认为：百动不如一静。时机对事业的成败来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选择得当，就能事半功倍；选择不得当，就是功败垂成。
孟子曾经说：“虽然在智慧，不如乘住进势；虽然手上有大锄，不如等待时机。”
作为领袖人物来说，必须深深懂得时机变化的原理。
鬼谷子在《逸文》中说：“圣人之所以能永垂不朽，就是能把守时机的变化。”所以无论在行动上，还是计划上，如果不能顺应时代的变迁，讲求适应环境的策略，只是一味固守旧见，绝对是要失败的。
当然，有些“道行”很深的人，更注重修身养性。王阳明就说：求得内心的宁静在于心静，环境在其次。一些清修的人喜欢远离尘嚣隐居山林，以求得宁静。其实，这种环境虽然宁静，但如果不能去人欲、存天理，忘却世俗中事，内心依然会是烦杂。要得到内心的真正宁静，就必须完全扬弃我相和动静不一的主观思想。静时念念不忘去人欲、存天理，动时也念念不忘去人欲、存天理。惟此，我们才能获得真正的身心解放，才不会失去我们的本真。
这段话对我们就很有启发，他强调动与静都要不忘去人欲，存天理，以获得身心的彻底解放。这倒让人想起这样一副对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钢。”
心静如天平。“去人欲”首先要去掉功利心，名利地位是世人梦寐以求的，然而把世俗的名利地位看得太重的人，往往因所遇不公或不如意时就失去了心理平衡，于是，或大吵大闹，或焦躁愤恨，这样一是没有任何作用，二是对身心健康有百害而无一利。名利地位只不过是过眼云烟，转瞬即逝的虚幻东西，何必要苦苦追求呢？只要心里虚静平稳，排除外界的物欲支配，少一点无所争，多一点也不要，所取心安理得，这样才能生活得自在自如，有滋有味，才能保持内心的平衡稳定。就像天平一样，无论所称的物件增添加减，砝码的度量却不乱，没有物件时，它就平稳地空悬在那里，虚静自如无所争。如果每个人都能保持若天平般的心态，也即心平如天平，那该是何等的悠闲自在，何等的洒脱自如！
现代心理学发现，发怒是由于心理上失去平衡或者是自己的要求和欲望得不到满足引起的。
在人际交往中，人们难免遭遇到挫折和失败，情绪的平衡因此受到破坏，如闷在心里，久而久之难免会得抑郁症。
然而，生活在现实中有感情的人，都会不可避免地在某时某地因某事而大发脾气。这种无害的合理宣泄，可以疏导你心中的怨气，化愤怒为力量，使自己尽快地走出阴影，轻松愉快地奔向新生活。但关键要注意发怒的场合，尤其是发怒的方式，切忌一时冲动，弄得身败名裂。
有位著名富贾，对自己发泄怒气的方法，说得非常有趣。他讲：“当我自知怒气快来时，连忙不动声色地设法离开，立刻跑到健身房，或和拳师对打，或猛力捶击皮囊，直到发泄完我的满腔怒火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