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籍记载表明，哈尼族是很早就参与国家管理和归附中央集权政府的民族。和人的首领在以尧、舜、禹为帝执政的三代联邦中央政府中担任过很高的职位。《尧典》记：“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羲与和这两个人的工作职位，在当时中央政府中是仅次于执政的最高职位。两个职位的设立，起始于五帝时期的颛顼帝时，这两个职位一直是由重、黎两大部族的首领来担任，直到尧帝时始作改变，改由羲、和两大部族的首领担任。
隋唐时期，哈尼族与彝族的先民同被称为“乌蛮”。这一时期，乌蛮归附中央集权政府的许多记载，实际上包含了哈尼族先民。唐代，哈尼族被称为“和泥”，开始从乌蛮中逐渐分化，散布于哀牢山、无量山广大地区，并出现在《新唐书·蛮传》、《通鉴·唐纪》和《张曲江文集》记载中。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有和蛮大首领王罗祁与朗、昆、梨、盘四州大首领王伽冲和西洱河大首领杨栋附显等，一同向唐皇朝贡方物。相隔50多年，至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唐朝宰相张九龄为唐玄宗所写的《敕安南首领爨仁哲书》中所列衔名中，有和蛮大鬼主孟谷悮与安南首领归州刺史爨仁哲、潘州刺史潘明威、僚子首领阿迪、姚州首领左威卫将军爨彦徵、南宁州大鬼主爨崇道等九人并列，并说“虽在僻远，各有部落，俱属国家，并识王化”。说明孟谷悮已经是唐王朝的朝廷命官。
追求团结统一和共同发展是哈尼等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哈尼族的统治者都以统一中华为己任，以中华统一为正常，以分裂为异常。唐代后，滇东南六诏山区出现的“和蛮”部落，曾多次向唐朝贡方物，与中原有密切的联系。六诏山区强现部哈尼族领主龙海基“素为诸夷所服”（见《新纂云南通志》卷一七四《土司考·开化府》），统一了各部大小领主。宋皇佑时，因向导宋将杨文广过境有功，受宋王朝令世领六诏山区，世代为滇东南最高领主。13世纪中叶，元朝灭大理段氏政权，统一诸部，设云南行省。元宪宗六年（1256年）立阿万户府（至元十三年改为临安府），辖今红河州大部、文山州一带。龙海基九世龙健能曾一度被授为阿万户府总管，加强了与内地的联系。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沐英平定云南，龙氏土司龙者宁归服，其后人龙上登守边有功，为维护祖国的统一，也日月可鉴。明崇祯六年，阿迷土知州普名声的小老婆万氏，在普死后拥兵自重，野心勃勃。她指派心腹赵奴买到阿雅游说龙上登反叛朝廷，攻打昆明。龙上登听后怒火中烧，说道：“我本汉臣，数百年受国家厚恩，累代敌挡安南，恨无尺寸之功，何恶从逆，以遗万代骂名！”其语掷地有声，见证了一名边关儿女的拳拳报国之心。
哈尼族对中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的贡献，既表现为政治上明确归属、实现统一，军事上稳定疆域、巩固边防；也体现在经济上内地与边疆相需相靠，民族关系上和平交往、融洽相处，包括在文化交流、价值取向和习俗心理上相容认同，最终使哈尼族聚居的边疆地区成为祖国牢不可分的组成部分。1254年，忽必烈率大军攻云南并灭大理国，随即建立云南行省。元代中央封建王朝为了实现中华民族大一统格局，对地处滇东南六诏山区和滇南哀牢山区的“和泥”各部纷纷设置大小不一的封建领土——土司制度。各地哈尼族首领被中央王朝封赏为“土司”之后，便将目光投向广阔而璀璨的汉文化，并付诸于实践——吸纳。毛佑全认为，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聘用内地极富智谋的汉族知识分子作土司衙门的师爷。师爷帮助土司出主意，办理外交事宜，筹划治理辖域内平民百姓的各项具体措施。连司署的房屋建筑风格、器物、军事装备、监狱、典章法规、办案大堂格局等，皆按内地汉文化模式构建和设置。师爷通过所从事的各项活动，将内地汉文化特质巧妙而潜移默化地注入到土司制度机体之中，哈尼族土司制度中汉文化色彩日益浓厚，成为酷似中原封建王朝的“土皇帝”。
二是启用汉姓。当哈尼族传统社会尚未受到内地汉文化的撞击时，按其父子连名历史惯制，男女成员均无姓氏而只有名（多为二音）。各部首领被中央王朝封为土司之后，为消除自己与汉族官员的差异，或为表明自己的进步，便纷纷启用汉姓，诸如李、罗、龙、钱、白、张、王等。土司开创了哈尼族使用汉姓的历史先河，平民百姓纷纷仿效。从此，汉族的姓氏在哈尼族民间全面普及。
