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或组成某种阵营，是在城市厕身文坛的既必不可少又很快捷的出路。孤单一人者，在城市的文学机器的运行过程中，几乎没有出头之日；反之，原本毫无特色、默默无闻的一群写作者，一旦找准了好的定位在某个旗帜下集结起来，就很轻易地受到瞩目，这样的经验，一再被证明是成功的。在城市这样一个多声部的十分嘈杂的环境里，话语的放大远比其质地如何要重要，而结盟则无疑大大有利于话语的放大，从而有利于话语权的争夺。即以1928~1929年间创造社、太阳社对鲁迅的笔伐为例，单独看，几乎他们每个人的观点都强词夺理、破绽百出，但是，彼此的呼应却形成了足够强大的声势，居然令善战如鲁迅者也暂缄其口。可怕的是，文学内部对资源、话语和份额的争夺，还与政治纠缠在一起，这种纠缠有的时候是政治找上门，也有相当的时候，是有人刻意地利用政治。这当中，社会历史和个人品质都发生了各自的作用，但根本的一点，仍在城市背景对文学的制约--在自由的个人化的前现代，文学是不必依赖这种方式的。
4.批评
整个“现代文学”，是由批评开创的：（1）早在五四终于从创作上有所收获的十多年前，“现代文学”的方向和精神品质便通过梁启超等人的批评，被基本奠定了；（2）五四时期尽管由于鲁迅的小说，创作成就较前有了很大提高，但比较而言，仍是言论、批评的分量重于创作；（3）共和国建国至“文革”止的三十年文学，尽拜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所赐；（4）“新时期文学”阶段早期，文学批评对“阶级斗争论”、“人道主义”的反叛和呼唤，均有开道作用，中期的“寻根思潮”、“先锋文学”也早在批评上做了充分准备，后期“新写实”、“新状态”、“新生代”、“城市文学”等，更多系批评家“命名”于先抑或干脆由批评家“设计”“操作”而来。
文学而有批评，本因于自然。“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孔子说这些话时，大抵没有想到“文学批评”之类的字眼，也根本不晓得何谓“批评家”，但他其实就在做着这样的事、这样的人。但，文学必须依赖批评，批评成为文学的一项专业，却是“现代”才有。专门的以文学批评为“职业”的人，过去二千年其实未有。古人写批评，大致三类：（1）为所编的作品集写一些说明，或出于情谊而替别人的书写推荐文字，是为序跋之类。（2）创作之余，有些敝帚自珍的心得、体会，或不得不吐，或值得总结，或欲与友人交流，于是借书简、诗词、短论而发。（3）读了好诗文、好词曲、好小说，逢着妙处，忍不住批解一番，后来整理出来，好教别人也知道妙在何处，是为评点。这三类，未必概全，但纵有遗漏也无损予以下事实，即，古代的文学批评一直以私人性、兴趣和偶然为特色；兴致有了便写一点，如没有，则可能一辈子也想不起来写，没有谁处心积虑专门当批评家。
而至“现代文学”，批评大兴特兴，渐渐从文坛养育出一种人从事这一活动：
他们有的人创作上近乎无能但却挟批评以自重，俨然文坛要角--创造社、太阳社以及后来“左联”里都有不少这样的人物；建国后，此种自己不从事创作而专门批评别人创作的情况，被组织化的给予职位和薪金的方式，承认为文坛制度之一。
职业批评之建立，反映的是文学对社会影响力的需求，以及控制市场的努力。
现代以前，文学对社会影响力并无太大需求，它传播面颇为狭小，仅在同道同好之间或某一阶层内有所流传与认可，即令人满足。随着社会城市化进程的展开，由于文化的普及和文化重心下移，大量的混杂了各个阶层的人们都形成了自己对文学的需求，为适应这种新的现实，文学显然需要展开对读者和市场的争夺，不能一味满足于在某个封闭范围之内被接受。这正是文学批评能够异军突起的根本原因。文学作品是审美的对象，写出来是供人欣赏的，而文学批评，单凭其自身，并没有这样的功用。鲁迅曾说文学是宣传，但宣传未必是文学。批评没有这种两重性，它只能是宣传--对文学的宣传。这样的宣传，当然不等同于“广告”（尽管有些文学批评也很难划清与广告的界限），因为它在比较理想的状态下，是包含思想上精神上严肃的探究性的；但究其根本，文学批评还是建立在对作品的推广和对读者的引导基础之上的，是介乎文学和市场之间的一种东西，或者说，是一个“中介”。虽然文学批评古已有之，但那与我们今天所谈的文学批评并非一物，尤其起因和目的完全不同。今天的文学批评，其由来必须追溯到城市文明、文化普及、文化消费增长和文学市场形成这样的背景，倘非如此，我们实在看不出文学批评有何理由这样异军突起，与创作分庭抗礼、平分秋色。照鲁迅的话说，“现代文学”以来，文学已形成了如此格局：“大抵总有一套文学的人物，至少，是一个诗人，一个小说家，还有一个尽职于宣传本团体的光荣和功绩的批评家。”批评并非只是被动地适应和担任宣传创作的职能。它虽然自己不能创造什么，但它一点也不安心于充当创作的配角，当它逐渐认识并细心研究过其“中介”角色独一无二的作用和潜在力量后，它就反过头来建立自己的威权，凌驾于作家和读者之上。这种批评左右文学的情形，在以往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但却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一大特色，或者说是在二十世纪当一个作家颇感头痛的事情。从鲁迅嘴里，我们时常会发现由批评家而来的气恼：“恶意的批评家在嫩苗的地上驰马，那当然是十分快意的事；然而遭殃的是嫩苗--平常的苗和天才的苗。”“一做批评家，眼界便极高卓，所以我只见到对于青年作家的迎头痛击、冷笑、抹杀，却很少见诱掖奖劝的意思的批评。”“他们往往用一个一定的圈子向作品上面套，合就好，不合就坏。”归根到底，批评家这样激怒和骚扰了作家的心绪，并不在于他们说了些什么中听或不中听的话，而在于他们的话能够起作用，倘若不起作用，无论批评家说什么，想必作家都可以一笑了之甚至根本不予理睬。这就是“现代文学”的特性。
