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叙事蜕变：生活短歌与乡间散曲
如果把赵树理发表在1958年的短篇小说《“锻炼锻炼”》，连同引起的争论，看做当代小说史上重要的事件，那么，它有助于我们了解六十年代小说艺术探索中一种生活化的趋势。五十年代赵树理的小说《三里湾》、《“锻炼锻炼”》留给读者的一般印象，是作品反映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以来农村生活的变化，表现出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热情。作家自己也曾这样表示：“我的作品，我自己常常叫它是‘问题小说’。”比如“写《三里湾》时，我是感到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就是农业合作社应不应该扩大，对有资本主义思想的人，和对扩大农业社有抵触的人，应该怎样批评”。但令人费解的是，作家主观的创作意图是这样的符合政治形势，而作品却被有的评论指责为“反映了农村落后势力的本质”，是对“整个社干部的歪曲和污蔑”。这种批判自然完全歪曲了作者的本意，但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对赵树理的小说除了“是（配合政治的）‘问题小说”’，他的作品是否还有题外之意呢？比如由“常有理”、“惹不起”、“小腿疼”、“吃不饱”等乡间一连串充满谐趣的人物而展开的故事，与其说是富于教育意义的，不如说是富于逸闻趣事、喜剧色彩的一幅幅凡人小景。这种创作取向出自这位中国北方农村作家独特的审美视角。作品中他对那些“落后”人物有批评，但决不写成“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也没有居高临下的蔑视与不屑。如果作一种互文性考察，在《李家庄的变迁》、《灵泉洞》等作品中，赵树理怀着仇恨和厌恶的心情描写的那些反面人物，已经不再出现在《“锻炼锻炼”》和《三里湾》等作品里。在他看来，生活中惟有李如珍、杂毛狼那样的恶霸和流氓无赖是不可饶恕的，一旦这些人不能为非作歹了，哪里还有“你死我活”的斗争呢？所以他对故乡的人情世故多投以欣赏的目光，而那些处在芸芸众生状态的“中间人物”，特别是他们机智、诙谐的语言，是他笔下那些生活故事所不可缺少的。于是经他描绘，一种有着向善、向美的愿望，却新旧杂陈、意境和谐的乡村图景，出现在十七年文学画卷上。
肯定赵树理小说的审美趣味，使小说摆脱僵硬的阶级斗争写作模式，摆脱由这种理论推导出的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的写作观念，这种看法集中表现在1962年8月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会上邵荃麟指出：“强调写先进人物、英雄人物是应该的，英雄人物是反映我们时代的精神的。但整个说来，反映中间状态的人物比较少”，现实生活中“广大的各阶层是中间的，描写他们是很重要的。矛盾点往往集中在这些人身上”。茅盾的话更直截了当：“两头小，中间大”，“文艺主要教育的对象是中间人物，写英雄是树立典型，但也应该注意写中间状态的人物”。批评家进一步阐明赵树理小说中人物多样性的意义：像“糊涂涂、常有理（《三里湾》），这些多样的人物性格的认识意义、教育意义是无可怀疑的。
我们的评论界在提倡创造英雄人物的同时，也应该对这样的人物给以足够的重视，并研究人物的多样性问题”。这次会议前后，文坛出现了一批描写农村生活的小说，像方之的《出山》，刘澍德的《归家》，王汶石的《黑风》，西戎的《赖大嫂》，骆宾基的《山区收购站》等，这些作品所描写的几乎都与农业合作化运动有关，但赵树理小说体现的那种既与时代吻合又相疏离的艺术探索，也不同程度地体现在它们身上。作品中带一定“中间人物色彩”的人物性格和形象备受称赞：像《沙桂英》中的邵顺宝、《创业史》里的梁三老汉、《李双双小传》里的孙喜旺“出现在我们的创作领域中，都给人以新颖、独特、深刻的印象”，“搜索记忆，类似的形象似乎不多。这就不能不说是可贵的创造了”。由于地域和历史的关系，这一时期西戎的小说更近似赵树理小说的表现风格，他的《赖大嫂》就是当代文学史上与赵树理《“锻炼锻炼”》并列为“写中间人物论”“标本”的作品。《赖大嫂》描写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在公社化生活中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赖大嫂是个会算计，又决不吃亏的人。
