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学问，是从书本上和生活中一点一滴积累的。人非圣贤，孰能无惑？不惟上，不惟书，善于问，善于辩，何怨无学问？
3、深与博的平衡
博，然后求深；深，然后言博。
做学问，求知识，必须追求一个“深”字。深，需要钻研；深，需要执着。
在子30岁时，拜乐工师襄子学习弹琴。有一天，夕阳已经西下，天色渐渐暗下来了。孔子还依然毕恭毕敬地盘坐着，一遍又一遍地弹奏着同一首曲子，兴致勃勃，丝毫没有厌倦的样子。他的老师师襄子对他说：“这首曲子，你已经练了足足十天了，可以再学一首新的曲子了！”
孔子站起身来，认真地说：“我虽然练了这么长的时间，可只是学会了曲谱，还没有真正弄懂其中的技巧啊！”
好多天以后，师襄子看到孔子的指法更加熟练了，乐曲也弹奏得更加和谐悦耳了，便说：“你已经掌握了弹奏的技巧，可以再学一首新的曲子了！”
可孔子又说：“我虽然掌握了这首曲子的弹奏技巧，可还没有真正领会这支曲子的思想感情呢！”
又过了许多日子，师襄子来到孔子家里听他弹琴。一曲终了，师襄子已经完全被孔子那洋溢着激情的乐章所吸引，听得出神人味。曲毕，才深深吸了一口气说：“你已经弹奏出了曲子的思想感情，可以再学一首新曲子了。”
可是，孔子还是像第一次那样认真地回答说：“我虽然弹得像点样子了，可我还没有体会出作曲者是一位怎样的人啊！”说完，孔子还像开始学习时那样，一点儿也没有厌倦，又毕恭毕敬地盘坐下来，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地弹奏起来。
不知又过了多少日子，孔子又邀师襄子来验听曲子。孔子弹完后，师襄子对他说：“功到自然成，这次你应该知道作曲者是谁了吧！”
孔子眼睛一亮，兴奋地说：“我已经知道作曲者了。此人魁梧的身躯，黝黑的脸庞，两眼仰望天空，一心要感化四方。此曲非文王莫属，不知对否，还请老师指教。”
师襄子脸上浮起了微笑，激动地说：“你说得很对，我的老师讲过，这首曲子的名字就叫做‘文王操’。你勤学苦练，百学不厌才能达到如此境界啊！”
古往今来，有大学问者，无一不是求“深”的。
大数学家华罗庚从小并非好学，爱玩爱动，功课常常不及格，气得他的母亲常说：“我的前世做了什么孽呀，生下这么一个呆子？”但就是这么一个“呆子”，由于在数学方面求深，后来竟成了举世闻名的大数学家。
华罗庚的家很穷。华罗庚从家乡的初中毕业后，到上海中华职业中学读书，由于交不起饭费，只读了一年就失学了。没办法，华罗庚只好在父亲开的小杂货铺里充当帮手。
然而，华罗庚并没有灰心。在念初中时，华罗庚就深深地爱上了数学。他好不容易借来一本《大代数》，一本《解析几何》，还有一本只剩五十页的《微积分》，在小店里，他一边做买卖，一边钻研公式习题。由于他的心思全用在数学上，有时顾客来买东西，他竟答非所问。于是，大家送他一个绰号——“罗呆子”，称他那些深奥难懂的数学书为“天书”。
无知狭隘的父亲，不能理解儿子的雄心壮志，对儿子在柜台上看书，不好好招待顾客，减少了小店收入，很不满意，厉声地指责他：“你看那些‘天书’做什么！我们是小本生意人家，又不是书香门第。人生在世，最要紧的是吃饭。你应该殷勤招呼顾客，多做些生意，不要死钻不能当饭吃的书本。”而华罗庚却依然迷恋“天书”，这更加激怒了父亲，要把“天书”烧掉。母亲袒护着他，夺下了丈夫手中的“天书”。后来，父亲终于被儿子那勤奋苦学的精神所感动，也就不再阻止他看“天书”了。
华罗庚念初中时，有个老师叫王维克，曾在法国巴黎大学留学，是个很有学问的教育家、翻译家。王维克很喜欢聪明好学的华罗庚。这时，王维克当上了金坛县初中校长，就让华罗庚到学校里当会计兼事务。华罗庚十分高兴，因为有了份工作，就可以养家糊口了。这一年，华罗庚18岁。
华罗庚除了完成学校里繁重的事务外，早晚还要帮助家里料理小店的事务。清理好小店的账目之后，才能钻研数学，常常到深夜。
不久，华罗庚借到一本名叫《学艺》的杂志，在第七卷十号上刊载了苏家驹教授的《代数的五次方程式之解法》一文。华罗庚细心分析，精心钻研，发现教授的论文居然有错误。
