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美好品质，在这个世界接触日益广泛的今天，也许真地成为了我们民族发展的障碍。改革并不意味着进步，但是进步必然需要改革。我们民族的谦逊，反而为外族欺负我们准备了条件，老虎不发威他当咱们是病猫，现在的国家是以发展为中心任务，但是难道我们为了发展连自己的尊严，自己的气节都不要了吗？
我们国家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无法向小日本、韩国，那样有着强烈的民族情绪，老师告诉我们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点，而我认为这根本不是优点，这恰恰是我们的致命弱点。
中国的聪明是众所周知的，假如每一个中国人都有着强烈的民族责任心，已发展民族产业为己任，抵制外来产品，大力支持我们的民族产业，我想不出一个世纪，我们国家就会相当强大了。
枷锁23、“憋屈”——这样活着不如狗
如今，几乎绝大多数的国人，差不多都生活在一个“憋屈”的世界，这几乎是我国普遍的社会现象。
看一看现实的中国人吧，有几个人的生活不憋屈呢？
小官在大官面前憋屈；
下级在上级面前憋屈；
百姓在官员面前憋屈；
弱者在强者面前憋屈；
穷人在富人面前憋屈；
学生在老师面前憋屈；
孩子在大人面前憋屈；
男人在女人面前憋屈；
傻子在聪明人面前憋屈；
打工者在老板面前憋屈；
……
等等不一而足。
无论什么人，憋屈的生活总是痛苦的。既然是痛苦的，为什么人们还在憋屈地生活着呢？这是因为，一个人如果不甘愿憋屈地生活，生活的现实就会跟他过不去。
试想，如果敢于在上司面前不憋屈，敢于放胆直言，勇于直谏，上司会重这样的“刺头”吗？
如果百姓在官员面前不憋屈，敢于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去讨说法，会有好果子吃吗？
如果弱者敢于在强者面前反抗，那不是自找苦吃，甘挨皮锤吗？
如果穷人在富人面前不憋屈，那不是自寻其辱吗？
如果学生不在教师面前憋屈，老师不会向家长告你的鸟状吗？
如果孩子不在大人面前憋屈，还能称得上好孩子和孝顺儿子、女儿吗？
如果男人不在女人面前憋屈，还能讨到老婆，或讨到老婆之后还会让你沾边吗？
如果傻子不在聪明人面前憋屈，聪明人不是白聪明了吗？
如果打工者不在老板面前憋屈，不就会被老板炒鱿鱼，砸了饭碗吗？
在这种大环境之下，又怎能不憋屈，怎能不出奴才。在官场上，人们常见的是“宁用奴才，不用人才。”因为奴才们甘于憋屈，善于听话，所以我们才会见到、遇到、碰到官场上的庸才、蠢才、奴才，才会见识到法盲、文盲加流氓式的官吏，才会见到草包、酒包、钱包、熊包式的干部。
为社么“憋屈”，山野居士道出了各种根源，是“憋屈”文化造就了“憋屈”的国民。
一直都在教育我们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是不是“憋屈”文化？“吃得苦中苦”，教育我们逆来顺受，“方为人上人”，教育我们去让别人“憋屈”。
“忍一步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这句话是不是教人“憋屈”？
碰到地痞流氓，父母们会要求我们“忍让为先”；
碰到贪官污吏，社会上要求我们“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眼见黑了心的老板肆意压榨员工的行为，媒体舆论却要求老百姓不要“仇富”，却反而宣扬“富人有智慧”论，并强调老百姓各个都应该争先恐后地去给富人们唱赞歌，戴高帽；
小孩子打架，很多父母也都基本上习惯于用“仁义礼智信”那一套去教育自己的孩子：“忍让是中华的传统美德，哪怕是对方错了，也要学会宽容对方，不得与对方有争斗”。结果听信了父母这一套教育的孩子们，在将来，毫无疑问会变成社会上的弱者，他们的未来，面临着的将会是无休止地被他人任意欺凌的命运。
憋屈式的生活，是对人性的摧残，是对人格的压抑，是对人权的歪曲，是民主的桎梏。对于人类来说，只有不憋屈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才是人的生活。憋屈，是造就奴才的温床，正因为大多数人的甘愿憋屈，所以才造就了那样多的贪官污吏，才造就了那样多的为富不仁者，才造就了那样多的黑恶势力，才造就了那样多的奴才。
山野居士告诉我们：
要想最大化的减少社会上的“憋屈”现象，目前我们竭力要做好的就是：普遍提高国民的人文素质并养成尊重他人之基本人权的思维习惯，并尽可能的消灭掉“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之思想遗毒。唯有如此，吾国的国民们，将会越来越真正地远离“憋屈”！
哪里有不平等，哪里就有“憋屈”，这是永远都不变的社会规律！只有彻底的消灭了不平等的社会现象，只有彻底地贯彻执行人道主义精神，只有最大限度地提高整体的国民文化素质和人文精神，我们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消灭“憋屈”现象的衍生。
虚假的“憋屈”虽然永远都无法断绝，但是我们可以最大化地压制那些虚假的“憋屈”，而只有这样做，整个社会，才会尽可能地减少那些真正的“憋屈”。
“憋屈”的文化遗毒造就了整个国家的“憋屈”国民，现在到了该彻底清算那些人文遗毒的时代：假如我们还想打造和谐社会的话！
枷锁24、屈死不告状——过分忍耐吃亏的是自己