生产队号召社员养猪，由于养猪政策有问题，赖大嫂第一次养的猪不明不白地死了，她白得了队里提供的猪饲料；第二次生产队“研究出来一个新的喂猪办法。办法是：队里不供应饲料，自喂自养，收入归己”，但赖大嫂担心这个政策会变，所以把猪赶到生产队地里去放，被队里禁止后，她就把猪杀吃了。但她没想到这次队里真的实行了“自喂自养，收入归己”，最后赖大嫂只好接受大家批评，才从生产队抱回猪娃。表面看来，小说一是通过赖大嫂养猪的故事，批评农村好贪小便宜，缺乏集体主义精神的落后思想；二是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农村经济政策多变，影响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问题。从这样的角度理解作品，邵荃麟曾为小说辩护：“有些批评者批评赖大嫂思想没有转变成集体主义。是否非要写出解决问题不可？如果水到渠成，可以解决，否则，也可以指出方向，让读者得出结论”，其实作品“抓住一点，让人看出前因后果就行了”。但《赖大嫂》真正写得有趣的部分却不是批评落后或“干预生活”的那一面，或者说，不是批评家从社会教益方面对小说的理解；而就因为它是发生在北方农家院里的一段生活，一些平常人物在平常岁月颇具戏剧性的性格和经历。比如小说描写赖大嫂想去队里抓猪，但又觉得没面子，就将憋在心里的无名火撒到丈夫头上：
“我没生下好命，”赖大嫂见丈夫并不示弱，气得脸都白了，冤枉地说着，“儿子媳妇不孝顺，和我分家；遭了你这死老汉，也是整天气我。好，你们把我气死，你们就高兴了！”赖永福长长地叹口气，说，“唉！着实是年岁大了，要是年轻二十年，我也得和你离婚。跟上你，整天没三顿饱饭，有三顿饱气！”“好，好，离婚！现时就离！”赖大嫂一把揪住赖永福的领口，“谁又不是十七的、十八的，一辈子没男人也不稀奇你这号东西！离了你这活死人，倒没人气死我了！”两口子争吵了一场，最后还是赖永福让了步，由赖大嫂那石鸡子滚坡似的亮嗓门，高一阵、低一阵地叫骂了足足有吃顿饭的时辰，屋子里才算安静下来。
在赖大嫂激愤而有点语无伦次的吵闹中，原来批评落后的作品题材，变成了一幕发生在乡间的夫妻生活轻喜剧。因此，这篇小说比作家同期描写农村生活题材，但重点表现旭光农业社在玉米品种改良问题上先进和保守观念斗争的《丰产记》，在艺术上更胜~筹。
当时，虽然作品总不免要表现一些时兴的话题，但在这些时兴的话题里，却往往蕴涵着更丰富的艺术资质，这也可以看做是作家不拘于一定模式而进行的写作尝试。比如方之的短篇小说《出山》描写六十年代初经济政策调整时期，小王庄的农民选王如海当生产队长的故事。小说围绕王如海是不是“出山”任队长展开，格局不大，但情节和人物布局十分精巧，简短的篇幅层次鲜明，作家特别注意把农民语言和比较规范的书面白话结合起来，造就一种既平易近人，又不流于俚俗的语体，表现出既简洁洗练，又寓意丰瞻的叙述风格。
一般说来，战争、抢险等非常事变往往是成就英雄的背景，而《出山》描写的是农村选生产队长，但这平凡岁月的平常事，却表现出一股逼人的英雄气。如当时评论所言：“从作品中看，王如海这个人物的个人气质特点是：骨峻志坚，言信行果，貌似后而深情蕴于内，调似拗而谐美在其中。故人物有其无可混淆的自家面目。传统的‘毁家纾难’、率家‘移山’式的精神毅力，在他身上得到了新的有力的回响”。由此看来，表现人物的英雄气概不在事件大小，《出山》就是从小事件开掘出英雄形象的底蕴：“传统的‘毁家纾难’、率家‘移山’式的精神毅力”，使这个算不上英雄的青年农民凭添几分英雄气度，也使英雄得见于平凡岁月的普通人中。王如海上任前有这样一段描写：
“爹！当了队长，我就要睡在队里打滚，忙时有忙时的事，闲时又有闲时的事，过去，我休假的时候还能捉捉鱼，给您老人家寻两瓶酒钱，往后--唉，请您老人家不要见罪……”老头子不作声，他舍得房子，舍得一切，就舍不得一杯酒。
儿子垂着头，不看父亲。
“好吧！”老头子突然叹了口气，把头一仰，“少喝点酒死不了人！古话说：‘忠孝不能两全’，你就放心大胆干吧！”晚霞挂地的时候，王如海回来了，提着鱼叉，迈着大步。到了家，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两瓶碧绿喷香的好酒，往父亲的桌子上一顿，然后，掉过脸，猛喊了声：
“小海！”“有！”儿子像箭似地从门外射了进来。
“通知全村，”王如海把他那又黑又大的巴掌一挥：“开会！”作品把传统“毁家纾难”、“忠孝不能两全”的英雄写得更富于人情味。王如海决定“出山”当队长，担起众人托付的重任，但心中仍然放不下父亲，必得对父亲的生活有所安顿，才算对自己的家有个交代。小说中，他的家没有“毁”，“孝”道也在尽，但是在表现人性和更高的道德追求面前，小说还是让人物毫不犹豫地奔向后者。在平常岁月的凡人故事中，作者把人性与道德的层次处理得这样清晰有度，这是《出山》不仅在语言，而且在内容上进行艺术探索的收获。
