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发展趋向，社会学家当时也有敏锐的察觉，并做出这样的提示：中国在近百年来“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这是“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使现代的“法理社会”与“礼俗的”传统社会见出分野。现代社会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因而，便也是相对于传统更讲求功利和实效性的社会。就革命文学当时注重“前进的趋向”、“有所为而发”，立志“在用改革社会的器械”这些“遵”现代性之“命”的性质而言，这样的创作流向，最终还是得到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的赞许，尽管他不仅承认其创作在历史上的合理性，也指出它的肤浅、标语口号倾向的不足，但这些不足相对于民族生存的紧迫局势，以及传统社会的落后与窳败，都促使启蒙者选择现代性立场，“为了要完成”启蒙和救亡的历史使命，而将文学“结合”进这一现代转型的整体进程。这是文学在她的诞生和生长地，面临国破家亡的危急时刻所做的一种历史抉择。然而正是由于有这样的背景，革命文学当时表现出的问题以及引起的争议持续了大约半个多世纪，甚至成为建国后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导火索。对革命文学的质疑，多少也可看做是本土对现代性发出的另一种声音。
在革命叙事彼岸
在社会转型期，文学领域向现代性提出的质疑，远不止是对革命文学。
现代历史不仅建造了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文化氛围，而且成就了一整套关于社会认知的现代性话语范式，比如先进与落后，现代与传统，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保守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等级化思维方式，就是其中比较明显的例子。但是这一切如果只作为零散的历史碎片，或者作为一种偶然性存在，并不足以成为社会的统一意识，或构成社会意识形态；它们需要一种具有前因后果的整体性叙事，才能把自身的合理性标榜得确定无疑。因此，现代性叙事就变成以现代性覆盖历史的重要环节。
现代性叙事的显著标志之一，就在于它是标举革命和进步的叙述。这种叙事以一往无前的历史发展总趋势作为叙事准则，“训练”人们逐渐对凡与此相斥的事物都投以鄙夷的目光，即使有所犹豫，也要忍痛割爱，毫不迟疑地予以舍弃；它带来的一个副产品，就是把历史叙述也变得势利、浅薄起来：以革命与进步为轴心，凡是与此轴心相斥和处于疏离状态的，便是不思进取、保守和落后，甚至是反对革命。回顾二十世纪的历史，革命的确带来了国家独立和民族振兴，随之而来的大规模政治运动和经济建设运动，也都作为一代人感同身受的历史，留存于民族的集体记忆。然而，在这种历史叙事之外是否还有别的人生样态？在一系列二元对立的历史讲述背后，是否还有别样的历史？或者说，我们是否还别有一种讲述历史的方式，别有一种看待历史的视角，展示历史的别一种风貌，以说明我们作为体现了现代性的后来者的他者的身份？八十年代对沈从文和张爱玲的重新“发现”，曾引起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与思考。
现代乡土小说的兴起，为沈从文的边城写作营造了一种创作氛围。像蹇先艾的《水葬》，许欣文的《故乡》等作品，都表现了作者离别故乡、站在都市生活背景对故乡的回望，当他们告别乡村，带着一种近乎“淘金”的热望来到城市，现代都市却像闪烁着灯红酒绿的俗气、又带着不可一世的霸气的怪物，突显在这些“乡下人”面前。在这里，代表现代文明的都市与乡村破败、凋敝的境况形成鲜明的对比，虽不能说这些作家已经从经济学角度，意识到乡土社会在向现代转型过程中所受的盘剥，但他们的确从道德和伦理层面，感受到历史的不公正。也就是说，在意味着文明与发展的现代都市背景下，破败的乡村生活并不是它就应该受谴责的全部理由；在现代性遮蔽下，无以言表的另一种人性悲哀正渐渐地萦绕在作者心头：
“地太小了，地太脏了，到处都讨厌。人人只知道爱金钱，不知道爱自由，也不知道爱美”，极力满足个人的物质欲望成为生活的惟一目的。鲁迅说这些作品表现了作者“心曲的哀愁”，表现了“被故乡所放逐”的“乡愁”和“无可奈何的悲愤”；他们“欲爱人类而不得”，“要逃避人间而不能”，只好把一腔愤懑与无奈“化为冷话，失掉人间的诙谐”，实为知人论世的肯綮之言。
与这些对生活充满绝望的作者相比，沈从文更偏重对乡土社会所蕴涵的美的抒发，而对一切以商品交易的原则为原则，完全摈弃传统道德中“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的时尚风气，流露出十分的不屑。他在《长河·题记》中说：
