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古文运动虽自晚唐开始衰退，几欲灭息，但历经五代一直不绝如缕，传至北宋终于又迎来了再次繁荣昌盛的时代机遇。宋开国之初的50年享乐之风盛行，形式主义文风甚嚣尘上，诗坛中声势最为显赫的是西昆体，文坛上“四六”骈文独步于时。只有少数作家能够拔出流俗，提倡复古。柳开首先提出复古理论，主张文道合一。他在《补亡先生传》中认为文章应“能备六经之缺，辞训典正”。并在《应责》中云：“古文者，非在词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谓古文也。”但柳开的作品却有艰涩之病。穆修创作古文，并大力刊刻韩柳文集在京城出售。姚铉编《唐文粹》，特立古文一体。王禹偁的文论和创作成就在宋初都是很高的。其《答张扶书》曰：“远师六经，近师吏部，使句之易道，义之易晓，又辅之以学，助之以气。吾将见子以文显于时也。”这点与柳开一样继承了韩愈文从字顺的一面。并且还认为：“夫文，传道而明心也。古圣人不得已而为之。”实质也是不平则鸣的意思。王禹偁对古文艺术技巧、规律的认识显然比其同辈更为深刻。他的古文平易畅达，实现了他的理论，如《待漏院记》、《黄州新建小竹楼记》等。宋初经历了50年的太平盛世后许多矛盾开始激化，冗官、冗费、冗兵以及宋辽战争的连连失败、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使皇帝和许多有识之士从沉醉中警醒，改革势在必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以范仲淹为首的庆历新政发生了。围绕着庆历新政，产生了一批古文家，他们以古文论政、论兵，积极干预现实，为欧阳修领导古文运动取得成功开辟了道路。石介、范仲淹、苏舜钦兄弟、尹洙兄弟、孙复、李觏等是主要成员。石介猛烈地攻击杨亿等人的四六时文，大力提倡道统及韩柳古文。他在《怪说中》云：“今杨亿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刓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蠹伤圣人之道，使天下不为《书》之典、谟，《禹贡》、《洪范》、《诗》之雅、颂，《春秋》之经，《易》之繇、爻、十翼，而为杨亿之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其为怪大矣！”石介的贡献主要在理论上对时文的摧陷廓清，而其创作则艰险晦涩，并形成了风靡一时的险怪艰涩的“太学体”。范仲淹作为一代名臣，非常注意奖掖、提拔后进和团结同志，支持王禹偁、柳开、穆修、尹洙、李觏、欧阳修等人的古文创作。并在《奏上时务书》中请求皇帝下诏割除“六代之细”、“追三代之高”。《岳阳楼记》是其代表作。苏舜钦的古文创作对欧阳修产生过重大影响，其创作实绩也较其他古文家为高。其政论文多能辅时及物，一如柳宗元文，其记叙文多辞情并茂，极富艺术感染力。如《乞纳谏书》、《沧浪亭记》。
欧阳修（1007-1072）是北宋诗文革新的领导者，也是北宋前期的文坛盟主，宋代的古文运动在他的努力下走向高潮。欧阳修出身于中小官僚家庭，幼孤，随母亲郑氏寄居在叔父家。母亲以荻画地教欧阳修识字读书。一次偶然自邻居借得《昌黎先生文集》六卷，深爱之。24岁成进士，调西京留守推官，与尹洙、梅尧臣、苏舜钦交游。景岉元年（1034），欧阳修在京任馆阁校勘。因替范仲淹打抱不平，作《与高司谏书》，贬夷陵令。庆历三年（1043），任太常承、知谏院。这一时期的奏疏多直论朝政得失，无所忌讳。庆历五年，新政失败，欧阳修上书为杜衍、范仲淹鸣不平，遂遭构陷贬知滁州。至和元年（1054），权判吏部流内铨，为宦官中伤，诏修《新唐书》。嘉岉二年（1057）权知礼部贡举，对太学体痛加打击，并选拔了苏轼、苏辙、曾布、曾巩、程颢、王回、张载等一大批人才。嘉岉年间，欧阳修仕途比较通达，但直道而行，人多谤怨。“濮议”之后，又遭诬陷，欧阳修从政热情冷却，决意隐退。晚年在外任的欧阳修支持王安石变法，但也指出变法的弊端。熙宁四年致仕，次年（1072）病逝于颖州。欧阳修一生充满了坎坷曲折，他刚直的个性、丰富的从政经验、深邃的思想使他对古文运动有着更通达的认识和持之以恒的贯彻执行的决心。他的古文理论在韩柳的基础之上有所创新。首先，欧阳修主张“文以明道”中的“道”是与“百事”紧密相关的。他在《答吴充秀才书》中曰：“夫学者未始不为道，而至者鲜焉。非道之于人远也，学者有所溺焉尔，盖文之为言，难工而可喜，易悦而自足，世之学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则曰：吾学足矣。