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八十年代后更形成了全国性的流民潮，数以亿计的农民离开乡村到大城市和新兴城市打工，这一独特群体成为没有城市户口的实际上的城市人口，并从这个角度提高了中国的城市化程度，与大批农民涌入城市相映成趣的，是城市也在从相对的方向不断侵食乡村。1994年，有作者指出：“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边界不断向周围郊县延伸扩展，逐渐蚕食乡镇，使城市行政区域范围逐步扩大。这种模式在特大城市和大中城市采用较多。”这种景象确为近二十余年来中国大城市周边地带的典型景象。以北京为例，1982年，北京二环路沿线仍可见大片农田，而到今下，即使在四环路外沿也极少发现农田存在。另据1993年的数据：“耕地名义上属于集体，但是在我国属于短缺资源，国家一直严加控制。近年来严重失控，各级政府征地，1992年开办数千个开发区，占地15000公顷……我国人均耕地，已经从八十年代初期的2.6亩，下降到1.3亩。”有人推算，“当我国在基本上达到工业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的时候，占用平原耕地的最大值是3亿亩左右，或者说耕地面积要从卫星测量资料的近20亿亩减少到近17亿亩。”八十年代初，绝迹多年的商业广告开始在报刊、广播电视和临街建筑物上出现，公然散发着商品的诱惑；以电视为代表的新兴大众媒体迅猛发展，中国开始了电视剧生产，而且在娱乐生活中日益成为重要角色；报业等传统媒体也如枯木逢春，面目一新、数量大增；流行音乐这种纯粹的消费文化品种居然也在中国站住了脚；毛式服装的一统天下结束了，人们用在服装上对新奇的追求来表达对物质享受的巨大兴趣，而在T形台上招摇的时装模特儿则制造着典型的现代城市的梦幻氛围……这些现象，有一些是过去绝对禁止的，有一些则前所未有而因改革开放才出现，它们无一例外地宣示着这样的信息：蛰眠、沉寂三十年之久的城市文化露出了强劲的复苏势头。
并非巧合的是，文学也出现了真正的复兴--整个八十年代就像一个文艺复兴时代：所复者，五四新文学传统也；所兴者，五四新文学之现代精神也。比较八十年代与五四前后的文学，当发现二者于诸多方面极其相似、一脉相承，而要点在于两处，一日“启蒙”，一日“补课”。所谓“启蒙”，对现代精神、现代价值的确认与培养也；所谓“补课”.接续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潮流的关系、使从脱节而同步也。
八十年代文学再次回到四十年代以前的“现代文学”或者说“文学现代化”的轨道，它至少从下述三个方面表明自己开展的是一场“现代文学的复兴运动”（1）重新立足于工业革命以来的主流人文立场。同五四前后一样，人道主义思想再次成为文学的一面旗帜，八十年代初，有关人道主义问题的争论虽然表面上没有形成结果，但它实际上却构成了新时期文学迈向“现代文学”回归之路的重要桥梁。除此之外，个性解放、张扬自我等相同价值取向的情绪也是此时作家在创作中最热衷表现和鼓吹的内容。（2）知识分子精英主义再度抬头，并逐渐解构了政治威权对文学的垄断。1942年以来，历经多次政治批判，五四时代形成的现代知识分子精英主义立场受到政治威权的严厉打压，作家作为知识分子在文学中的自主性丧失殆尽，无论写什么或怎么写，一切问题皆仰政治威权而定夺。而八十年代起，文学中的精英主义态势明显趋强，作家在创作和审美上的自主意识苏醒，且与旧的政治威权习惯势力屡生冲突；终因时代的进步，至八十年代中期，双方分清了何为政治问题、何为艺术问题而确定政治不干涉艺术（创作自由）的原则。精英主义的确立，不单恢复了四十年代以前现代文学的一种传统，尤为重要的是，它也替九十年代后文化多元格局和后现代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3）明确了国际化文学的走向和参照系。四十年代前后中国文学之所以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和断裂，很重要的一个标志是国际化文学的走向和参照系被废止。本来，现代文学发生的基点之一，便即认识到中国文学进而整个中国文化的未来应该融人世界现代文明的进程；这一条，不单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等五四新文学巨子深信不疑，即便十九世纪末的梁启超也早已给出清楚的回答。而三十年代后期，随着抗战爆发以及国内政局的变动，国际化文学走向逐渐让位于民族文学走向，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更进一步发展到全封闭的自我孤立的与世界为敌的地步，国际化走向完全中断，直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这一源流才重新接通：八十年代文学的国际化倾向不单与五四时期非常相似，而且有过之无不及，从观念到技法，对西方文学的一切心慕手追，惟其马首是瞻；不必说现代主义、先锋派文学，就是主张以发掘本土和民族美学资源而求立足的“寻根思潮”，其立论的依据也竟然是来自洋人。