三是开办汉文学校，直接吸纳汉文化知识。土司们因缺乏汉文化知识饱尝其苦。为了改变这种被动局面，便不断从内地高薪聘请汉族知识分子到所属辖域内当教师，兴办略带私塾性质的各类小学校，传授汉文化知识，将土司和其他富裕家庭的子弟送入学校读书，以期培养土司承袭人才和各级地方官员。
在各地哈尼族土司中，思陀末代土司李呈祥堪称乐于兴办教育事业的杰出人士。他曾先后到内地的石屏、昆明、南京求学深造，接触到不少新知识和新思想，较其父辈更加开明、进步，不仅对平民百姓采取了一些让步政策，鼓励发展手工业和农贸集市，促进了生产的发展，而且不惜斥巨资创办“思陀高等小学堂”，购置教学设备，到内地高薪聘请文化知识较高的汉族教师开放教授《三民主义》课程，为哈尼族系统吸纳汉文化创造了良好条件，受到各阶层人士的信赖和称赞，附近左能、落恐、瓦渣、溪处等土司区及元江县的猪街、羊街、浪堤、车古、安吕等地哈尼族青年慕名来思陀求学者甚众。对家境贫寒而学业成绩优异的学生，有的以现金奖励，有的则以“官费”的名义保送到内地大学深造，不仅造就了一代哈尼族知识分子，也为20世纪40年代后期共产党领导下活跃在滇南地区的边纵十支队输送了人才。
新中国成立后，哈尼族上层积极参与地方政府工作，维护统一。1951年5月，李和才被任命为蒙自专署第一副专员。同年8月，蒙自地委、专署组织蒙自专区访问团，李和才和李呈祥任副团长，率领文工团等100多人，先后到边疆各县少数民族地区访问，大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争取民族上层人士，开展对敌斗争。访问团到红河县时，李和才想到红河县有部分土司没交过一支枪，不但不交枪，有些土司头目还组织暴乱的情况时，在上层人士会上义正词严地说：“论财产，论田地，论枪支，论骡马，我比你们哪个土司都多，我都舍得交给共产党，你们还舍不得？我李和才都跟着共产党，你们还不能跟？”在场的土司纷纷议论说：“李和才说的是实话，不要说是一个土司，就是我们五个土司合起来也比不过他。人家李和才都服共产党管，看来我们不服也得服了。”
李和才与李呈祥，在边疆土司头目中威望很高，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对边疆土司头目产生着极大的影响。通过这次访问边疆民族地区，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争取上层人士回乡，原准备逃到国外谋生的民族上层，放弃了原来的打算，安定下来；原逃到边境线上，准备万不得已时逃到国外谋生的民族上层人士，纷纷弃暗投明，回乡向人民政府投诚自新；逃匿到深山密林或内地城市的民族上层人士也先后回归故里，协助政府开展工作。就这样，边疆地区的社会秩序很快安定了。中共蒙自地委第二书记的岳世华深有体会地说：“我们派多少工作队，开多少会，不如李和才、李呈祥走一趟，说句话，他们在边疆民族工作中有着我们无法取代的特殊作用。”（见《阿波李和才》）
历届全国和地方哈尼族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积极维护祖国统一。1959年4月，李和才、李呈祥与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会议的云南省少数民族代表、委员共同发言，严正地斥责了西藏反动集团的叛国行为，坚决拥护国务院关于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和彻底平息叛乱的命令，并全力支持西藏人民建设新西藏的斗争，表示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是各族人民彻底摆脱被奴役被压迫的命运、胜利前进的基本保证。强调我们国家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谁要是真正维护本民族人民的利益，首先就应当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这种统一和团结是各民族人民的最高利益，破坏了这种统一和团结，也就是破坏了本民族人民的最高利益。
