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社会，人际资本可以作为获得各种个人利益的最重要的工具，因而人际能力也就成为在中国社会获取成功的一种最重要的能力。尽管个人利益的获得依仗于人际资本的积累、运作和人际能力的恰当发挥，即人际能力是个体在中国社会的基本生存能力，但从国家利益和民族发展来看，人际损耗是整个民族和国家科技进步的重大滞后因素。
在中国这个注重人际关系的社会里，人际关系称得上是社会生活里最重要的内容，每个人的大部分心理能量都被消耗在人际关系的调和处理之中。
中国人的人际交往中又有着极为复杂的交往准则，如报大于施、礼尚往来；内外有别、亲疏有间；和合为贵、避免正面冲突；防人之心、不可轻信他人等等，正是这种错综复杂性，使个体在社会感受性和社会角色方面不得不过度关注，其代价是减慢了个人能力的发展速度，即人际能力的发展是以产生心理损耗和精力损耗为代价的。
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到处都渗透着人情的作用，各种规章制度乃至法理的实施都会兼顾情理，这种“人情渗透”现象是中国传统伦理规则的体现。人情关系网的存在使规章制度失去原则意义。譬如在学术领或，人情关系网的存在使学术职务的升迁和学术奖励的分配都不再遵守科学管理的制度规则，而一旦不遵守学术研究的内在标准，学术研究的正常发展就必然受到阻碍。
枷锁12、人情大于法——哪有公平可言
自古以来，中国就被誉礼仪之邦，重人情，是中国人的一大心理特性，从古至今，不曾改变。重人情，有着它的种种好处，但在带来这种利益的同时，也不同避免地存在着一些弊端。
无论是古时旧人情不自禁地吟出的那句“甘为朋友两肋插刀”还是今人的这种逢年过节便要请客送礼的习惯，无不可看出中国人的重人情来。重人情，已经成为了中国这个民族的共性。但这种人格特种在带来种种利益的同时，也不同避免地带来了一些弊端。
一个朋友，为了他的一个不怎么熟悉的朋友被别人说了几句，把那个“欺负”他朋友的人打得满身伤痕，结果被学校处分，被家人责骂。一问他这样做后不后悔，他毫不犹豫地拍着胸膛说，“有什么好后悔的”，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这样的行为在我们的身边比比皆是。世人皆知，中国人历来讲义气，忠于朋友亲信，“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不管多危险，甘为朋友上刀山下油锅，两肋插刀，绝无半点怨言。
中国人的这种忠心义胆，是中国人重人情的最好见证。在这个讲和平求发展的社会，中国人的这种重人情心理对于良好人际关系的建立，世界的和平繁荣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关系的延伸就是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往来与开放，对和平的捍卫。但是，我们在享受这一人情观给我们带来的诸多好处时，也应该看到它的一些不好之处。从朋友说起，这种不分清红皂白的帮亲不帮理将人毒打一顿的行为，无论是哪一方都只是百害而无一利。
说重一点，这重行为其实是一种犯罪行为，这不仅危害到社会治安，也很有可能鼓励了一些青少年的犯罪行为。
上面说的这种甘为朋友舍身的行为固然是中国人的重人情的表现，但中国人的重人情心理还有很多其他表现。
林语堂说人情和面子是中国社会的两个女神。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人情社会，我们的文化注重人事关系的协调，讲究人情、关系和面子。有时，人情大于法，大于天。
近来从媒体得知，美国现任总统布什的两个年轻女儿，因动用别人的证件买假酒喝，被警察逮个正着。惊人的是竟没人出来写条子打招呼、求情通融，为姐妹俩开脱；没人怜惜两位小姐日后要谈情说爱、工作生活，在精神上是否受得起？也没人担心当总统的父亲要治国理民，在面子上挂不挂住？结果两位“公主”被罚款500美元，并罚在社区做义务劳动一周。
这个事例使我感慨万千，但又无从说起，也无能说清。我从心底里敬佩美国的执法者“认法不认人”，敬佩美国人的法律意识和监督勇气，他们实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确实走在我们前面好远好远，这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美国的一任任总统都是在人民的监视之中度过任期的。许多人还会记得克林顿同白宫实习生莱温斯基小姐偷欢之事，被独立检察官一查，让新闻媒体一披露，这位小姐差点成了失业者。克林顿搬离白宫时运走的家具多为礼品，在人们的监督之下，他只得物归原主（礼品归公），乖乖地将价值2.8万美元的家具送回白宫。
在美国，就是总统也别想隐瞒礼品、化公为私。曾有人怀疑尼克松收了支持者5000美元的竞选费没有上报，于是尼克松开了个记者招待会。他和夫人一同出席。他首先说夫人只穿布衣，没有皮大衣。并说他们从来没收过礼品，只有一件礼品，那就是德州一位支持者送给他们小女儿的一只小狗，只此一件，但他们不奉还。尼克松敢于召开记者招待会，说明他不怕监督，能经得起监督。
