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一生主要生活在田园里，所以向来被称为“隐士”。许多人就此认为他的人生态度是消极悲观的，从而对他的生活态度加以否定。但是，陶渊明是因为看不惯当时政治的腐败，而结束了他的仕途生涯，他最后20余年的田园生活和其他隐士们的隐居山林不同。陶渊明隐居的本身就是对于黑暗现实不同流合污的一种反抗，反映了他对现实的不满，这和逃避现实不一样。这在他的诗文中都有反映。如果我们细读陶渊明的诗文，就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他诗文中的关怀体贴意识以及他对现实和人生的执著。
鲁迅认为：“陶潜之在晋末，是和孔融于汉末与嵇康于魏末不同，又是将近易代的时候。但他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表示，于是博得‘田园诗人’的名称。但《陶集》里又《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这样看来，可见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不过他的态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于招人注意罢了。”
《述酒》诗很长，名为《述酒》，实际上除了题注两句外，诗中再找不到与酒相关的内容。通篇上下，也只是运用比喻的手法，记录了南朝宋武帝刘裕篡权易代的过程。而且诗中句子，是描述得相当的隐晦曲折，以致韩驹、陶澍要“反复观之”、“反复详考”，后知“决为零陵哀诗也”。赵泉山也说：“此晋恭帝元熙二年也。六月十一日，宋王裕迫帝禅位，既而废帝为零陵王。明年九月，潜行弑逆，故靖节诗中引用汉献事。”颜延之的《陶征士诔》中更称此是靖节“道必怀邦”（怀邦者，不忘于国）。故无为子（宋·蔡絛）曰：“诗家视渊明，犹孔门视伯夷”（《西清诗话》），这个伯夷就是不食周粟的伯夷，孔子当年对他的评价是：“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这是孔圣人对这位古代节士一个相当不低的评价了。无为子作出这个类比，自然也是包含了前人对陶氏爱国热诚的一种认同。
这首诗写于晋恭帝遇害之后，那时陶渊明57岁，距离最后一次弃官归里，已有16年——是属于他“全隐”之后的16年。事实上，大约在这段期间，他还写过不少能表现出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的作品。这些作品包括了我们所熟知的《感士不遇赋》、《咏荆轲》、《拟古九首》等等，那篇传颂最广的《桃花源记》，亦当属此列。即使41岁退隐之后，尚且如此“不甘寂寞”，时而赋诗著文，以排遣心底郁闷，不用说血气方刚、踌躇满志的年青时代了。像这样一个时刻关注现实的人，怎么可能是“天生的隐士”，是“避世”的人呢？
陶渊明诗文中表现出的积极人生态度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一、陶渊明是一位热爱人生、执著于人生的诗人
前面已提到，青年时他有着儒家积极入世、建功立业的思想，带着“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的愿望和追求，他曾经几次出仕。然而，通过对黑暗社会现实的分析及亲身入仕的体察，他对“已不在炎帝帝魁之世”（《感士不遇赋》）的衰世有了深刻的认识，于是便归隐田园，过起了向往已久的“开荒南野际”（《归园田居五首其一》）、“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的生活。对于“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五首其一》）的陶渊明而言，这种生活方式是舒适而惬意的。从彭泽辞官归田后，他便积极地参加田间劳动，努力为自己创造一个优美的生活环境，同时热情赞美田园生活。这一时期，他诗歌创作的主要内容有：
一是对于劳动场面的描写。春天，是播种的季节，诗人也忙于耕种，他“种豆南山下”，但是“草盛豆苗稀”（《归园田居五首其三》），“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庚戌岁九月于西田获早稻》），虽然耕作的结果不尽如人意，他还是颇为知足的，闲暇之余还不忘读书，“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有时还要修理房屋，“茅茨已就治，新畴复应畲”（《和刘柴桑》）。
夏天，诗人披星戴月，不辞劳苦地为庄稼锄草，“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归园田居五首其三》），或者“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庚戌岁九月于西田获早稻》），他的辛勤劳作带来了可喜的景象，结果是“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归园田居五首其二》）。秋天，收获的季节到了，诗人九月中在西田收获早稻，欣喜之余发出“但愿常如此，躬耕非所叹”（《庚戌九岁月于西田获早稻》）的感慨。
