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生活中对共和国的各种暴力报复屡屡发生。1951年元宵节那天，湖南陵零县7000多人集会欢度节日，下午1时却发生了震惊全国的纵火案，烧毁房屋1023间，3人烧死、16人烧伤，受灾人口2000余人。这起纵火案就是国民党特务所为；在日常生活中，不法奸商为了私利用腐烂的棉花作成“急救包”，高价卖给志愿军，用坏牛肉制罐头、用发霉的面粉制饼干、往咸菜里掺沙子，并对揭发者大肆报复。国际上，朝鲜战争正在进行，美国建立起了对台湾的军事保护伞。新生的共和国面临着的真正威胁，就是复辟与外侵。在这样的形势下，毛泽东命令公布实施《惩治反革命条例》。条例指出，对各种反革命首要分子，对解放后继续从事反革命活动的特务间谍分子，将从重处理。先后遭到镇压的反革命分子已很难统计，但资料表明，仅广东一省，1950年10月到1951年8月期间，就处决了28000余人。周恩来在1957年发表的一篇演讲中说，政府直至1952年公开处理的、数目未经公布的反革命案件中，有16.8%的反革命分子被判处死刑。42.3%被判处“劳动改造”，32%被判处接受“监督”，8.9%只需接受“再教育”。这些数字不能不令人感到震惊。
在革命的急风暴雨的时代，“敌人”这个概念是清楚的，他们是恶霸地主，是汉奸和拿枪的与人民为敌的人。这些人是可以激起阶级仇恨的。但对隐蔽的阶级敌人的识别，人民还没有形成可供判断的符号记忆。但文艺作品在这方面起到了不能替代的作用。《徐秋影案件》和《铁道卫士》形象地提供了新时代“阶级敌人的面孔”。“徐秋影案件”曾是震惊全国的“反革命杀人案”，这一真实的事件搬上银幕，对全国人民无疑起到了极大的教育作用。年轻漂亮的女职员徐秋影在一个雨夜被枪杀，侦案人员在被害人的日记中发现了侦破的线索，中国“第一号女特务”终于暴露在全国人民面前。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故事，在现实生活中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戏剧性”逆转：1987年7月6日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布，对所谓“邵玉魁特务案”进行彻底平反，故事中女特务的原形邵玉魁无罪。
‘当时，已经68岁的邵玉魁流下了百感交集的热泪。很少有人会想到这位饱经苦难的老人是如何坚强地活到平反这一天的，但是，那个时代看过《徐秋影案件》的人，却都记住了那个作为敌人的“女特务”。也正是从那个时代起，“特务”这个概念，就成了暗藏的阶级敌人能够浮现于眼前的具体形象。她和《铁道卫生》中那帮颠覆列车、企图变天的阶级敌人一起提供了人民对新时代敌对势力的“集体记忆”。
莫里斯·梅斯纳曾对比了法国和俄国革命后的各种统治中所杀掉的人口，也比较了蒋介石的白色恐怖中处决泛滥和1949年之前中国人死于营养不良的事实。但他接着写到：“我们进行这些以死亡为主的比较并不是要为革命辩护，而仅仅是为了在一个既不容易适合于道义上的自满自足，又不容易适合于道义上的义愤的问题上，保持某种程度的历史观点。在大多数的革命局势中，人们不是在恐怖和无恐怖之间进行选择，而是在革命恐怖和反革命恐怖之间进行选择；而且既然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间曾经饱受反革命恐怖之害，所以人们不应该迫不及待地对革命恐怖进行道义上的谴责。”这位异国专家的话也许不无道理，但是，他如果对当代中国历史真正了解的话，那么他也同样应该指出，这一恐怖并不是偶然的历史现象。也许，正是因为这种现象的连续性，才造成了中国政治和精神生活的格外紧张。不只是《徐秋影案件》、《铁道卫士》，包括电影在内的大众文化传媒，在当代文艺史上对阶级斗争的宣传始终是常抓不懈的主题。也正是在这样缓进的浸润中，阶级斗争因其血腥而被人们普遍警觉着。但这时人民的“同意”显然是身不由己的。
三、反城市文化的现代化悖论
城市是现代化的产物，也是现代化的象征。高楼大厦、商贸中心、巨幅广告、摩登女郎、股票交易等城市符号，表达了人类社会对现代化的理解。或者也可以说，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事实上也就是城市化、商业化的过程。但是喧嚣热闹的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悖论：一方面，它的各种符号--包括城市地图、街区分布、各种标牌明示的场所：商店、饭馆、剧场、咖啡店、酒店以及处理公共事物的政府部门，这些不同的城市符号仿佛都在向你发出邀请和暗示；另一方面，城市的这些符号又是一种冷漠的拒绝，它以“陌生化”的环境--建筑环境、语言环境、交往环境等拒绝了所有的“城市的他者”。因此，城市以自己的“规则”将其塑造成了一个暖昧的、所指不明的场所。