在这样的变化中，城市文化的背景无疑突出和厚重了起来。尽管在八十年代，“城市文学”还没有发育到九十年代那样，但是，八十年代文学在文化上的内涵是越来越倾向于城市了，它对城市文化的依赖性正在逐步地加强--我们看到，在八十年代初，建国以来城市头一次有机会作为一种能动的文化力量对文学施加影响，而以往有力量施加这种影响的却只有政治威权。当时，“朦胧诗”、校园文学以及非公开出版物上的实验小说构成和喻示着未来文学与城市文化之间那种紧密和主导性的联系，这类文学实践的多重意义中的一种--也是很主要的一种--在于超越既往意识形态（《讲话》以来）对文学在内容和审美价值上的规定，例如“为工农兵服务”，并主动地探索了合乎新时代本质的文学走向--显然，那就是突出着城市时代、城市文化、城市背景的文学走向。“朦胧诗”、校园文学以及非公开出版物上的实验小说所共同肯定的一点是，未来的写作与阅读将转向和适应于新的意义空间，即偏离了“大众”的和面向精英的空间，而这个空间实际上必然是城市化的。
整个八十年代文学的精英主义从那时开始，而文学的文化重心向城市概念的转移也同时这样开始。尽管似乎不可思议，今天文学城市化的结果反而造成了大众文化的勃兴，但它起初确确实实是由精英主义将文学从“大众化”概念剥离出来而生；借对“大众化”概念的疏隔，新时期文学悄然扬弃了它的某些政治义务，以艺术探索为名适应和跟上国家在经济、文化上的变化。这种蜕变甚至不得不采取极端的方式，比如“贵族化”、“圈子化”，拒绝所有投合陈旧的大众审美经验的写作技巧等。
而事后看，不论当时作家主观如何，八十年代精英主义极端路线的文学的客观效果是解除了旧的强大的文学政策的束缚，使自己得以踏上现代化、国际化进程，尽管这是付出重大代价之后换来的。很多站在九十年代消费性大众文化立场上嘲笑八十年代精英主义文学的人，完全忘记了恰恰是后者以近乎自绝的方式化解了文学与政治之间各种“法定关系”并促成文学的新的“游戏规则”后，才有了今天大众文化的“狂欢”。在这个意义上，八十年代精英主义文学是九十年代消费主义文学不折不扣的奠基人，而它奠基的方式就是，以政治的“大众化”上的自我牺牲为文学的市场化铺平道路。
说到这一点，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刘索拉、徐星与王朔之间。刘、徐二人在1985年、1986年间发表的几篇小说，曾因远离“大众”，被抨击为“吃饱了撑的”“贵族文学”；批评家陈晋说：“……于是，荒诞的、多余人的、黑色幽默的、生存与死亡的、世界末日的和不可理喻的种种西方社会现代意识，西方平民的普遍心态，成了他们的半生半熟的艺术主题，而这一切在中国的老百姓看来，却是隔膜而微弱的，是‘精神贵族’的‘玩意儿’。”这样的批评现在看来也许缺乏说服力，但当时却会引起许多人的同感，因为刘、徐小说所描写的生活以及它们通过这种描写所欲倾诉的对象，当时都只属于“少数人”--即大城市中那些在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上处于前卫状态的年轻人，在八十年代中期，这个人群无疑为数甚少而具有“精神贵族”的嫌疑，虽然他们通常没有钱也没有地位而处在社会反叛者的地位；总之他们是超前的、脱离“大众”的、倾向于非本土文化特征的和被认为有浓厚精英主义味道的。令人惊讶的是，等到王朔频繁地写出一些相似的小说时情况就变了；人们不再以为这种小说和它描写的生活是与“中国的老百姓”相“隔膜”的“‘精神贵族’的‘玩意儿”’，相反，读者用普遍的追捧来表示这种小说最贴近自己的现实，王朔一下子变成九十年代初最有市场、最大众化的作家，而仅仅几年前，写出类似作品的刘索拉、徐星还被视为“吃饱了撑的”、“玩文学”、超出中国现实而对西方现代意识东施效颦的象牙塔作家。这无非说明两点：第一，中国社会现实本身在那几年间发生了飞速的变化；第二，刘、徐的创作对这种变化有一种预知，然而当它还没有普遍化时只能被当做少数精英的玩艺儿而惨遭大众的拒绝。还有一种情形，即先锋派文学。跟刘索拉、徐星本应很有市场效应、只因生不逢时而把好处拱手让与晚来者的创作不同，先锋文学的“贵族化”（取其比喻性含义）大概是坐实难脱的特征，因为先锋派或者说现代主义艺术本来就是激进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的产物，在文化上是反资本主义反市场的，是信奉高雅文化、企图依照精英主义立场建立符号等级结构的所谓“孤傲艺术”，移植到中国来它上述性质也不会改变；不过略显滑稽的是，在八十年代，中国并无什么资本主义市场文化可反，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先锋派文学艺术似乎遭遇了“无的放矢”的尴尬（所以它曾经引起了“伪现代派”的怀疑），但是事后人们发现，先锋派反叛性的矛头在中国悄悄掉换了一下--它固然没有什么资本主义文化生产秩序可以反抗，却意外地在消解中国过去时