甚者至弃百事不关于心，曰：吾文士也，职于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鲜也……”，“圣人之文虽不可及，然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若道之充焉，虽行乎天地，入于渊泉，无不至也。”此文虽是强调作家的道德修养是为文的根本，但也可以看出欧阳修的“道”是存在于百事之中的，体道、学道、行道是在日常生活中进行的，道不是高不可攀的圣人的专利。在《与张秀才第二书》中又云：“……述三皇太古之道，舍近取远，务高言而鲜事实，此少过也。君子之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轲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则六经所载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及诞者言之，乃以混蒙虚无为道，洪荒广略为古，其道难法，其言难行。孔子之言道曰：‘道不远人。’言《中庸》曰：‘率性之谓道。’……凡此所谓道者，乃圣人之道也，此履之于身、施之于事而可得者也，岂如诞者之言者耶？尧、禹之书皆曰‘若稽古’；……仲尼曰：‘吾好古，敏以求之者。’凡此所谓‘古’者，其事乃君臣、上下、礼乐、刑法之事，又岂如诞者之言也？如孔子之圣且勤，而弗道其前者，岂不能邪，盖以其渐远而难彰，不可以信后世也。今生于孔子之绝后，而反欲求尧、舜之已前，世所谓务高言而鲜事实者也。……《书》之言岂不高耶？然其事不过于亲九族，平百姓，忧水患，问臣下谁可任，以女妻舜，及祀山川，见诸侯，齐律度，谨权衡，使臣下，诛放四罪而已。孔子之后，惟孟轲最知道，然其言不过于教人树桑麻，畜鸡豚，以谓养生送死为王道之本。夫二《典》之文，岂不为文？孟轲之言道，岂不为道？而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盖切于事实而已。今学者不深本之，乃乐诞者之言，思混沌于古初，以无形为至道者，无有高下远近。……宜少下其高而近其远，以及乎中，则庶几至矣。”进一步强调道是日常生活之道，鲜活而平易。这种认识一方面使人人可以学道，另一方面引导文风向易晓的平易畅达的方向发展，使宋代散文不但远离文饰质浅的骈体文，而且纠正了艰涩怪奇的太学体，使宋代古文向健康的方向发展。第二，文道并重。《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云：“君子之所学也，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故其言之所载者大且文，则其传也章；言之所载者不文而又小，则其传也不章。”《与乐秀才第一书》又云：“古之学者非一家，其为道虽同，言语文章，未尝相似。”欧阳修对传道之文的重要性和独立性的认识无疑是深刻而正确的。第三，兼收并蓄的通达态度。欧阳修并不笼统地反对骈文，在行文中，合骈散两长。他在《论尹师鲁墓志》曰：“偶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故不是此而非彼也。”对西昆体也能客观地承认他们的成绩。欧阳修的文论虽承韩柳而来，但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唐宋八大家中欧阳修的文学地位应该得到重新估量。欧阳修的散文今存500余篇，包括议论文、序记文、碑志文、小品文等。他的议论文往往切中实质、析理透彻、容与畅达。如《朋党论》、《五代史伶官传序》、《原弊》、《正统论》等。《朋党论》开篇即表明观点“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接着分析小人之朋以“利”合、君子之朋以“道”合，有用历史事实证明君子之朋兴国，小人之朋祸国，全在人君的鉴别任用。论证、剖析自然合度。序记文在写景状物、叙事中常常发议论、表心志，纡徐委婉。如《醉翁亭记》、《画舫斋记》、《送徐无党南归序》。《醉翁亭记》先写醉翁亭周围之环境、次四时之美景、再写游人之乐、最后才点出太守之乐，层层抒情、层层深入，结尾则水到渠成。语言精练优美、流畅自然、圆融轻快，错落有致。碑志文以《祭石曼卿文》、《泷冈阡表》为代表。后者是欧阳修为其父母所作，情真意切，催人泪下。其父在其四岁时已故去，故作者从侧面着笔，借母亲陈述父亲生前的生活琐事来塑造父亲的廉吏、勤吏的形象。语言朴实、情节细腻、情感哀切。《秋声赋》是作者文体创新的突出表现，是欧阳修赋中的代表作，也是宋代文赋的典范，标志着文赋体制的确立。无充在《行状》中称赞欧阳修：“文备众体，变化开合，因物命意，各极其工。”苏洵在《上欧阳内翰书》中评曰：“执事之文，纡徐委备，往复曲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急，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形象地诠释了“六一风神”具有柔婉平易、一唱三叹之情韵的特质。