除了开荒种田，诗人还开辟了一片小园种菜，“春秋代谢，有务中园”（《自祭文》），他“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喝着酒，吃着自己种下的蔬菜，一定颇为自豪吧！诗人对于田园生活的热爱溢于言表。我想，惟有热爱生活的人才会用如此积极的态度去面对繁重的劳动，也惟有热爱生活的人才会珍惜生活中的每一次收获。
二是对于田园风光的描写，体现出诗人对大自然的热爱。经过13年断断续续的出仕，陶渊明对官场中那种“妙算者谓迷，直道者云妄”的是非颠倒，“雷同毁异”的朋比为奸，“世俗久相欺”（《感士不遇赋》）的欺诈倾轧，无不看在眼里，憎在心上，从而更加盼望回到那纯洁的田园和朴实的农民中间。在《归园田居五首其一》中，诗人用“羁鸟”、“池鱼”自喻，用“羁鸟”无时不在想着往时自由飞翔的“旧林”，“池鱼”也无时不在怀恋过去任性浮游的“故渊”，把自己在仕途中怀思田园的迫切心情生动形象地表现了出来。这就是诗人的田园情结，这个情结由来已久。
田园和躬耕生活无疑是艰苦的，“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归园田居五首其五》），白天屋里也是阴暗的，晚上只能用荆薪代替明烛，但是诗人依然“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归园田居五首其五》）。而且，在诗人笔下，田园中是一派闲适平和的景象：“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归园田居五首其一》）。十多亩宅地，八九间草屋，堂前有桃李，房后种榆柳，方宅草屋，绿荫环护，一所农家宅院已经活现纸上了。暮色迷茫中远离世人的村落，依稀可辨的缕缕炊烟，深巷传来阵阵的狗叫和树头的鸡鸣，这又是多么安谧淳朴的环境。在这种天地里生活，不用劳心劳力地去应付世俗之事，难怪诗人要“草庐寄穷巷，甘以辞华轩”（《戊申岁六月中遇火》），也难怪诗人会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二十首其五》）这种闲远自得的心情了。
另外，陶渊明在《己酉岁九月九日》、《五月旦作和戴主簿》、《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等诗及《桃花源记》等文章中，也多次描写田园的美丽风光及自己的田园生活。可以说，陶渊明对人格和生活、社会理想的歌咏，渗透于田园生活之中，并通过田园景物体现出来。试想，如果陶渊明是消极悲观之人，对生活和大自然充满厌恶，他怎么会从平凡的田园生活中发现如此美丽的景色，而且又通过如此平淡自然的诗句把它表现出来？这不正是诗人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执著于生活的有力证明吗？
二、陶渊明是一位心中充满爱的人
陶渊明无论对亲人还是对周围的人都有着深厚的感情，从他的诗文中我们便可看到诗人尊亲爱子笃友的赤诚之心。为了亲友之故，他推掉了刘遗民隐居庐山的召唤，不忍索居山林，而是“结庐在人境”（《饮酒二十首其五》），“山泽久见招，胡事乃踌躇？直为亲旧故，未忍言索居”（《和刘柴桑》）。世间的富贵荣华高官厚禄，作者都不在意，唯独割舍不开人间相濡以沫的挚爱与温情，结庐只能在人境，要隐也要隐在人间，与亲人和朋友在一起。
一是亲情。陶渊明是极重感情的人，在诗文中，他对自己的亲人或多或少都有提及。在《命子》诗中，他提到了自己的曾祖、祖父和父亲，赞颂他们的功绩，充满自豪感。
在《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中，他追述了外公的生前事迹，赞颂他的德操：“君清蹈衡门，则令闻孔昭；振缨公朝，则德音允集”，最后对其早逝表示哀叹：“道悠运促，不终远业，惜哉！”表达了对孟嘉的深切怀念。《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叙述念母之情，开头便言“行行循归路，计日望旧居”、“一欣侍温颜，再喜见友于”。诗人宦游在外，“久游恋所生”，急于早日回家看望母亲，但急于到家，偏为风所阻，不由叹道“凯风负我心”，难免心中生怨，念母之情跃然纸上。在《归去来兮辞·序》里，追述叔父陶夔帮助自己的恩情，“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对叔父在自己贫困时的帮助充满感激之情。
他对弟妹的感情也很深厚。从弟敬远能甘贫遗世，读书躬耕，与他志趣最为相投，两人感情也最深。在敬远死后，诗人作《祭从弟敬远文》，文中怀念与敬远的情谊，“相将以道，相开以颜”。诗人“流浪无成，惧负素志，敛策归来”之时，“尔知我意，常愿携手，置彼众议。每忆有秋，我将其刈。与汝偕行，舫舟同济。”在娓娓叙述往事之后，诗人又感叹“抚杯而言，物久人脆，奈何吾弟，先我离世”，将“情恻恻以摧心，泪愍愍而盈眼”的感伤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在另一从弟仲德死后，他踏进其旧宅就悲从中来，“衔哀过旧宅，悲泪应心零”，回忆“门前执手时”，感叹“何意尔先倾”，不禁“恻恻悲襟盈”（《悲从弟仲德》）。得知程氏妹的死讯，他更是“感惟崩号”、“百哀是切”，忆妹之美德，“靖恭鲜言，闻善则乐。能正能和，惟友惟孝。行止中闺，可象可效”，不禁怪苍天无眼，“彼苍何偏，而不斯报”（《祭程氏妹文》），让好人不得善报。这些悼诗祭文“兴言泣血”（《祭程氏妹文》），是陶渊明至情的流露。