华罗庚心想，我能写文章指出苏教授的错误吗？是不是有些不自量力？他找到王维克老师，把自己的想法说了说。王维克答道：“当然可以。我相信苏教授会欢迎你这样做的！”
就这样，华罗庚——这个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19岁的青年，竟然写出了批评大学教授的文章《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华罗庚把论文投寄给上海《科学》杂志。
华罗庚20岁的时候，不幸染上了伤寒。父母、妻子心急如焚，变卖所有家产，四处求医为他治病。最后，他的病治好了，但他的左腿大腿骨弯曲变形，从此落了个终身残疾！
不过，也就在这一年，他平生第一篇论文，在《科学》杂志第十五卷第二期上登出来了。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华罗庚连做梦也没想到的事情。
华罗庚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论文，引起了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熊庆来教授的注意。
熊教授细读了华罗庚的论文。论文层次清楚，说理明白，论据有力，文笔也好。熊庆来看后，就托人查访，看华罗庚是哪个大学毕业的。当他获知华罗庚竟是一个小镇上的失学青年时，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熊教授马上提笔给华罗庚写了一封信，请他到清华大学来。
华罗庚一贫如洗，要去就得借债。再三犹豫，终于婉言谢绝了熊庆来的邀请。谁知熊教授爱才心切，复信说：你不来京，我专程赴金坛拜访！盛情难却，在乡亲好友们的资助下，华罗庚这才踏上了去京的征程。
华罗庚来到清华园，熊庆来教授很喜欢这位面目清秀、浑身“土”气的青年。熊庆来让华罗庚当助理员，管理图书，收发公文，代领文具，绘制图表。就这样，在熊教授的指导下，华罗庚如鱼得水，学业进步很快。一年过去了，华罗庚不仅能听研究生的课程，还能用英文写论文在国外数学杂志上发表。
1936年，26岁的华罗庚在熊教授的推荐下，前往英国剑桥大学留学。
在剑桥大学，华罗庚由于没有“正统”的学历，不能当研究生，只能作为旁听生。华罗庚不在乎这些，贪婪地在这座古老的大学里汲取知识营养，向新的数学高峰推进。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华罗庚写出了《论高斯的完整三角和估计的问题》等十几篇论文。真知灼见的光芒，使英国人为之倾倒。华罗庚关于“塔内问题”的论文，被誉为“华氏定理”。
华罗庚的成长历程告诉我们：向深处追求，方可成才。
当然，“深”应建立在“博”的基础之上。
“博”是横向的，需要饱览群书。许多知识都是相互联系的。没有广博的知识，只在某一个学科、某一个领域求“深”，也是不可能的，华罗庚如果没有很好的文字功底，很难将数学论文写得“层次清楚，道理明白，论据有力，文笔也好”。
我国古代历史上取得杰出成就的著名科学家张衡，年轻时喜好文学创作，造诣很深。其《西京赋》和《东京赋》（合称《两京赋》）将汉代词赋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为历代文学评论家所重视，说它可以“与雅颂争流”，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相当的地位。