曾巩、王安石俱在唐宋八大家之列。曾巩出身于仕宦之家，受知于欧阳修并以之为师，39岁时欧阳修知贡举，曾巩方中进士。曾巩更注重“文以载道”中的道，因此其文虽有序记、表状、奏疏、论辩等多种文体，但善于在文中发议论则是其文的最大特点。曾文立意纯正合道、议论委婉周详、构思奇警新颖、布局细密严谨、节奏舒缓自然、语言朴实厚重，形成了典正的独特风格，尤为封建社会中的正统文人所推重。《墨池记》、《越州赵公救灾记》、《醒心亭记》等是其代表作。《宋史》本传评其文：“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之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这个评价是公允的。王安石刚毅果决、志向远大，为了了解社会弊病所在，放弃清贵的京官不做，而乐于在地方上奔走，是一个实干家。王安石也继承了古文家“文以载道”的传统，但因其强烈的用世干政思想使其把文“适于用”放在首位。他在《上人书》中说：“尝谓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其书之策而传之人，大体归然而已”，“（为文）以适用为本”。《与祖择之书》又曰：“治教政令，圣人所谓文也。”其他古文家是以文载道，王安石则是以文干政。因此在他不足九百篇的散文中，有八百多篇是政论、书信、奏疏、制诰等应用文体，即使游记散文他也借事、景发议论，抒情性的文字很少。王安石头脑敏锐、识见高远，立论常超拔流俗、文笔犀利老辣、语言简要精当、逻辑严密、析理透辟，常无懈可击。朱自清在《经典常谈·文第十三》中评曰：“王是政治家，所作以精悍胜人”。《上仁宗皇帝言世书》、《本朝百年无事札子》、《答司马谏议书》、《伤仲永》、《游褒禅山记》等是其代表作。
三苏是文坛上一道奇异的景观，占据唐宋八大家中三家，尤其是苏轼更是北宋后期的文坛盟主。苏洵（1009-1066），25岁时始知读书，又不为骈文而作古文，故虽有大才而屡试不中。而他的两位兄弟苏澹、苏涣早以文学成进士，苏洵独立不移的个性由此可见。48岁时向欧阳修献文，文名方大著于京师。后参与编修《太常因革礼》，书成不久即去世。苏洵在唐宋八大家中是唯一不曾实际从政的一家，是一个典型的文人，但其文论却主张“皆有为而作，精悍确若，言必中当时之过，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在美学风格上追求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对苏轼的文学思想影响很大。苏洵文多论兵议政，长于议论，挟战国纵横家之气，论辩纵横驰骋，开合变化，曲折精微；其论多精辟警人，翻古人之陈言，发常人所未发，富有感情色彩和雄辩力量。《六国论》、《管仲论》、《心术》、《上欧阳内翰第一书》、《名二子说》是其代表作。苏辙（1039-1112）是苏洵次子、苏轼之弟，19岁中进士。其仕途、出处与苏轼相似。对王安石变法持异议，出为外任；元丰年间，坐贬监筠州酒税；八年，哲宗即位，始回京，此后几年，官运亨通；哲宗亲政，苏辙不同意尽废新法，被一贬再贬。后致仕，隐居许昌颍水之滨，直至终老。苏辙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云：“以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今观其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此二子者，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这是为文养气说，认为文的好坏取决于作者的实践修养，即“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而后者更重要，起决定作用。这种提法对相当一部分沉醉于书斋生活的宋代士大夫是有现实意义的，是对欧阳修为文学道当关注百事文论的进一步发展，也进一步完善了作家修养论。苏辙虽然通脱，但为人老成持重，其文也以稳健为最大特色，尤其是他议论文的论点、立意虽也出人意外，但大都无所偏移，令人信服。其行文则注重反复曲折、回环跌宕、摇曳生姿。正如苏轼在《答张文潜县丞书》中所云：“其（苏辙）为人深不愿知之，其文如其为人。故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上皇帝书》、《臣事》、《上枢密韩太尉书》、《黄州快哉亭记》等是其代表作。