“执法如山，铁面无私”、“秉公执法、正直公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是千百年来人们对包青天、于成龙、纪晓岚等执法者、掌权人的称赞，也是人们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企盼和渴望。
“人情”之于人，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人与人之间如果缺乏维系感情的人情味儿，那是不可想象的。然而，世上有一种“人情”，却需要我们保持高度警惕。这种“人情”只讲感情，不讲原则，把“人情”看得高于一切。所谓“情大于法”、“三个公章，不如一个老乡”、“酒杯一端，政策放宽”等等，就是这种人情观的集中表现。更有甚者，一些“人情”正逐步演变成糖衣裹着的炮弹，不少领导干部做了“人情”的俘虏。“人情”难却就不再“却”，往往成为不少人堕入深渊的开始！
枷锁13、家族观念强——不利于发展的成分很多
中国社会是一个以家族为本位的社会，家庭对人的塑造力最强，这种家族力量延伸出去就是亲戚朋友以及身边所有人。这种特殊的人情取向，使得中国人被誉为最具人情味的民族。
这种人情促使中国人很维护自身所处的或是周围的团体，这是一个使团体指向一处的向心力，能使这个团体更强大。在这个“亲属”或是“准亲属”的圈子里，每个人都尽最大的能力维护最亲近的人。
陈独秀在《亡国篇》一文中，写道：“（我们中国人）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我们中国，家族的制度，在各国之中顶算完备了。所以中国人最重的是家……”想到我们的俗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再看看我国历史，在用人方面，多是“不避亲。”中国的离婚率在世界各国中是比较低的，你就会觉得，陈独秀所说的很有道理。
现在，中国的“家谱追寻热”逐渐升温。“我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子孙”、“我是成吉思汗的后代”，对家谱津津乐道的中国人明显增多。“证明明代文人某某子孙的家谱被发现，唐代某位皇帝的子孙现生活在某某地方”的报道也不时见诸报端。在古城西安甚至还出现了以代人寻找祖先及家谱为业的人。
在浙江、广东，寻根问祖、修建供奉祖先灵位的祠堂已成为那些先富起来的人中的一种流行时尚。在有中国“顶级富豪之乡”之称的温州和义乌等地，大部分人都以家庭手工业作坊起家，即家庭式作业。
他们从手工作坊开始，逐步发展成为家庭型中小企业。曾出版过《中国家族企业研究》一书的甘德安（音译）认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内部发展起来的企业90%是家族企业。
如果在遵守法律和道德规范的前提下，为自己的家族谋利，也是人之常情。但我们的一些腐败官员为自己后代的职务、财富而苦心经营时，根本就不顾国家的伤害和损失，这也是“重家轻国”的具体表现。
而我们政治教材常常称为贪婪成性的西方资本家，却把大量的遗产捐赠给慈善机构和教育事业。“调查发现，美国多达五分之一的百万富翁把留给子女的遗产限制在‘中产’水平上。富人此举的最大受益者是美国的慈善机构……十年来慈善机构受赠的遗产平均递增15%，2000年达120亿美元的最高记录。因为他们（富翁）担心财富会害了孩子。”（选自2002年5月13日的《参考消息》）
据有关报道，世界上的华人企业，之所以很难发展到类似于“福特汽车公司”这样的水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华人的企业很重视家族观念，企业的主要管理权几乎集中在自己的家族成员当中。
20世纪80年代初的王安公司，成为美国企业的骄子，王安本人也成了美国第五大富翁。但遗憾的是1986年王安将公司传给自己的儿子管理后，招致了公司大多数人的不满，因为王安的儿子并没有能力管理巨型企业，最后王安公司于1990年申请破产。
如果国家成了某个家族的国家，如前伊拉克，国家就难以发展；如果企业成为某个家庭或家族的企业，企业也发展有限；如果行政或教育单位的官员，把国家的财产、国家给予的权利当成是自己家里的，行政或教育单位就会成为腐败的温床。无论是国家、企业，还是其他行政、教育的管理，都应打破家族的管理，而应实行民主管理，才有发展的希望。
从这些方面讲，家族观念有一定不利社会发展的成分存在。但是我认为不忘家、不忘家族才能不忘民族不忘国家。“科学的目标是让我们发现事实，但是我们却有选择自己价值观的自由。”在重选择、重自身价值的今天，没有宗教约束我们的行为，那么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更多表现在为所欲为。
我们必须要用某些共同的价值观念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这些约束应该就在身边，而不是等到要进入法律程序才有所顾及。在繁华之后，尘埃落定之时，思思乡，为家族做点事应该很有意义。相信，随着社会的发展，家族的观念也在发生改变，存精华去其糟粕应该是我们在发展中该时时思考的。
