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篇小说的故事都与情爱有关。邓友梅的《在悬崖上》，通过某设计院技术员“我”的回叙，描述了“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的婚爱际遇：与比自己年长两三岁的女会计员恋爱结婚后，过了一段风平浪静的甜蜜生活，但不久设计院分来一位年轻的女雕塑师加丽亚，她活泼而新潮，我们无话不谈，“我”渐为她所引动，产生了与妻子离婚再娶加丽亚的念头。孰料加丽亚并无此意，拒绝了“我”。“我”终于从爱情的“悬崖上”猛醒了过来。宗璞的《红豆》通过已成长为党的工作者的江玫重返母校工作的回忆，再现了当年大学时期的一段难忘往事：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江玫在单调的学校生活中与四年级男生齐虹~见倾心，齐虹专于学业，不问政治，而江玫积极参加民主活动，两人渐渐地情投意不合。齐虹毕业后要带江玫去美国深造，而江玫留了下来投身了革命。八年之后，江玫在当年的母校已住过的寝室，意外地发现了象征他们爱情的信物--红豆，睹物思人，心中无限惆怅。
《在悬崖上》通过“我”情感历程上的一段弯路，写了静态的婚姻与动态的情感之间的矛盾，以及现实总是不合理想的缺憾。喜新嫌旧，追求更好，这在今天看来已是人之常情、常情的东西，在当时明示出来，却是要犯大忌的。《红豆》虽然主要着笔于江玫由当年恋爱的信物“红豆”，对已分手多年的恋人的怀念，但因恋人不求“进步”，不谈“革命”，这怀念便有了超政治、越阶级意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红豆》反倒把情感难以名状的复杂性写得细腻而微妙。
高缨在1958年3月号《红岩》上发表的小说《达吉和她的父亲》（后又改为同名电影），也是以对情感的复杂性的细切观照而引入瞩目。作品由汉族贫农任秉清与13年前被奴隶主抢走的女儿达吉及后来收养她的彝族农人马赫之间的情感纠葛，抒写了不同民族的劳动者因“亲子”感情所造成的怨忧、矛盾与和解。作品以情取胜，感人至深，尤以对亲情的跨越时间与空间，超越地域与民族的粘连性、穿透性的描写，既有新意又有深意。可以说，作品由亲情这一个独特的角度，讴歌了发生于劳动人民之间质朴而淳厚的人情美与人性美。这与当时人们所习见的一些作品，在内蕴上和风格上都迥然不同。
《在悬崖上》、《红豆》和《达吉和她的父亲》，都是先引起争议后又招致了批判。一开始大致是从人物与主题的分析人手，最终都上纲上线到“表现腐朽的人生观”，“鼓吹资产阶级的爱情至上”和“宣传资产阶级的‘人性论’的政治问题之上”。“反右”斗争开始之后，几位作者都因此被打成右派，在文坛销声匿迹20余年。但出自他们之手的《在悬崖上》、《红豆》和《达吉和她的父亲》等作品，因生动而真切地描写了爱情与亲情，在高度政治化的年代使人久久不能忘怀，而十七年文学有这一类作品存在，也使得人情味未丧失殆尽，从而残留了些许人间温暖。
3.“干预生活”的执著追求立足于生活的文学创作，直面现实本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在写人物只能写英雄，写生活只能写光明的五十年代，这却成了一个绝大的难题。面对文学与政治的密切勾连，并自上而下地形成强势潮流，不愿人云亦云的作家，仍以自己的饱含个性的创作追求，勇敢地走上“干预生活”的艰险之路。
最为引人注目的作家作品，是青年作家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小说的故事发生于五十年代的北京。从师范学校毕业的林震调到区委组织部工作后，满怀着创造业绩的理想和热情，但看到的和遇到的却是在他看来与党的区委机关极不相称的种种不良现象。在工作中，他以自己的热情、坦率和耿直，冲击了组织部原有的生活秩序。尤其是在处理麻袋厂厂长王清泉的过程中，他与后来升为区委组织部部长的刘世吾、副部长韩常新之间，发生了激烈的矛盾冲突。林震支持麻袋厂支部委员魏鹤鸣等人写了一封揭露王清泉的信给《北京日报》，使王清泉的问题得以迅速地处理。但区委常委会在讨论麻袋厂的问题时，列席会议的林震却受到了严厉的批评。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从一个初人机关的年轻向上的青年人的角度，发现和揭示了党的区委组织部存在的种种问题，作品的锋芒所向，是领导机关的事务主义与官僚主义。这在当时，很有点“太岁头上动土”的意味。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篇作品不仅是“干预生活”的开先河之作，而且是敢于把矛头指向上层领导的“越轨逾矩”之作，个中也可见出当时的王蒙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锐气与坦诚。作品发表之后，叫好声与批评声不一而足，据说毛泽东在读了《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小说和看了马寒冰等人的《准确地表现我们的时代的人物》的批评文章后，对马寒冰等人的批评很不以为然，在一次书记处会议上讲道：“《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写得不错，作品中批评我们的工作中的缺点，这是好的，应该鼓励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的批评。”“这篇小说也有缺点，正面力量没有写好。林震写得无力，还有点小资产阶级情调，如林震和女朋友吃荸荠那一节。”应当说，当时有关《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讨论，肯定的与批评的意见，大致也没有超出毛泽东的有关评价。但随后“反右”斗争的开始，这篇作品便遭到了愈来愈严厉的批判，作者并因此被打成“右派”，尔后流放新疆数十年。
五十年代另一位青年作家刘宾雁，以纪实的形式体现着“干预生活”的同一宗旨。他的纪实作品《在桥梁工地上》，以在某桥梁工地上的所见所闻为素材，描写了桥梁队长罗立正以充满朝气到官气十足的变化过程，人木三分地刻画了他听不得不同意见，惟领导意图为是，只要自己不承担责任，国家财产与群众利益遭受任何损失都在所不惜的官僚心态。作为与罗立正的对比，作品同时描写了深受群众欢迎、工作实事求是，却受到罗立正排挤与打击的工程师鲁刚的形象。紧接着，刘宾雁又发表了纪实作品《本报内部消息》，更为尖锐地揭示了保守与创新、求实与教条之间的矛盾冲突。刘宾雁的这些作品，以纪实体的文笔在两类人物的鲜明对比之中揭露社会矛盾的现实性与严重性，又以夹叙夹议的叙述语言赋予作品以政论风格和讽刺意味，作品因而在“干预生活”上具有较大的感染力与震撼力，也因而招来了“露骨的公开挑战”、“创作上的逆流”的严厉批判。回过头来看刘宾雁的这些作品，应当承认，无论是题旨内蕴上的深意，还是表现形式上的新意，在当代报告文学写作中都有其一定的独辟蹊径的意义。