1980年11月22日，元江举行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成立庆祝大会，李和才率省祝贺团前往祝贺。在庆典大会上，李和才讲到：“我们元江县，是滇南革命的老根据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在解放战争中作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各族人民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各个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变化，特别是水利、电站、公路、城市、糖厂等方面的建设很突出。水果和农作物都有了较大的发展。老百姓一年比一年富。这是共产党领导的好。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各民族是一家人，要互相学习，互相尊重，团结起来，把我们元江建设好！”李和才的讲话，博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李和才在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县庆和墨江哈尼族自治县成立大会上都讲到：要跟着共产党，跟共产党不能三心二意，要坚持到底；要加强民族大团结，努力发展生产，让老百姓过好日子，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第三节英勇保卫祖国边疆
哈尼族是我国西南边疆历史最为悠久的少数民族之一。早在公元前2世纪，滇池区域以南的泸江流域一带，已有哈尼族的先民分布。汉朝在西南设置益州郡，其在泸江流域的律高、毋棳、胜休、贲古等4县（为今通海、建水、开远、石屏、峨山、红河、元阳、蒙自、个旧一带），从西汉至唐初一直是由同一部族集团（“和”部族）管辖的区域。
据《元史·地理志》、明隆庆《云南通志》和万历《滇史》所述，唐南诏银生府所辖的今景东、景谷、镇沅、宁洱、思茅、元江、红河、元阳、金平、绿春、江城以至越南、老挝边境，这一近3万平方公里地带，总名“和泥”，表明在唐代已是哈尼族居多数并占主要地位的地区。
这一区域，是历史和现今哈尼族的重要分布地区。今天，哈尼族主要分布在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普洱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和玉溪市。红河、普洱、西双版纳与越南、老挝、缅甸等国家接壤，哈尼族人口129.3万人，占全国哈尼族人口的89.31%，占上述州市总人口的17%。其中金平、绿春、江城等县与越南接壤，国境线长722公里；江城、勐腊与老挝接壤，国境线长793.8公里；勐腊、景洪、勐海与缅甸接壤，国境线长321.99公里。上述县有哈尼族55.38万人，占全国哈尼族人口的38.47%。从绿春等县县志等资料看出，唐初，以上边境县已有哈尼族聚居。绿春在唐初就有和蛮居住，到唐末宋初，形成了扁玛阿波、衣贵巴腮、莫董莫千阿培等人为首领的部落村社，居住在今则东、普曲、阿迪、莫董莫千等地。
历史上，哈尼族人民为保卫祖国边疆作出了重要贡献。明王朝在滇南的国境线与外国封建主互有侵犯，哀牢、六诏山区，因其地接外国，各土司兵多曾奉调。外国封建主侵入滇边，有两次曾深入六诏山教化领地和哀牢纳更、溪处境，均被哈尼族人民击退。据明天启《滇志》、清康熙《云南通志》和清乾隆《开化府志》记载，教化三部长官司土官为和泥人荞乍（龙者宁），“值洪武十四年（1381年），以从征交趾，功加云南卫指挥使”；荞乍的先人龙海基在宋皇佑五年（1053年）始命领其地，其地为“古檄外极边之地”，包括文山、砚山、马关、西畴等地。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正月，交趾犯边，土司龙上登联合安南土司出兵抵御，在阿雅大败敌军。是年5月，交趾侵犯五邦等地。教化土司龙上登率士兵经屏边守莲花滩。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五月，交酋又派兵万余攻阿雅高座（今八寨老城子），土司龙上登以计御之，杀敌都督1员，擒获其众，迫使交人议和，边境得以安宁。龙上登筑城戍边、名声大振，被边关儿女封为“八寨王”。
在阿雅古城（又名八寨土司遗址），残存的每一块砖石都写着哈尼等各族边关儿女对祖国的忠诚。600多年前阿雅土司龙上登为了维护边关的安宁，保卫祖国的边陲，在陡峭险要的大山上筑墙建城，青石的墙体，高达2~3米，厚1~2米。古城墙居高临下，悬崖峭壁，扼守着边关要冲，在阿雅城下，当年的保卫战是十分惨烈的。仅明万历三十四年的那次战斗，其宏大的战争场面、惊心动魄的厮杀，在冷兵器时代是十分罕见的。当时境外入侵者达数万人，像蚂蚁一样向阿雅城扑来，他们还赶来了百十头大象冲杀，一时间马鸣象吼，杀声震天，战鼓动地，飞沙走石，血肉纷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