枷锁14、大声喧哗——来自骨子里的自卑
对中国人的大嗓门，台湾学者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讲过一件事：两个广东人在美国街边说话，美国人认为他们就要打架，急拨电话报案。警察来了，问两人在干什么，他们说：“我们正在耳语。”
我们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
在饭馆里吃饭时喧嚣的声音塞满了所有的空间，你想说句话要大声喊出来才能让人听清楚，面对再美的佳肴你也只想草草结束；
公交车上你身边的人肆无忌惮地大声谈笑，你不想听，它却一阵阵地钻进你耳朵，你甚感烦闷却无可奈何；
写字楼的大厅里你在安静地等人，却有人在旁若无人地大声打电话，那劲头似乎是站在荒郊野外；
……
这样的镜头在日常生活中会经常遇到，久而久之，许多中国人习以为常，可外国人不习惯。他们认为，大声喧哗是不文明的表现，许多外国人对中国人的负面印象就来自于大声喧哗，有时甚至把它上升到民族劣根性的高度。
上世纪90年代初，一则新闻报道让许多中国人为之愤怒：巴黎圣母院专门制作了一个牌子，上面用中文写着“请保持安静”！这个牌子无异于在明目张胆地说“请中国人保持安静”！
于是民族主义大爆发，许多人怒冲冲地叫嚷：“为什么不是日文？不是德文？不是越南文？偏偏是中文？明摆着欺负我们吗！”
由之联想到一个字：静。这个字挂在我们的学校、机关、图书馆、医院、银行、火车站、候机大厅、电影院甚至厕所里，只要公共场所，无处不在。这些安安静静挂在那儿的静字，本质上也无异于巴黎圣母院的提示牌，同样是一种无声的呐喊：这儿太闹了！不同的是，这些静字不是法国人写的，而是中国人自己写的。
由此，我们想到古代的大堂上为什么都立着肃静牌？寺院里的山墙上也都刷着肃静字样？看来，巴黎圣母院的提示牌只是抄袭了中国人自己的做法而已。
喧哗习看似一件小事，却暴露出中国人道德体系上的缺损与矛盾，我们不能说那些在公众场合大声喧哗者就一定没有素质的人。
问题在于，很多有素质者何以也习惯了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这种矛盾不得不让我们反思：在我们的经济日益强大的时候，我们的民族精神会不会也随之变得成熟起来？旁若无人的喧哗声没给我们带来方便和好处，反而带回了别人的指责和白眼，让我们的民族陋习被世界文明的大规则小小地撞了一下腰。
中华民族素来注重礼仪。早在战国时代，中国古人就有“食不语，寝不言”的说法。《礼记》中记述了孔子的话“夫礼之初，始于饮食”，也就是说饮食礼仪是一切礼仪制度的基础，其中“毋抟饭”（别抢着吃）、“毋诧食”（咀嚼时不要出声）、“毋刺齿”（不要边吃边剔牙）等礼仪流传千年。
那么，饱受孔学浸染的中国人，何以落下这个让世界人民都讨厌的毛病？
现代社会是利益多元的社会，每个人都想获得利益最大化，其结果就是每个人的利益都得不到保障。比如，在公共场所，一旦有人大声喧哗，其他人为清楚表达，都想以更大的声音说话，结果是每个人都听不清楚别人在说什么。许多人虽不想干扰别人，却不由自主地选择了更大的声音，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进一步恶化了环境，其结果是人人受损。
枷锁15、传统崇拜——创新的天敌
中国式教育，自古就以“遵循心理”为主，几千年来的学者都冲不出墨守成规的笼罩。传统意识在中国一直就表现为根深蒂固，对社会进步的阻力远甚于西方，无法逾越。
传统往往是几千年流传下的规矩，也是轻易不可以打破的。然而，传统是否等于永恒不变呢？
《春风化雨》中的那所古板的男校无疑是传统一个完好的缩影。就像一个守旧的老人，用传统束缚着那些好动，充满生气的年轻人。用纪律作为教鞭把那些男孩身上最具个性的棱角抹去，使他们成为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毫无个性的圆滑的人。
基丁老师的出现给这所死气沉沉的“地狱学校”注入一丝新鲜的血液。他告诉这些年轻人要抓紧时间，不要迷失了自我。他以他特有的教学、思维方式努力去打破传统的束缚。他的独特、他的创新与这所学校那么格格不入。从“卡皮迪恩”到死亡诗社，他在这些受传统压迫下的年轻人面前展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他带领这些男孩从传统的绳索中跳出来，放飞自己的思想，为追求自己的理想而努力。
尽管学生们对他都敬爱有佳，把基丁教师看作自己的朋友，但并不是学校所有人都为基丁老师的出现而高兴，一些家长和老师非常不赞同他的做法。尼尔的父亲便是这其中之一。他希望尼尔能成为医生，他将自己的厚望全部寄托在儿子身上。可尼尔却热衷于演戏，他不愿受到父母管教的束缚。尼尔最后的死是对传统、管教的一种无声的反抗。虽然这种反抗很消极无力，但他的灵魂必将在死后得到精神上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