去乡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朴素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经被常识所摧毁，然而做人时的益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没了。“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可是具体的东西，不过是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输入，上等纸烟和各样罐头在各阶层间作广泛的消费。抽象的东西，竟只有流行政治中的公文八股和交际世故。大家都仿佛用个谦虚而诚恳的态度来接受一切，来学习一切，能学习能接受的终不外如彼或如此。
沈从文当时在创作上也决意要走一条与都市化相背的路，他在《边城》、《长河》、《龙朱》等一系列作品中，向世人揭示他心中凝望着的湘西世界，以“乡下人”受都市生活“压抑无可安排”的“痛苦的挣扎”，来反衬他们在乡土世界曾有过的“保守着人的勤劳、朴素、善良、热情”，表现那些“自然纯真；但它又是自主自为的，抗拒着封建文明的潜在影响”的人物和故事。他对乡土世界近乎执拗的亲近与维护，也许不能仅仅归于个人性格上的原因，而更来自传统--一种带有乡野气息的传统--对急速转型中的社会风尚的顽强抵抗。
如果说，沈从文在二三十年代的乡土人生描写中，由于他的写作观里有一种自觉的片面，例如他认为写作“必须浸透作者人格和感情，想达到这个目的，写作时要独断，要彻底地独断”；那么，对于传统和现代文化都具有深厚底蕴的张爱玲来说，她的作品就表现了更多的犹疑和难以决断，并由此流露出对现代性更为复杂的理解。张爱玲是善于拾取人生细微末节的碎片加以重新组合与拼接的作家，因此，多么宏大的叙事主题，在她都可以化作寻常生活的影像来加以描述，并在重新描述中改变一些人生原有的定论。正如她关于现代性问题，并没有高头讲章似的说教，或直抒胸臆的表达，却都融入她对周围一些细腻的生活感触的描写，表现出她与众不同的见识。男女平权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标志，关于女人和政治权力的关系，张爱玲四十年代曾在《谈女人》一文中这样写道：
有人说，男子统治世界，成绩很糟，不如让给女子，准可以一新耳目。这话乍听很像是病急乱投医。如果是君主政治，武则天是个英主，唐太宗也是个英主，碰上个把好皇帝，不拘男女，一样天下太平。君主政治的毛病就在好皇帝太难得。若是民主政治呢，大多数的女人的自治能力水准较男子更低。而且国际间闹是非，本来就有点像老妈子吵架，再换上货真价实的女人，更是不堪设想。
叫女人来治国平天下，虽然是“做戏无法，请个菩萨”，这荒唐的建议却也有它的科学上的根据。曾经有人预言，这一次世界大战如果摧毁我们的文明到不能恢复原状的地步，下一期的新生的文化将要着落在黑种人身上，因为黄白种人在过去已经各有建树，惟有黑种人天真未凿，精力未耗，未来的大时代里恐怕要轮到他们来做主角。说这样话的，并非故作惊人之论。高度的文明，高度的训练与压抑，的确足以伤元气。女人常常被斥为野蛮，原始性。人类驯服了飞禽走兽，独独不能彻底驯服女人。几千年来女人始终处于教化之外，焉知她们不在那里培养元气，徐图大举？
从这样的女性文本中，几乎找不到关乎社稷和天下苍生的沉重的使命感，在“文以载道”的传统和现代史册上，也就难给这种文本找一个位置。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承认这是让人动心、感觉真实的文本。特别是从后面两三句颇具调侃意味的话里，作家对处于“高度的文明，高度的训练与压抑”的“教化之外”的“天真未凿”的人性的赞赏，将得到在拥挤而嘈杂的现代化生活中拼争、内心却极度向往自然人性的许多人的共鸣。在海德格尔看来，“人本主义的胜利以及对自然和人类的理性统治规划，使得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那里起就已开始了的‘对存在的遗忘’（fo：rgettingofBeing）达到了顶峰”。因此，他“致力于摧毁西方形而上学史，呼唤新的思维模式和关系模式，以拒斥西方思维模式，寻求与存在的更‘本真’（primor-dial）的关系”。虽然尚无法了解张爱玲对海德格尔的评价，特别是海氏对人本主义的评价，但她那样的表述是否为我们打开了“对存在的遗忘”这道历史闸门呢？
因为她分明在关于女人和现代政治的关系问题上，通过她对女人的理解，不断地解构革命与保守、前进与落后这种二元对立模式对历史的的“理性统治规划”。
从张爱玲的《金锁记》等篇什可以看到，旧式文化塑造的女人即使像曹七巧那般工于心计、伶牙俐齿，也只能用自己的命运编织一个又一个解不开的“金锁记”。
