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人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否则，高速稳定的经济发展和有效的管理，都不会得以实现。即使经济已经起飞，也不会持续长久。
——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
枷锁1、论资排辈——扼杀了优秀人才的出头机会
中国有一个传统，就是论资排辈。
有些元老级人物，已经老态龙钟、老眼昏花了，但是还在做领导，就是因为他们资格老。
曾经读过这样一篇小说，说的是一个单位的小职员，写了一篇稿子十分精彩，准备投到某大报社发表，为保证舆论导向的正确性，特请上级领导层层审阅修改，都感觉确实不错，唯一的缺陷就是作者太普通了，为保证命中率，为单位增光添彩，于是挂上了单位一二把手的姓名，表示集体智慧的结果。稿子到了编辑部，编辑也认为不错，准备发表，只是作者太多，于是删掉了最没有名气的小职员。
看完故事梗概，不知大家作何感想，当我看完小说是第一个感触就是中国传统的论资排辈，“姜还是老的辣”的旧思维方式一直占据着人们的头脑，也包括自称是掌握并引领着时代最新思想的媒体。
“嘴上没毛办事不牢”是戏谑年轻人的，诚然经验对于一个人做好一件是十分重要的，经历就是人生的一笔永不贬值的财富，而老人就是一本让人读不懂得厚厚的书。企业用人也深谙这一点，招聘员工时总想找个有工作经验的，搞得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愤愤不平，苦不堪言，而企业则有自己的逻辑：我们是赚取利润的机器，不是慈善机构，如同一个消费者，由谁愿意购买半成品回家还需进行再加工的消费呢。
重视一个人的经历在工作中的作用固然没有错，但这种重视往往会被扭曲，演变成为论资排辈，有能力的人得不到重视和重用，直接造成了工作的无效率；同时一些激励机制也土崩瓦解，在事业单位工作的人都知道，在算工资时工龄占很大一部分比重，有许多年轻人能力很强但没有资历，辛辛苦苦的工作却发现反不如资历高的、干活少的，感觉付出得不到相应的回报。这是对员工工作积极性最最沉重的打击，一种最为正常的反应是消极反抗，工作不再像以前那样积极，事情能拖就拖过去，不求最好但求一般，中庸主义在这时得到了最最充分的体现，工作成了混日子，熬资历。
论资排辈反映了我们的一种十足的太监心态：我熬了多少年才爬到这个位置，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你们心里清楚吗，你有能力又如何，能比我以前所浪费的青春宝贵吗，你要想提升，慢慢熬吧，这是一种转嫁，以求心理平衡的方式，将别人给予自己的痛苦在转嫁到其他人身上，以安慰平衡自己，这不仅是一种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更不利于员工间上下级间处理好关系，一种思维定势的形成代代相传，与创建和谐社会的方针格格不入。
我们呼唤公正平等，不应只是口号上的，需要体现在具体的实际行动中，平等不应只是结果的平等，还需要起点的平等，过程的平等，以激发所有人工作的热情，我们承认资历老者辛苦工作这么多年，为单位作出了很多贡献，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他们的付出早就已经以工资奖金或其他形式给予了应有的回报，接下来的工作应该是努力保证起点的平等，一如在田径赛场上，不能因为某些运动员参加的比赛比较多，资历比较老就让他先跑几步然后再让新的运动员跑吧。
枷锁2、灌输型学习——挫伤人的学习积极性
青少年对科学的兴趣——或叫做求知欲，是他们力求认识自然界，认识人类自身，渴望获得科学知识和不断探求真理而带有情绪色彩的意向活动。在青少年参与科学探究学习活动的动机中，最现实、最活跃的成分之一就是求知欲。“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正是指出了兴趣的重要性。
然而你，从我国教育的目标来看，我国各学校办的各种班都把主要目标定为培养尖端研究型人才、大科学家，更偏重于数理化知识能力方面的培养，忽视了社会能力的培养。这种超常教育的模式表达了我国教育界对科技人才培养模式的错误理解，认为科技尖端人才首要的是智力超常，似乎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是产生于高智商的神童群体。然而事实表明，科学事业成功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是专业兴趣与学术追求。