在生活化的小说艺术探索中讲求描写的适度，作家一方面向传统回眸，把传统的审美意识赋予现实的人物、故事和情节，另一方面又尝试新的艺术表现途径，其中散文化的倾向也是引人关注之点。在强调跃进和斗争的年代，到处充斥着高亢而浮躁的氛围，但与这种氛围极不吻合，一些散文式的作品悄悄地出现在六十年代的文坛。比如周立波的《山那面人家》、《禾场上》，汪曾祺的《羊舍一夕》等，撷取细小的生活浪花，描摹细微的人生波澜，像一幅幅精心绘制的水彩画，透着湖光山色的灵秀与清新，携读者在画中漫游。作品从这样的角度展示社会情状的一角，绘制完美人生之一斑。从表面看，这些作品所描写的人和事，大都发生在“大跃进”、“共产风”弥漫的时代，而且作品既没有揭露和鞭挞黑暗，也没有表现一种“斗争的哲学”；恰恰相反，它们都着意表现平常人生活中一种美妙的情致。但作者这样做并不是有意迎合时尚，违背艺术良心。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作家“写什么是一个问题，怎么写又是一个问题”。无论周立波的《山那面人家》，还是汪曾祺的《羊舍一夕》，作者都采取从生活细微末节人手，行文张弛有致、不枝不蔓，使小说避免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以来为配合形势而直奔主题的弊端，也避免了自左翼文学运动以来，那种“艺术性方面的‘粗糙’和它的思想性方面的‘粗糙’是相一致的”写作趋向。实际上，这些注重语言、细节描写的作品，并不符合“高歌猛进”时代对文学的要求，它们以自己“怎么写”特有的方式，提醒人们关注格局精巧、语言简约、意境优美的传统散文的审美特征，并以这样的笔法，弥补小说通常专注于营造故事，却细腻、委婉的描写不足的缺陷。这些作品以自身的艺术追求，站在了那个浮夸时代连同浮躁而极端化社会思潮的对立面，其中如诗如画的韵致，今天也能引起读者共鸣。
六、激进叙事中的细节演化
受政治环境影响，比较激进的社会思潮越来越占据文学的主导地位。1963年前后，小说中的人物、事件与“文革”时期阶级斗争的写作模式虽然有一段距离，但小说家要想完全不表现阶级斗争，除非不写，否则在“重提阶级斗争”的年代已是越来越不可能。但是，在作家开始讲述带有阶级斗争色彩的人生故事里，“斗争”与“人生”两者经常是游离的，在描写人生故事方面，作品往往写得极尽曲折繁复、人情人理；而写到阶级斗争，就像硬贴上去的，和人物的生活缺乏有机联系。
比如1963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归家》（上）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
《归家》的故事发生在六十年代初云南农村。李菊英响应“大办农业”的号召，从农业专科学校毕业后回到阔别五年的家乡，归家后遇到的第一件麻烦事，就是怎样与现任生产队长、五年前和她解除婚约的朱彦相处。当初两个人的父亲朱升和李宽是朋友，他们俩也从小由家里定了亲，后来朱彦和父亲要加入农业合作社，菊英的父亲坚决反对，两家人吵翻了脸：
那个男孩上前一步，坚决爽朗的说：“爹，婆娘可以不要，社会主义非要不可！”老倌一把抓住儿子，用着又欣慰、又赞叹的语调：“好儿子，你是爹的好儿子！这就好了！”转向老朋友，慷慨地、沉痛地说：“大哥，我再喊你一声大哥，我们就照你的话（指解除婚约）办吧。”说着，拉起儿子就走了。
这是小说中故事的开端，人物的言谈举止都显得很生硬，似乎后面的故事要按这个方向走下去，突出所谓“亲不亲，路线分”的主题。但作品实际却不是这样的，朱李两家吵翻后，菊英想“他们吵尽管吵，自己的事还要归自己作主，只消小彦不变心，他说那句气话，也没什么了不起。她很盼望一次会面的机会……”也就是说，入不入社在当时农村虽然是件大事，但政治却不能包揽一切，在政治背后，人们依旧按照自己的方式解决生活问题。于是，这本该作为一场阶级斗争或路线斗争的“引子”，却成了两个农村知识青年恋爱故事的开场白，小说描写菊英回乡后常和朱彦在一起，这两个年轻人前嫌未释，又萌旧情，由此推动故事曲曲折折、反反复复地发展，很有点言情小说的味道。
本来，表现人物之间“复杂的关系和曲折的历程”，“不把人物的性格和关系简单化”，这是《归家》在社会生活逐渐单一化、向单色过渡时期显示出的艺术特色。但按照写阶级斗争的流行趋势，作者还得把破坏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坏人写进去，比如菊英的堂叔富裕中农李端和富农勾结在一起，不仅想方设法破坏集体经济，还挑拨菊英和朱彦的关系。只是菊英和朱彦的感情纠葛和阶级敌人搞破坏，还有他们家长对农业合作化的态度并没太大关系，而主要是他们相互爱慕、又谁都不愿采取主动的自尊心作怪，还有处于青春期瞬息万变的心绪造成的种种猜疑、误会。所以，当时有的评论批评这部小说没突出时代的主旋律，这两个年轻人的心理冲突冲淡了小说对阶级斗争的描写，“菊英的自尊、高傲、任性，朱彦的深沉、狭窄、固执，被强调到不恰当的地步，作者正是用主人公这种弱点之间的难以融合的个性冲突，构成了整部小说的矛盾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