代的文学意识形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多少个文学禁区被打破了，多少个不容冒犯的文学教条被撼动了，如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典型化原则在文学中的霸权，如“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内容第一、形式第二”、“生活是惟一源泉”等律令……皆多赖先锋派运动之力，也就是说，尽管中国的先锋派文学主观上没有意识到，但在客观上它恰恰在为九十年代以后的市场化时代文学充当清道夫角色，没有先锋派文学颠覆旧文学思想体系在前，绝不可能有“新生代”、“欲望化城市叙事”、“美女作家”等现象勃兴于后。
当然，城市文明作为一股从总体上影响着新时期文学的力量，它起初的表现是隐蔽的，也是未被明确意知的。八十年代作家几乎没有人预见到“城市”这个概念在今后文学乃至整个文化中之关键意义的，尽管他们实际上在做着增加这个概念的分量的事情。在八十年代文坛唱主角的“知青作家”，其精神体系具有半体制化半知识分子化的特点，内心仍留存着来自其青少年时代正统意识形态的回声，对城市文明仍怀有类似于对“资产阶级”那样的意识形态敌意，这在后来几年城市文化真正崛起时有突出的表现。他们的创作，继续延循着以乡村题材为主的传统，而且是在并没有行政对创作的硬性指导的情况下自觉地这么做，不同的是，他们的叙述观点和语言技巧都已经“非乡村化”了，如果说过去赵树理、周立波、柳青、浩然的作品还适合不少农村读者阅读的话，能够或有兴趣阅读“知青作家”小说的农村读者大概已是凤毛麟角，因为除了题材，这些作品在其他方面都是相当知识分子化的。对知青作家，文学评价和文化评价可能是两回事。从文化角度说，知青作家大抵只有一种过渡性质；他们一只脚站在乡村崇拜的农本文化里，另一只脚却站在城市知识分子的美学立场上--这一矛盾状况是符合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嬗变的。到九十年代初，贾平凹忽然醒悟似地为自己“在城里已经住罢了二十年，但还未写出…部关于城的小说”而感到“内疚”，可以为此作注。原知青作家在九十年代多多少少都开始关心城市化及其相关现象对社会生活和人的观念的影响，而且一般采取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式的姿态，他们的批判力度并非不强，但是却没有形成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那样的人文成果，充其量只是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市场效应”，也就是说，批判被被批判对象狡猾地加以利用，变成后者赚取利润的工具。
手执“理想主义”长枪、催马来战“拜金主义”的梁晓声的情况就是这样，其九十年代出书数量和速度只能说明出版商对这一类书籍的市场价值的精明的计算，最后，它们的出版所形成的确实的结果，也只是由发行量来表示的利润，至于社会从它们的批判中得到哪些积极的推动却似乎没有任何可以查实的证据。这个有趣的现象对近年来城市文明这架机器如何不动声色然而却极其有力地操纵左右了文学，是绝妙的说明。
当不知不觉中国文学处在今天的格局时，蓦然回首，我们将惊诧于它的方方面面以及它所走过的每一步，都与城市文明的被激活和再度崛起有着直接而紧密的联系！虽然从表面上看那可能只是文学依其轨迹而惯性地向前的结果，但实际上，这种结果不仅仅是文学的，或者说主要不是文学的--是社会的、文化的，而其最基本的渊源就是城市和城市文明。否则，我们无从解释文学如何走到了卫慧、韩寒、“网络文学”的今天。这归根到底，则是中国踏上改革开放的全面现代化道路所致；这样一个历程本身必然诉诸城市化，必然促进和推动城市文明的发展，必然使城市成为一种积聚着巨大能量、有着丰富的文化创造力和生命力的、活生生的机体；是它造就了一切：个体户、股票、流民、私营企业、商业化体育、高速公路、保险、失业、娱乐业、超级市场、私人汽车、网络、信贷消费……此外，当然也造就了新的文学。没有城市文明这个背景，哪里能有朦胧诗？哪里能有先锋小说？哪里能有王朔？哪里能有余秋雨？哪里能有“自由作家”？不在于城市题材创作何时兴盛起来，不在于作家主观上城市意识从何时开始变得明确和自觉，不在于城市与文学的关系何时被认识和讨论。
五、城市概念下的文学生态经过一个世纪，中国文学在其从古典一乡村形态向现代一城市形态的转型中，形成和堆积了丰富纷繁的“形象”。形象之谓，自是拟人之说；那诸般事物，本身虽不言不语，但它们却总给我以一种会支配人的勃勃而有生命的感觉。需要指出，这些形象既为“现代文学”所独有，也内在地表示了它的本质--特别是，若视之为浓缩了“现代文学”之存在方式、架构方式的规定性和典型特征的某种“基本意象”，将饶有趣味且富于启发。在此，举出若干试加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