当年的神童宁铂，因对物理不感兴趣。选系时告诉老师，科大的系没有他喜欢的，并打了一份报告，请求调到南京大学去学天文，可没有被学校批准，只好勉强学物理。在本科毕业留校任教后，虽然在19岁就成了全国最年轻的讲师，但他很少做物理学科方面的研究，却把大量时间用于围棋、哲学和宗教。宁铂最终也未能在物理方面有所成就，并以“出家为僧”的结局为科大少年班的历史书写了最令人深思的一页。
宁铂的悲剧有着众多的影响因素，而大学少年班在专业兴趣导向上的失误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少年班的神童们最后很少留在科研领域里，说明我国超常教育的专业培养目标与学生自身的专业兴趣之间还是缺少相融性。
我们曾多少次讽刺、挖苦爱因斯坦的小板凳，我们又曾多少次呵斥这些涂鸦，我们曾扼杀了多少个幻想，我们当重新审视我们的教育方法、教学过程时，我们又犯了多少次类似的错误。
日本的木村久一曾经说过：“如果孩子的兴趣和热情得以顺利发展，就会成为天才。”遗憾的是，许多父母对小儿进行早期教育的过程中，往往忽视小儿兴趣的培养，在孩子的许多兴趣刚刚萌芽时便将它无情地扼杀了。其实，幼儿只要智力正常，极易对周围的事物产生兴趣。因此，父母要充分利用这一特点，从小开始积极引发、培养孩子的兴趣。
一名教育人士认为目前小升初阶段的特长生热度连年升温，反映了家长急功近利的培养方式。有的家长给孩子报兴趣班的时候很少顾及学生的兴趣，目的是为了将来能以特长生的身份读个好初中。专家表示这种特长培养不仅无助于孩子的发展，反而可能会挫伤孩子的学习积极性。
记得以前看到中国青少年参加国际奥林匹克各科竞赛频得金牌的消息，我就想，也许在这些孩子们中间，将来一定会出现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就在几年前，我仍然对历届奥赛冠军抱有无限的期望。
后来不知在哪儿看到这样的说法，说当年参加国际奥利匹克大赛的这些学生，在他们上了理想的大学之后，很多人放弃了自己擅长的学科。他们中的一些人毕业后，虽说有着不错的工作，但是远不如当年拿金牌那样耀眼。
原来这些聪明的学生起初参加奥赛的目的不是为了献身于某项领域科研，而是作为跨入名校的跳板。
中国学生参加学科竞赛的动机充满了功利性，因为竞赛不仅纳入了应试教育的范畴，而且与高考挂钩。这促使学生参赛主要不是出于兴趣爱好和发展学科能力的目的，而是出于生存和改变命运的需要。有幸代表国家参加各类学科国际竞赛的选手，只要拿到了奖牌，不仅意味着为国家、为学校争了光，而且也意味着拿到了名牌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可以免于参加高考。在这样的环境和心态下参加竞赛的孩子，很少是将自己所参加的竞赛学科作为自己献身的职业，而只是将它作为改变自己人生的敲门砖。
从中外神童发展的结果来看，兴趣与学业水平之间的关系表现为：没有兴趣的高学业水平只是暂时现象。只有学生自身有兴趣，才能学得专注、走得久远。西方的学校教育注重让学生按照自己的兴趣选择课程并按照自己的设想构建自己的知识结构，比起我们的学校教育，其优势是较早地建立了未来事业所需要的基础。西方的这种教育模式使学生从很小的年龄就开始为自己未来的航程构建一个大码头。反省我国的科学教育。导致人才培养低效率的一大因素，就是没有在培养学生的学科兴趣上下工夫。
枷锁3、重视分数——忽视实际能力修炼
四川省的一名女高中生今年以比较高的分数考入了中国科技大学物理专业。入学后，她的高超的计算能力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交口称赞。可是，她做实验的能力非常差，一连三周下来，她竟未能完整地做好一个实验，这又使她的老师大为恼火。这是一个典型的高分低能的例子。
某省的状元到了大学求学的时候，离开爸妈照顾，生活居然不能自理。
此类的事情挺多，谁之过？
我国的教育最明显的误区之一，就是把分数当成智力发展水平的唯一尺度，也当成孩子学习能力强弱的尺度。而“高分低能”就是只抓分数不发展能力所致。许多家长只要求孩子从小拿高分，却忽视了孩子思维能力的培养，犹如舍本逐末，致使学习没有后劲。许多孩子小学成绩优秀，越到高年级，成绩越差，就是学习能力缺乏培养的结果。
但是，这种状况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我国的高校招生一直是采用最简单的方法，即以当前的考试成绩作为选拔标准，这种选拔的程序显然缺乏对那些有利长远发展的潜力和综合素质的关注，也导致很多学生以牺牲综合素质来换取高分。
考试成为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指挥棒，升学率变成评价学校办学质量的硬性指标。对于普通中学来说，会考和高考就成了评价学校办学质量和考核教师教学水平最具权威性的准则，在这种环境下，“教什么，考什么；考什么，教什么；教多难，考多难；考多难，教多难”就成了中学教学工作的根本原则，年复一年，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基本上就围绕着这个指挥棒转，而社会上又往往以升学率高低作为评价一所学校教育质量的主要标准，为此，无论重点中学还是一般学校，都崇尚加班加点，全力以赴提高“升学率”。