对于有着强烈的农民文化记忆的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来说，对城市的看法一开始就是十分复杂的。城市既是商业文化中心、行政管理中心、现代化的表意符号，同时又是引诱享乐、声色犬马、腐败堕落、香风毒雾的所在。对城市的占领是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象征，但对城市的警觉排斥和耿耿于怀又是挥之不去的。因此，对于城市的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就成为革命后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进入城市之前的1949年3月，毛泽东就宣布：“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同时他又告诫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
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要预防这种情况。”对毛泽东的这种警觉和告诫，莫里斯·梅斯纳曾作过如下分析：“虽然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起初是来自城市的知识分子，但是，在那些经历过长期革命的严峻考验而幸存的领导人中，大多数是在农村的穷乡僻壤生活和战斗了二十多年；而且，对于那些农民干部来说，城市是完全不熟悉的陌生地方……此外，伴随着不熟悉的是不信任。以集合农村革命力量去包围并且压倒不革命的城市这种做法为基础的革命战略，自然滋生并且增强了排斥城市的强烈感情。在1949年以前，那些革命家把城市看做是保守主义的堡垒，是国民党的要塞，‘是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中心，是滋生社会不平等、思想堕落和道德败坏的地方。1949年，他们既是作为解放人员，又是作为占领人员进入城市，而对于那些对革命胜利贡献很少的城市居民来说，同情和很大的疑虑是交织在一起的。这种把革命的农村和保守的城市一分为二的想法，是全部革命经历产生出来的，这个想法在毛泽东主义者思想中已经成为根深蒂固的观念。革命遗留下来的这种思想残余，后来在新执政者处理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一个重大问题（城市和农村的关系问题）时，在方式方法上发挥了作用。”对于执政者来说，一方面要实现现代化，并用“五年计划”的方式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列出了时间表。
另一方面，出于革命历史经验，他们认为只有保持“非城市化”的生活方式--革命战争时期的艰苦朴素的作风，才能保有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者的本色，才能与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保持必要的距离。这是一种典型的前现代社会的思想方式，在实现现代化之前，描绘前景并奋力实践，展现勃勃雄心是这个时代的一大特征，就像普通的农民，一个“发家致富”的口号，就可以调动全家乃至一个阶级的激情和奋斗的信念。因此，在思想文化领域、意识形态领域反城市的倾向，是中国农民文化在社会主义初期的一种紧张的反映。这种“保守主义”的城市态度，作为主流思想和统治思想的一部分，一方面缓解了官僚主义、权力腐败的进程，提高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效率；另一方面，也延缓、阻碍了城市化的进程。商业化是现代城市的主要特征之一，它具有组织消费、引领时尚、促进流通、加快生产周期的功能，但同时它也具有社会主义思想所要抵制的、毛泽东曾告诫过的、须引起注意的“软化”功能。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思想和实践，有着鲜明的道德理想主义的内容。对这一点，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社会主义传媒不仅维护了它，而且它们的形象性还无意中放大、夸大了这一道德理想的激情和伦理意思。
1.城市与资产阶级的想象关系在反城市化的倾向中，传媒拥有的话语权，起到了组织文艺生产、引导文艺潮流、推出新人新作的重要作用。在文学艺术领域内，发表刊载文艺作品的重要传媒，几乎全部控制在中国作家协会和各省级作家协会。文艺杂志的主编，都是具有一定革命资历的革命文艺家来担当。这些人的文艺实践和接受的艺术趣味，与反城市的倾向有着天然的联系。即便是来自城市的文学家和文艺理论家，经过革命文化的熏陶再回到城市后，也不是回到了他们曾经熟悉的趣味和生活，他们是以文化管理者、领导者的身份出现在城市的。因此，在他们掌握的文艺传媒上，刊载的作品仍然延续了革命时期的传统，他们对新时代文学艺术功能的理解，仍然没有超出战争时期。