苏轼（1037-1101）一生宦海沉浮，如其行文变化无端，非常人可以体会、可以忍受。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事，信哉！苏轼对韩愈、欧阳修的道德文章推崇备至，其文论和创作在继承韩、欧的基础之上取得了更大的成就。第一，苏轼在文道的关系上认为道是第一位的，不过苏轼的道是儒、释、道三家兼容，并且强调道源自人“情”。如他在《中庸论》中云：“圣人之道，自本而观之，则皆出入人情。”这使文以载道暗中向文以抒情转换，无疑更符合文学的言情本质。第二，认为文章自有独立的存在价值。他在《答谢民师书》中引欧阳修语曰：“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第三，追求意达与辞达。他在《答谢民师书》中云：“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则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使物之妙了然于心者便是意达，把意达以笔传出便是辞达，这是创作过程的本质问题，所以苏轼认为只要做到了辞达，便可以写出好文章。第四，追求自然、有个性的文风。他在《答谢民师书》中云：“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这里强调作者必须受文意的支配，不可以己意随便改变文意的自然脉络。他也在《文说》中云：“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同样强调己意、己笔必须服从文意，不可稍有违拗。文意一旦形成，就具有独立性，它的发展变化自有其规律，高明的作家应该遵循它，而不是更改它。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在强调文的独立性。苏轼文论的超越前贤在于他把文从道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以文传情，从作家的随心所欲的支配中解脱出来反过来支配作家的生花妙笔，文章的独立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唐宋八大家中，韩、柳、欧、苏四家文的成就更大，而苏文成就犹高，苏文中的优秀篇章正是在先进的文论指引下写成的。苏轼的散文共有四千余篇，包括政论、史论、书序、随笔、杂文、记传、文赋、小品、碑铭等文体。气势雄放、语言自然，是苏轼文的总体特征。其议论文，尤其是中年阅历渐深后，常常有为而发，言之有物，不为空文。而行文则气雄势足、腾那跌宕、变化莫测、翻空出奇，而言必在理。如《留侯论》认为桥上老人是故意折张良年少气盛的性子，使之深沉稳健，大事方可图谋。立论虽异，却也合于情理。又如《教战守策》论证战争是迟早要发生的，民久安太平，一旦战起，则如蹈死地，因此要早做准备。《范增论》、《贾谊论》、《六国论》都是议论文中的名篇。苏轼的小品文常常是其瞬间的灵心妙悟的闪现，其智慧的晶莹澈透、通达圆融，其文字的诗情画意更是令人叹赏。如《记承天寺夜游》全文81字，神妙不可方物。传记中《方山子传》，亭台记中《凌虚台记》、《放鹤亭记》、《筼筜谷偃竹记》，书信中《与参寥子》、《与儋耳书》等都是名篇。在这些文章中，苏轼写自己旷达、通脱的生活情趣，所写之人、景、物也往往是自然、旷放，行文则如行云流水，潇散、洒脱。总之，文章的内容、语言、技法以及传达的情趣是一个和谐的整体。苏轼文赋中《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最为杰出。《前赤壁赋》是用诗一般的语言描写月夜赤壁之景，似乎也只有苏轼能够诗意地栖居在常人所漠视的司空见惯的环境之中。作者在传统的主客问答中征事用典，却没有古板之弊；议论说理也不觉枯燥。随笔力曲折，无不尽意。宋文在苏轼手中达到了巅峰，苏轼最终完成了唐宋古文运动，古文运动的句号被画得如此圆满、完美，在文学史上的各种文学运动中是不多见的。
唐宋古文运动自盛唐后期开始到苏轼大功告成，历时300多年，中间虽出现了晚唐五代宋初的漫长的低谷时期，但还是在八大家的不懈努力下，最终取得了胜利，确立了以唐宋八大家为主体的唐宋散文的新典范，也确立了唐宋古文在文坛上不可动摇的主导地位。清代的桐城派是在封建社会中提倡唐宋古文声势最显赫的、也是最后一支作家队伍，到新文化运动开始，提倡白话文运动兴起，影响中国文坛长达一千多年的唐宋古文才退出主流文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