所以，只要还继续保留现有的教育体制。再加上现行的考试制度，素质教育就很难在中学真正地全面贯彻执行，培养出来的学生，不是患知识狭窄、偏科严重的残疾，便是靠死记硬背，被教师“灌”出来的高分低能儿。
从古代的科举考试直至今天的高考，不难发现我们中国人对人才的选拔方式都是通过统一考试来甄别出众的人才，即以同样的试题来判断出类拔萃者。这种选拔属于在一定框架内进行横向比较。古代科举考试对八股的程式和诗赋的韵律等方面的要求都是以诸多限制来提高考试的难度及可比性，以利甄别出才思出众的人才。在中国之所以对西方人所看重的个人化的独创并不注重，正是因为那种特立独行的独创并不是大家都可为之，而少数人的独创不足以构成多数人进行比较的标准。
古代的科举与现代的高考尽管考试内容不同，但在识别人才的标准上却是相通的。科举考试注重的才华比当今更宏观一些，主要关注的是政论、治国、文学方面的才华。科举考试中的“策”用以考治国谋略，“论”用以考学识与理论思辨能力，诗赋则用以考思维的机敏和才情。
中外学校教育的社会功能是不同的，在西方已经有足够的余力去考虑如何为优秀人才的成长铺路；在中国还只限于考虑如何让不同背景的学生以公平的方式通过升学来改变命运。我国学校教育功能的缺失受制于教育的筛选功能，当西方的学校教育以发展学生的创造力来实现推动社会发展的目的时，我们的学校教育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公平地分配社会教育资源以实现获得社会生存地位的起点公平。
高考原本是要帮助大学发现那些最有潜力在学业上成功的年轻人，但升学考试发展到今天，已经变成了出题者与应试者的斗智、较量，出题者挖空心思设置各种误区和陷阱诱使考生出错，而考生则想尽办法在考前搜集各种可能的陷阱模式，以避免误入歧途。显然，这样的测试与选拔学术潜力者已无直接关联。
人的智力特征总带有所属社会的文化烙印，或者说，文化烙印会在智力形成过程中留下必然的痕迹。中国的考试历来注重知识的复述、背诵、记忆，在这种对书本知识的记忆力和反馈速度的考试要求中，明确表达了中国传统的智力概念：能够在大脑中大量储备书本知识，并在被提问时快速提取的人就被视作是高智力水平的聪明人。
记忆力好更是聪明的一大标志。在这种智力观下的选拔型考试促成了中国学生的认知特点：依靠背诵记忆、反复训练的方法掌握知识，注重记忆的效率与策略，同时也表现出记忆力有余，创造力不足。思维的特点一般是从流畅性、新颖性、灵活性、深刻性等方面来判断。中国人的思维特点往往是流畅性和敏捷性有余，但新颖性、灵活性、深刻性不足。
培养能力，这才是学习的本质，圣人说，学以致用，意思是说，学习的目的不是学历，而是应用，也就是体现自己的价值。孔子带着门生学习的方法，是到处游历，在实践中验证和充实所学理论，进而将所学升华，一步一个脚印地向人学，向社会学，向自己学；这与现在教育体制不尽相同，因此，学习的目的和方法都是实践，而非学历，更不能一味地睡在成绩优秀的温床上，长此以往，便会导致走向能力上的盲目自卑和学历上的无端自负两个极端。
枷锁4、依赖性强——自我管理低能
据《民主与法制时报》报道，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园内，陪读妈妈成为一道别样的风景。她们的孩子因为沉迷网络游戏而耽误学习，学校通知她们到学校陪孩子读书，并督促孩子远离网络游戏。
中科大东区有四座主要的教学楼，分别叫做一教、二教、三教、四教。很多科大教师所不知道的是，还有一个被学生们称为“五教”的地方。
“五教”位于与中科大一街之隔的“好日子超市”5楼上，是一家名叫“钟情”的网吧。每天几乎是24小时，“五教”里满是打网络游戏的中科大学生。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尖子生，在像“五教”这样的网吧里耗费了大量的青春，甚至长达半个月不回学校。
“五教”存在的背后，则是一群伤心的母亲。为了能够让自己的孩子把大学时光花在教室而不是网吧，至少能够拿到毕业证，她们从全国各地赶来，在中科大校内外租赁了房子，陪着孩子读书。
大批已经成年的大学生需要母亲陪读，这恐怕是中国的特有现象。正是整个社会包括学校和家庭都把学业看得重于一切，促成了这种病态现象。从陪读现象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年青一代因缺乏内在的精神力量而难以自立，而且是两代人的生命同时在白白损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