五十年代初期，虽然解放区的作家已经进入了城市，但他们对城市生活的不熟悉和怀有的天然警觉，使他们自然疏离于对城市的书写，国统区的作家熟悉城市生活，但对新时代的惶惑和迷茫，又决定了他们笔下的慎重。因此，五十年代初期的城市文学几乎是空白的。即便有些作品写了城市，也仅仅是农村生活场景的置换，趣味和目的诉求仍然没有变化，也就谈不上城市文学。第一篇具有城市生活意味的小说是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这是一篇具有温和生活气息和个人趣味的小说，出身于知识分子的男主人公李克表现了与战争时期非常不同的精神向往，他希望生活能有一些个人趣味，并努力培育劳动人民出身的妻子张英也能像自己一样去体验城市生活的情调。他们产生了矛盾。这种矛盾既是家庭的也是社会性的。男女主人公经过各自的调适又重归于好。叙述者慎重的以丈夫的口吻叙述情节，注意检讨“我”的小资阶级情调，并写出了妻子新的变化。应该说，这不是一篇多么优秀的短篇小说，它的简单和琐碎在今天看来甚至有些幼稚。但值得注意的是，萧也牧是第一个试图表现新时代城市生活感受的作家，也是第一个尝试新题材写作的作家。
他敏锐地感觉到了生活环境的变化与人的精神生活要求的关系。对于长期生活于战争状态的作家来说，城市生活无疑是面临的新的挑战。但是，对于充满了内在紧张的意识形态来说，城市的可疑几乎无处不在，它处处布满了资产阶级的陷阱。因此，萧也牧要求的城市生活“情调”本身，就使他处在了一个众目睽睽危机四伏的境地中。
对萧也牧的批判，是文艺界自发的一次批判运动，陈涌、冯雪峰、丁玲、康濯等文艺界的重要人物都写了措辞严厉的批判文章。他们把《我们夫妇之间》指认为是一篇“依据小资产阶级观点、趣味来观察生活，表现生活”的小说；是一篇“对于我们人民是没有丝毫真诚的爱和热情的”作品，对于作者来说，“简直能够把他评为敌对的阶级了”。而丁玲则提出了另一种高度：把《我们夫妇之间》“作为一种倾向来看”。最后，萧也牧不得不写了《我一定要切实地改正错误》的检讨公开发表。值得注意的是，在批判《我们夫妇之间》的同时，《人民日报》推荐了马烽的短篇小说《结婚》，并发表了《编者按语》。认为“马烽同志的这篇小说，通过两对农村青年男女的婚事的生动简洁的描写，表现了新中国的农村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之下，怎样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怎样正确地处理个人与集体，和生活与政治的关系。
小说充满新的、乐观主义的气息。小说的语言也是中国人民的健康的语言。这是文艺工作者忠实地执行毛泽东文艺路线所产生的、具有教育意义的优秀短篇创作之一。”这不是简单的对两篇小说的批判或举荐，而是对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另一种阐释，或者说，对于城市的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占领，就是农民文化对于城市文化的占领。在批判萧也牧时推荐了马烽的农村题材小说，1962年，萧也牧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他复出文坛重新有了创作资格后，写的小说也多为农村题材的小说，如《小兰和她的伙伴》、《大爹》等所谓“新人物志”。这一转变事实上也是对“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必须无条件认同的结果。对萧也牧的批判，潜在的作用是，作家对于城市生活的理解形成了一个不变的模式，即城市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角斗场，城市生活中无处不充满了阶级斗争的暗示。因此，经过猜想和审慎探索的城市文艺，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成了惟一可行的写作模式。
城市与资产阶级的想象关系，不仅在小说创作中被夸大，在戏剧创作中就更为直观。1964年3月31日文化部在北京举行了1963年以来优秀话剧创作及演出受奖大会。受奖的16部多幕剧中，《霓虹灯下的哨兵》、《年轻的一代》、《千万不要忘记》是最有代表性的。这三部戏在戏剧冲突和创作心态上多有相似之处：每出戏都有一对性格对立的人物（《霓虹灯下的哨兵》中的春妮与陈喜；《年轻的一代》中萧继业和林育生；《千万不要忘记》中的季友良与李少纯），他们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价值立场和道德倾向。对他们的肯定或否定，事实上也就是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立场和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