汉安帝永初九年（公元115年），张衡任太史令，主管天文历法之事。他先后任太史令14年之久，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在天文历法和其他自然科学方面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而这些成就的取得又主要来自于他的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他用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来解释宇宙的形成。所以，他创制的浑天仪令世人惊叹，他的天文学著作《灵宪》，在世界天文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当代的华罗庚因求“深”而成功；
古代的张衡以求“博”而著名。
求“深”求“博”，知识的海洋将任你遨游。
4、智与愚的平衡
勤，愚可变智；惰，智也如愚。
何为“智”？何为“愚”？孔子说：天生就知晓的人是上等；通过学习才知晓的人是次等；碰到困难再去学习的人是再次等；碰到困难还不学习，则是下等的愚笨之人。由此看来，“智”与“愚”的差别，就在于是否学习，在什么情况下学习。
孔子是圣人。说孔子“愚”恐怕任何人都不会承认。但孔子也确有不如人的时候。这在他周游列国的旅途中，多次得到体现。
一次，孔子坐在车上前行，被一条河流挡住了去路。孔子左看右看找不到渡船，就叫学生子路去问路。子路见农田里有两个农夫在并肩耕作，就走向前去问渡口在哪里。一个农夫不回答子路的问话，却反问说：“车上坐的那个人是谁啊？”
子路说：“那是大学问家孔丘。”
农夫问：“是周游列国的鲁国那个孔丘吗？”
子路说：“一点儿也不错，正是。”
这个农夫忽然不高兴起来，说：“原来是他啊！他一定知道渡口在哪儿，何必来问呢？”
另一个农夫问道：“你是谁呢？”’
子路说：“我是孔丘的学生，叫仲由。”
这个农夫说：“现在天下像洪水一样纷乱，你与其跟随孔丘游说，还不如随我们逃避乱世吧。”
说完，这两位农夫依然并肩劳作，不再理睬子路。
又有一天，子路跟随孔子行路落在了后面，他遇见了一个老头儿，肩上扛着耕田的农具。
子路走上前问：“请问您见到我的老师了吗？”
老头儿说：“这样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也算是老师吗？”
说完，老头儿挥起锄头锄起草来。子路在一旁恭敬地站着。天色晚了，老头儿邀子路回家，杀鸡煮饭给他吃，并叫自己的两个儿子出来拜见子路。子路在老头儿家借住了一晚，第二天辞别老头儿上路，赶上了孔子。子路把自己遇到老头儿的事告诉了孔子。孔子感叹说：“这是位很高尚的隐士啊！你再回去看望一下吧。”子路回去一看，老头儿已经不在了。孔子闷闷不乐，吩咐继续赶路。
一次，孔子在路上看到两个小孩在争论。
一个小孩说：“我认为太阳刚升起来的时候离我们近，而到了中午时离我们远。”
另一个小孩说：“不对。我觉得太阳刚升起来时离我们远，而到中午时离我们近。”
孔子问他们这是为什么？
一个小孩说：“太阳刚升起来时，我们看到一个像伞盖一样的太阳，而到中午，太阳小得像个盘子。东西都是近大远小，不是这个道理吗？”
另一个小孩不服气地说：“太阳是发热的，早晨太阳凉飕飕的，这是因为离我们远。而中午时我们感到很热，这是因为太阳离我们近的缘故，远凉近热，我说得难道不对吗？”
两个小孩争执不下，就请教孔子。孔子也回答不上来，小孩说：“你是一个大学问家。怎么也不知道呢？”
孔子说：“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才是诚实有学问的表现啊！”
孔子再看时，两个小孩已经去玩耍了。
牛顿是位大科学家，说牛顿愚谁能相信呢？但他在处理生活当中的琐事方面却似乎显得很愚笨。据传，牛顿在家里同时养了一只大猫和一只小猫。他在墙脚开了一大一小两个洞，供两只猫进出。有人问他为什么要开两个洞，他说：“大猫走大洞，小猫走小洞，这不是挺明白的事吗？”那人告诉他，小猫也可以走大洞，牛顿听后恍然大悟，并称赞此人真聪明。这个流传的笑话，恐怕不能理解为牛顿怎么连这么浅显的道理都不懂，而只能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牛顿的精力都集中到思考重大的科学问题上去了，因而才在生活小事上表现得如此“糊涂”。也正因将主要精力都集中都思考重大的科学问题上去了，他才能在科学上取得那么大的成就。