陶渊明对儿女的爱深沉又感人。《命子》诗中写大儿子俨出生前，他便去占卜，“卜云嘉日，占亦良时”，儿子出生时，他说“厉夜生子，遽而求火。凡百有心，奚特于我！”儿子呱呱落地，他便对其寄寓了深厚的期望。“既见其生，实欲其可”，给儿子取名俨，字求思，希望他“温恭朝夕，念兹在兹。尚想孔伋，庶其企而”。盼着儿子俨长大后像孔伋继承孔子的盛德一样，也能发扬祖先的功业。他对儿子们的生活和成长很关注，把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光看作真正的乐趣。在《和郭主簿二首其一》中写道：“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不以贫贱而有慕于外，不以富贵而动于中”（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卷二），安然享受最平常的天伦之乐。当儿子们“日居月诸，渐免于孩”（《命子》），一天天长大之后，没有做到他期望的“夙兴夜寐，愿尔斯才”（《命子》），他也只有感叹“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责子》）。虽然诗中都是责备之言，但那是因为爱之深，才责之切，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愿望落空后发出的感慨。即使儿子们都令他失望，他还是希望“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保”（《杂诗十二首其四》），并常常带着妻子、孩子们一起去远游，“命室携童弱，良日登远游”（《酬刘柴桑》），充满天伦之乐。年老时，他为自己“僶俛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感到愧疚，虽然“尝感孺仲贤妻之言”，不敢因惭儿子而忘记宿志，这才稍稍释然。但是他仍为孩子们以后的生计担心，不希望他们过贫困的日子，“汝辈稚小家贫，每役柴水之劳，何时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与子俨等疏》），表现出一位父亲对孩子们深切的关怀和深沉而厚重的爱。
二是友情。陶渊明不仅牵挂老母幼子及弟妹，他对待朋友也是满怀真挚与关爱的。殷晋安是陶渊明当年的好友，两人并非少年时期长久的朋友，但一相遇便颇为投机，两宿长谈，结为好友，“游好非少长，一遇尽殷勤。信宿酬清话，益复知为亲。去岁家南里，薄作少时邻。负杖肆游从，淹留忘宵晨。”虽然当时志趣相投，但是殷晋安要出仕作刘裕的参军了，与陶渊明隐居田园的道路相异，“语默自殊势，亦知当乖分。未谓事已及，兴言在兹春。”尽管选择了不同的生活道路，诗人还是为不能再和他亲切交谈而惋惜，“山川千里外，言笑难为因”，并让他有空过来看看朋友，“脱有经过便，念来存故人”（《与殷晋安别》）。两人虽异趣难一，但作者用意忠厚，对他照样一片深情厚谊。如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四所言：“此人公不重之以为道义交，所谓‘故者无失其为故’也。”
庞参军与诗人并非素识，只是因结邻而互通殷勤，“自尔邻曲，冬春再交”，相识时日尚浅，但爱好相同，得以成为好友，“不有同好，云胡以亲？”“款然良对，忽成旧游”，以至于一天不见就想念，“一日不见，如何不思！”只是庞要做卫军参军去了，二人交往的情景历历在目，“有客赏我趣，每每顾林园。谈谐无俗调，所说圣人篇。或有数斗酒，闲饮自欢然。”诗人“送尔于路，衔觞无欣”，临别时一再叮嘱他保重，“敬兹良辰，以保尔躬”（《答庞参军》），“君其爱体素，来会在何年”。从此诗中足见诗人善与人相处，谈话和谐，没有世俗之气，所津津乐道的是古圣先贤的典籍。“情通万里外，形迹滞江山”数语，写出虽然人被山河所阻隔，但感情可以借助书信万里相通，希望保重身体，日后再次相会，款款深情显而易见。
除了旧友之外，诗人还在躬耕生活中结识了新的朋友，他们之中有知识阶层的素心人，也有田父野老。诗人在上京的旧居遇火之后，移居西庐，后又移居南村。他在《移居二首》中写道“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欲居南村，不是因为那儿的风水好，而是为了卜其人，“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在只能“蔽床席”的“敝庐”里，“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在春秋佳日里，他们“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并互相提醒“衣食当须记，力耕不吾欺”。诗人意重求友，住处虽然简陋，却因为可以和朋友及邻居一块儿登高赋诗，一起谈论诗文创作，一起饮酒作乐，闲话相思，而对此毫不在意。和素心人谈文析义之外，诗人也与田父野老交往，饮酒谈农事：“时复墟曲里，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园田居五首其二》）。因为他们关心农业生产的心情是一样的，所以也有共同语言。而且，诗人生性真率疏简，对于朋友和邻居均坦诚相对，与邻里相处颇为融洽。他和邻居一起饮酒，“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归园田居五首其五》），“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二》），一起游玩，“与二三邻曲，同游斜川”（《游斜川序》），而邻居也常记着他，请他一块儿饮酒作乐，“故老赠余酒，乃言饮得仙”（《连雨独饮》）。“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班荆坐松下，数斟已复醉。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次”（《饮酒二十首其十四》）。