在王蒙发表《组织部新来的青年》、刘宾雁发表《在桥梁工地上》的同时或先后，带有“干预生活”倾向的作品，一时间络绎不绝地涌现，使揭露社会时弊，关注社会问题的倾向成为一时风尚。这类作品较有影响的还有：李准的《灰色的帐篷》（1956年9月）、南丁的《科长》（1957年2月）、刘绍棠的《田野落霞》（1957年7月）、耿龙祥的《入党》（1957年6月）、李国文的《改造》（1957年7月）、白危的《被周围的农庄主席》（1957年4月）等。这些作品的依次出现，都引起了激烈的论争。争论的焦点问题既同《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一样，主要集中于如何看待革命队伍中逐渐滋长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现象，最终的结局也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相同，在“反右”风暴中一个不落被打成“毒草”，罪名不外乎“歪曲生活”、“暴露社会主义的阴暗雨”、给“党的组织抹黑灰”、“丑化党的领导干部”、“美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等。
重温这些“干预生活”的作品，我们会感到虽然它们的故事不一，旨趣有别，但共同的特点都是摒弃粉饰，直而现实，勇敢地触及形形色色的“内部矛盾”与社会生活的阴暗面，表现出强烈而负责的社会批判意识。由此，当代文学显示出它尚未脱离生活，并勇于介入生活和“干预生活”的可贵品格。
政治荫护下的坚韧生存
经过1957年的“反右”、1958年的对丁玲、王实味等人的“再批判”和1959年开展的“反右倾”、“批修正主义”一系列的运动，“左”倾政治的潮流对文艺界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不合规范的理论批评观点与不合潮流的文学艺术作品，几乎遭到“清洗”般的批判与否定。
在这种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文学工作者无论是在理论批评上还是在文学创作上，都不可能脱离开这种情势去另摘自己的一套。相反，只有在适应这种情势中去学会利用这种情势，才有可能继续生存。
周扬于1960年7月召开的全国第三次文代会上所作的《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道路》的报告，在“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一节中列举了“对我国人民的革命历史和现实斗争作了广泛的指绘和艺术概括”的15部小说，其中除《灵泉洞》、《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为农村题材外，《红旗谱》、《青春之歌》、《三家巷》、《苦菜花》、《铁道游击队》、《红日》、《林海雪原》、《草原烽火》、《黎明的河边》和《战斗的幸福》等11部作品均为革命历史题材。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和农村题材小说在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可以说是争奇斗艳，繁荣异常。这种“双秀”现象的出现，自有其多方面的原因。它一方面是主流意识形态大力倡导写“工农兵”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作家艺术家继续从事创作的惟一天地。此后，所有的文艺作品用各种问题在文坛被迫“退场”，又由所谓“革命样板戏”取而代之，也是这种倾向发展到极致的必然结果。如果我们对这两种文学现象连同“样板戏”现象中的某些作品作一点具体分析，便不难看出，它们在那种“强烈而鲜明的革命性和战斗性”之中，也还蕴涵了某种人生的思索与某些文学的探求，个中显然还另有文章。
1.农村题材创作的民间取向我国农村在全国解放之后，经由土地改革、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后，从土地的私有与自耕状态，走向了土地的公有与集体生产，其变化的幅度与速度，都是极其巨大的。这种被称之为农业的“社会主义化”的过程，事实证明是存在着诸多问题的。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的，“在1957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以后，“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增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验，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点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这些冷静的回顾与清醒的反思，是党在历经数次挫折之后痛定思痛才获得的。置身于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文学艺术家们，不仅不可能有这样的先见之明，反而在党和政府的一再号召下和当时农村广大群众大步向前的感召下，把创作中的最大热情投之于农村题材，使得农村题材创作一时间长盛不衰。但其中的一些与农村生活有着密切联系，甚至置身农民之中写农民的作家，因为直面农村现实，直书农民胸臆，创作又多照应农村读者和表达农人情趣，创作出了一批以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为题材，却又具有一定的“民间”取向的作品，使农村题材创作呈现出既活跃又复杂的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