现代社会并不是只有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化，文学也有类似的转化；传统的明心见性、言志自娱的文学，同自然经济一样，本质上是自给自足的，“现代文学”则面向社会、面向大众，它的创作不是为着“自用”而是要拿到社会上去供人们挑选和购买--在这一层上，它跟普通的别的商品毫无二致（虽然在别的一些方面还有不少特殊性），因此，也像普通的别的商品一样，作家不能总自己拿着作品直接跑到街上兜售，无论乐意不乐意，合理的办法是通过中间商来进入市场，文学界的这些“中间商”包括出版社、传媒、批评家，他们虽非制造者，却负责判断产品的优劣、价值，其中又以批评家的角色最具实质性，因为传媒上的观点、声音总要出自批评家，而出版社编辑本人其实也就是一种特殊方式的批评家。
简直没有几个作家是真正能和批评家搞得来的，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发泄一通对批评家的反感和鄙视，然而，又没有一个作家离得开批评家。批评家和作家的这种恩仇关系，一直是“现代文学”的最古怪的景观之一，但如果说其中有什么奥秘的话，那么实际上跟作家、批评家都没有关系，而是城市时代的文学生产方式和运作机制使然；没有城市文明做背景，文学将不需要职业批评家这样一个特殊的“文学人群”，现在做着批评家工作的人也将另谋他就，开馆授徒、种地、做幕僚或者出家当和尚之类。
中国文学由城市而起的变化，由城市而生长的新的因素和现象，当然不止于以上四者。细心观察，我们将能从近代以来的文学中发现许多被城市文明赋予和改变了的东西，问题在于过去的研究缺乏或者说没有意识到类似于这样的实际、具体而生动的角度，尽管它也一直把对“社会现实”的尊重挂在嘴边。
除了实际的看得见的改变，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从现代城市文明所得到的，更有作为抽象精神的文学性质的改变。而这一切，在对应于中国自身传统的文学之历史和形态时，才会被认识得更为明了。
如前所论，我们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特性理解为“转型中的文学”，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整个中国文学古老历史的关系理解为“古典”与“现代”之别。其次，我们也曾充分地指出城市在其中的重要作用：现代性之在中国缺乏原初性，它的萌发系由异质文明的强行进入和强行给予--后者借“口岸城市”一点一点地把现代性因素移植到中国某些狭小区域及其文化中，再以这些城市为中心缓慢地辐射至周遭地带。因此，在中国二十世纪，城市/乡村两者间客观上有一种文化上的对立：现代/传统的对立；这是类似中国这样的缺乏非原初性现代性的国家所特有的一种对立，而在自发生产现代性的西方国家其城乡文化这种意义上的对立可能就不是如此突出。换言之，对西方文学的现代性的发生，城市也许不具有关键的特殊的意义，但对中国文学而言，它的现代性生长客观上--无论从文化和地理的角度看--都是以现代城市及其内部文化的发展为前提和背景，舍此，我们便无从谈论中国文学向现代性转型的过程和一切实际的内容。
但问题不仅限于此。与当时人们所以为的文学“革命”将导致文学新生的前景并不一致的是，一个世纪以来，极力推行文学现代化、不断反传统非但没有拯救文学于危机之中，反之在这个过程中，文学真正一步步走向了衰微。这是必然的。其原因并不在于使文学现代化犯了什么方向性错误，也不在于还有没有什么更好更周全的办法；归根结底，在现代的文化格局中，文学已注定是一个迟暮老迈的角色，尽管它想方设法保存元气、黾勉自撑，甚至不惜以体衰之身迈开大步来追赶年轻的已不属于它的时代，但是这都不可能改变它日薄西山的命运。我们在前面许多地方大谈现代城市文明给“现代文学”注入了新的血液，有可能造成一种社会进化论的误解--似乎在这样一种关系和过程中，文学又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和创造性，当然，也许有这方面的一部分的事实，然而，更本质的事实其实是：文学在此只不过是进行着某种不甘的努力，试图挽回颓势，这些努力从文学史内看也许惊天动地，但跳出文学从整个文化趋势看却颇有徒劳无谓之感。我们谈了半天城市文明，是否意识到这种文明恰恰是文学的天敌？它的所作所为，客观上都对文学的存在、文学的地位、文学的价值构成威胁以至打击，它所代表的历史是不会选择文学的；城市文明从始至今一直在不断繁衍它自己的文化品种--报纸、广播、电影、电视直到目前的互联网，从改变人们的阅读口味开始最终发展到使人们远离阅读，当互联网上诞生“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的概念时，文学这个词虽然还在用着，却已完全被剥夺掉真实性，成为信口意指的一种空壳，实际上将来不会再有什么“传统文学”的概念，因为整个文学都将成为一个“传统”范畴。
（撰稿：李洁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