因为这里没有官场上的相互倾轧，只有人与人之间那种淳朴自然而真诚笃厚的感情，所以诗人才会对这里如此留恋，才会在这里生活得怡然自得。如果没有对人间挚爱与温情的留恋与渴慕，他怎会甘愿放弃衣食无忧的生活而选择辛劳的田园耕作生活呢？
三、陶渊明隐居之后，依然挂怀人间冷暖，积极关注社会现实
诗人的隐居不同于刘遗民对现实的回避，他积极关注社会现实，关心同情人民的苦难，并有对黑暗势力的揭露与抗争。
第一，关心并同情人民生活的苦难。诗人不仅挂怀于亲情和友情，他更有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博大情怀。据萧统《陶渊明传》中记载，他为彭泽令时，“不以家累自随，送一力给其子”，并特意写信给儿子说：“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可见，他的爱是深广无私的，这从他关心人民生活也可以看出来。
由于诗人亲身经历了农耕生活，他对农民的困苦生活体会更深。其实他诗中所写的自己生活贫困交加以至要饿肚子甚至乞食的生活状况，就是当时广大人民生活的真实反映。民以食为天，农民们“贫居依稼穑，戮力东林隈。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受苦受累倒不怕，怕的是天不遂人愿，收获的希望成空，“常恐霜霰至，零落成草莽”（《归园田居五首其二》）。或者赶上灾年，“旧谷既没，新谷未登。颇为老农，而值年灾。日月尚悠，为患未已。登岁之功，既不可希。朝夕所资，烟火裁通”（《有会而作并序》），那就要饿肚子了。
天灾已让人难以承受，若再赶上战乱，农民就更没有活路了。《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写道：农民春天耕种锄草，“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本盼着能有个好收成，却赶上了战乱。本该六月就收割的早稻由于军阀战争，被迫于九月中才收获，农民只好在霜露寒天的山中受罪。“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一句“田家岂不苦”，道出了农家人的肺腑之言，对农民遭受的苦难深表同情，同时深刻批判了制造战乱的那些军阀。
第二，对黑暗社会现实的不满。归隐田园，本身就是对黑暗现实的另一种抗议，儒家主张“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主张“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陶渊明处在晋宋易代之际，社会的黑暗，使他选择了归隐。隐居后，诗人曾“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带着孩子们去寻访自己曾生活过的地方，结果却只看到“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他“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余”（《归园田居五首其四》）。他的故乡和旧居也昨是今非，“阡陌不移旧，邑屋或时非，履历周故居，邻老罕复遗”（《还旧居》）。触景生情，让人怎能不伤悲？这些正是社会黑暗现实的真实写照。透过这些描写，我们可以窥见诗人对军阀制度及军阀混战的不满。
诗人还关心时政，面对刘裕的专政，他满怀忧虑，预感到刘裕有篡权之意。在《赠羊长史》中他写道：“九域甫已一，逝将理舟舆。闻君当先迈，负疴不获俱。路若经商山，为我少踌躇。多谢绮与角，精爽今何如？紫芝谁复采，深谷久应芜。驷马无贳患，贫贱有交娱。清谣结心曲，人乖运见疏。拥怀累代下，言尽意不舒。”诗人曲折地表达了对时政的看法。他既为国家统一有望而兴奋，又预感刘裕别有用心，政局将发生巨大变化。因此他说“拥怀累代下，言尽意不舒”，忧念时局，关心国家命运，对社会现实的黑暗表示不满。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隐士，他们都是仁者，智者，陶渊明是其中最特别的一位。表面看，他逃避政治，逃避热闹，逃避温暖，而实质上，在“隐士”的外衣下，陶渊明有颗炽热的心，对社会绝非无所关心。他不仅热爱生活，执著人生，努力追求自己理想的生活方式，而且珍惜人际友谊与温情，有情有义，且情真意笃，充满世间亲情和友情，而且“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这正是陶渊明诗文中关怀体贴意识的有力证明。更重要的是，他的关怀体贴不是狭隘的，而是超越亲情和友情扩大到一般人身上的，体现出一种深广无私和一体同仁的博爱精神。所以陶渊明是“隐士”，但他是具有关怀体贴意识的“隐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