当然，遗传学知识告诉我们：人的天资有高低好坏之分。有的天资聪颖，有的天资愚钝。但这决不是起决定因素作用的。后天的努力与成才密不可分。
宋代学者朱熹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福州有个叫陈正之的人，反应相当迟钝，读书每次只能读50字，一篇小文章也要读一二百遍才能熟。他不懒不怠，勤学苦练，别人读一遍，他就读三遍四遍，天长日久，知识与日俱增，后来无书不读，成了博学之士。
孟子也给学生讲过一个故事，是这样的：
有一个叫“秋”的人，是闻名乡里的下棋名手。他有两个学生，一起跟他学下棋。秋讲解棋艺时，一个学生专心致志学习，集中精力地听从老师教导；另·一个学生虽在听，可思想早已开了小差，心里老惦记着打鸟的事，恍惚间好像有一只大雁飞来了，他想，该怎样拉开弓、搭上系有长绳的箭，瞄准它射过去……
课讲完了，秋叫两个学生对局。开局不久，那想射大雁的学生便输了。秋严肃地对他说：“是你不如他聪明吗？不是！因为他能专心致志，而你心不在焉！”
《孟子·告子上》中总结说：“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专，则不得也。”意思是，下棋是小的技巧，如果不是一心一意地专心学习，也是号：不好的。由此看来，不专心，再聪明也是不行的。我国当代数学家华罗庚在《给青年的一封信》中有这样一句名言：“勤能补拙是良训，一分辛苦一分才。”
中国还有句老话，叫“笨鸟先飞”。说得都是一个道理。
我们都知道司马光主持编著的《资治通鉴》是一部价值很高的历史巨著。其实，司马光的记忆力并不特别好。他后来获得渊博的学问主要靠勤奋学习。司马光和他的兄弟们在一起上学的时候，对于学过的功课，兄弟们很快都能背会，纷纷跑出去玩。司马光往往还不能背诵。但是，他却一点也不着急，对同伴们的游戏打闹也不羡慕。到了晚上，他一个人钻到帐子里，一遍又一遍地背诵，直到完全学会了才休息。到了晚年，他对好的文章仍然保持着背诵的习惯。骑马走路的时候，或者夜里睡不着的时候，他都默默地记诵文章。后来，司马光在史学上能够取得巨大成功，显然和他的勤奋好学是分不开的。
孔子乃大儒，他也承认自己：“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而求之者也。”只是爱好古代文化，勤奋好学罢了。
歌德花58年时间，搜集了大量材料，写出了对世界文学界和思想界都产生很大影响的诗剧《浮士德》。
我们承认有“生而知之”的“天才”、“神童”，但那毕竟风毛麟角。我们大多都是“通过学习才知晓”的“次等”人，那么，就让我们像“笨”鸟一样先飞吧！
5、恒与辍的平衡
恒则有所成就；辍则前功尽弃。
荀子曰，“学不可以已”，意思是：学习是不可以停止的。
学贵有恒。“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在学业上是不可能有大的长进。
战国时代的孟子很有学问。当时，人们对于齐王很不满意，因为齐王做事没有明确的主张，容易听信奸臣的谗言，管理国家没有什么成就。于是有人说：大概是齐王的脑筋不够聪明吧？
孟子说：“这不是聪明不聪明的问题。比方说，天下虽然有生命力很强的植物，它们很容易生长，但是，如果把它们放在太阳下面暴晒一天，然后再把它们放在阴凉的地方冻上十天，这样，也不会有能活下来的。齐王并不见得不聪明，只是像我们这样能给他阳光的人，接触的机会很少，即使他能接受我的一些建议和帮助，可是我一离开，“冻”他的奸臣就会和我唱反调，带给他许多不良影响。这种情况，怎么能使齐王形成良好的思想和品庾向有所作为呢？
“一曝十寒”的故事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做事、做学问不能没恒心，不能努力少，懈怠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