要是昕任曹七巧这种女人从政，执掌一方权力，就像“国际间老妈子吵一般的闹是非”，结果自然“是不堪设想”。但是，如果任从“教化之外”、“天真未凿”的女子从政，结果依然“是不堪设想”。原因是她们如果未经“高度的文明，高度的训练与压抑”（这是进入男子中心社会的必要准备），又怎么能应付得了眼前的一切？而那种使女性也结成“联盟”，形成“中心”，团结起来为实现自身的社会改变而战的意见，其实也不过是现代“高度的文明”策略之一种，这在张爱玲视为文明教化之外的女性来说，断然不是她们生活的应有之意。张爱玲谈女人与政治关系的要义，不在于让女人做好准备，接受“教化”，进入现代的“高度文明”，而是对现代社会天经地义的等级秩序的一种调侃，一种解构。以这种姿态进入现代秩序的女人，将不会心安理得地充当社会秩序的符码，而将从女性的角度解构现代文明秩序，揭示其中违反自然人性，而且也并非理性的一面。
解构中并非只有摧毁和颠覆，其实也不乏建构和理想。张爱玲对奥涅尔戏剧中“地母娘娘”的感动，就是一种美学意义上关于人性及社会的理想。“地母娘娘”的形象既不是现代的典型，也不是传统的楷模，她“像一条神圣的牛，忘却了时间、有它自身的永生的目的”，她对“带着生命”的春天充满期待，豪饮着充满“痛切的忧伤”的“生命之杯”，“她站着，像大地的偶像，眼睛凝视着莽莽乾坤”。
这个肉感、率性、安静，满身散发着自然气息的女性“带着那光荣燃烧的生命的皇冠”，是张爱玲心目中真正的“女神……女人纵有千般不是，女人的精神里面却有一点‘地母’的根芽”。这是张爱玲在现代政治风云左右人生的时代对理想人性的一种表述，在这篇文章中，当时的政治风云和作者执意勘察人性的写作意向相比，淡得几乎不着痕迹，但她对“地母娘娘”的赞赏却可以作为一种角度，体现女人与“存在”的一种“本真”的关系。
正如有的学者在对张爱玲研究中指出的，张爱玲的写作在战争的间隙，在传统与现代争辩的一方飞地，顽强地表现着只属于她的独特的想象空间。不但对女人与政治的关系张爱玲有自己的理解，在对历史的描述和阐释中，这位女作家也同样表现她的独到之处。以她的《更衣记》为例，这篇散文可说是中国现代服装演变的一部简史。在她笔下，服装，特别是女人的服装变迁史，实在是生动而真切地反映中国由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微缩景观。一般关于服装历史的叙述“一言以蔽之”，就是将那些传统服装“另生枝节”的“点缀品的逐渐减去”的历史。不过，张爱玲对这部分历史看得却更为仔细，所以她说：“事情不是那么简单”，至少“还有腰身大小的交替盈蚀”等因素，其变化也决非是单线条、单向度的。她详细分析了不同时代带给人们的不同欣赏尺度，但本意是要说明服装向简洁化发展的现代趋势并不是人们在现实惟一的选择。她本人就是这方面活生生的例子，她说：“目前中国人的西装，固然是谨严而黯淡，遵守西洋绅士的成规，即使中装也长年地在灰色、咖啡色、清青里面打滚，质地与图案也极单调。男子的生活比女子自由得多，然而单凭这一件不自由，我就不愿意做一个男子。”张爱玲并不是守旧的女人，否则她不会讲那些针砭和揶揄旧式家庭的故事，而且《更衣记》开宗明义就做了这样的概括：
这样聚集了无数小小的有趣之点。这样不停地另生枝节、放恣，不讲理、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费了精力，正是中国有闲阶级一贯的态度。惟有世界上最清闲的国家里最闲的人，方才能够领略这些细节的妙处。制造一百种相仿而不犯重的图案，固然需要艺术与时间；欣赏它，也同样地烦难。
但是，那“另生枝节、放恣、不讲理”所体现的审美态度，却依然让作家心仪。因为在“文明社会的集团生活里，必要的压抑有许多种”，也包括对“男子服色的限制”，那么，“似乎小节上应当放纵些，作为补偿”。张爱玲不是清一色的现代立场持守者，从对本土服装那种“不讲理”的存在的合理性，她又说到男性服饰所体现出的现代社会的种种问题。她说现代社会特别鼓励男性穿着肃穆、庄重，“千方百计争取社会的注意与赞美”，甚至“为了造就一己声望，不惜祸国殃民”。
服装不过是新旧杂陈社会的缩影，现代服装掩饰下的也许是发霉了的传统心态，正如穿着“肃穆、庄重”的人未必真的肃穆、庄重，并不是“只消将男人打扮得花花绿绿的，天下就太平了”，“大红蟒衣里面戴着绣花肚兜的官员，照样会淆乱朝纲”。
在张爱玲对男女服饰反反复复的说明和比较中，可以拆解出现代服饰价值评判中的一套话语权力，按照这种现代性话语，男女的审美等级已有了明确的高雅和低俗之分。但张爰玲对这种现代等级规范却不以为然，她认为男性服装刻板、单调，“单凭这一件不自由，我就不愿意做一个男子。”这既是她对现代社会男性或男性服饰的贬抑，也可以看做是对一种形成现代生活秩序的话语权力的消解。正如在文尾，她再次表达了对人性自由境界的期许：
……秋凉的薄暮，小菜场上收了摊子，满地的鱼腥和清白色的芦栗的皮与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