“饿死不出门，屈死不告状”，这是千百年来中国老百姓的屈辱、悲愤和痛苦。如果说，“饿死不出门”是教训，是警示，还反映了旧中国老百姓的一种封闭和保守心态，那么，“屈死不告状”除了是教训和警示，还反映了老百姓的无奈和愤懑。
1993年3月30日，张其均之女张玲在濉溪县人民医院手术后，医院错将B型血输入本是A型血的张玲体内，张玲次日死亡。“女儿输错血后，一直喊难受。9个小时里，我一次次找医生，最后给医生跪下了，他们才来抢救，可已经晚了。”张老汉哽咽着对记者说。
首先让张老汉伤透心的是县医院和县卫生局。1994年4月至1996年7月，张老汉在两家单位间奔波了上百趟。找县医院院长，院长叫老人“滚”；找卫生局，干部把老人撵出门。老人找出女儿的卖血证明材料作为医院输错血的证据，县医院院长将老人轰出大门，撂下句话：“这算啥证据？要告你去告吧！”
第二个让张老汉伤透心的是县检察院。张老汉1996年7月到濉溪县人大“告状”，案件很快被转到县人民检察院。可检察院一“搁”就是两年多。其间，张老汉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在他的破屋和高悬国徽的检察院间往返百余趟。两年后，换来一句“建议”：“让公安部门开棺检验血型。”案件随即转濉溪县公安局处理。
1999年2月到2002年，濉溪县公安局先后两次开棺取证，办案人员还违规收取了张其均用高利贷借来的检验费用，可奇怪的是，三年间公安局愣检验不出死者的血型。张老汉屡次催促讨要化验结果，各级公安部门互相推诿，最后干脆拒不接待，面对张老汉的恳求装聋作哑。
整整10年，张老汉怀揣着从8处借来的民间高利贷，跑了几百趟政府部门，被在各部门间转来转去的案件“拖着跑”。张老汉说：“这是个人命关天的案子，可许多干部却斥责我无理取闹！我不怕告状苦、不怕告状累，但实在受不了干部对农民的感情蔑视！我见过上百个干部，只有一个干部起身给我倒了一杯水。”
“苍天不负有心人”，让张老汉铭感在心的惟一给他倒过一杯水的干部叫张敬民，是濉溪县政法委副书记。2002年12月9日，濉溪县公安局将第二次开棺取得的毛发、遗骨等送检淮南医学院法医学系法医门诊。11天后，鉴定结果表明，张玲的血型为A型，确证濉溪县人民医院为张玲输错了血。2003年2月28日，开棺所取标本送检淮北市医学会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鉴定结果：张玲死亡原因是由于输入大量血型不合的B型血液所致，属于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建议医方承担70％的主要责任，患方承担30％的次要责任。只用2个月，张老汉10年沉冤便大白于天下，张其均全家获赔7万余元。一个板上钉钉的一级甲等医疗事故，竟让老人跑了10年，跑的家破人亡，花费了15万元，遭受了罄竹难书的屈辱，难怪他发出“屈死不告状”的呐喊！但这呐喊中却饱含屈辱、无奈、冷漠与愤怒。
从这一桩小案被法院审理过程，可以看出老百姓今天告状到底有多难。反省这一案件，除了冷漠、推诿之外，别无其他。但是，这起案件本身并不复杂，稍微调查一下就能真相大白。张老汉告状，并非无理取闹，他登门告状的部门都有权也有责任受理该案。但张老汉十年告状缘何无人理？对此，假若只是对众多部门和党政干部用“冷漠”、服务意识淡薄等字眼来评价，那也未免太过于轻描淡写了，也规避了矛盾，没有揭示出问题的实质。
“屈死不告状！”这声呐喊振聋发聩，它应震醒那些麻木、冷漠的领导干部，同时也向社会敲醒了一个警钟，解决“屈死不告状”问题，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特别是贯彻中央依法治国精神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建立和完善监督约束机制与问责机制，别让张老汉的悲剧“重演”了。
当然，还要明确，法律是人民的法律，法院是人民的法院，老百姓告状是行使自己的权利，是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法律是为之服务的，法院大门是为之敞开的，任何推诿、拖拉和敲诈都要受惩处的，任何歧视都是要受谴责的，只要有理，只要合法，您就大胆上法院去告状！
枷锁25、奴性——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解思忠同志在其《中国的国民素质》一书里明确指出：
中国人在奴性的另外一面还有着主性——这种“主性”，并非是当家作主的主人翁态度，而是奴役别人的心理。在主奴尊卑型等级制中，一个人的主奴身份并非是一定的，几乎人人都兼有主奴双重身份：对下是主，对上是奴。于是，几乎人人都形成了一种“既当主子，又当奴才”的观念，我们不妨称之为“主奴意识”。抱着这种主奴意识的人，对上俯首贴耳，对下张牙舞爪。正如鲁迅所说：“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但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我曾经憧憬过、探索过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终于发现完全的平等，就像安徒生童话里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在火柴光中所看到的幻象。
翻开中国古代史，那些反抗压迫揭竿而起的胜利者，尽管他们也来自社会底层，深知民间疾苦，却从没有想到一举击垮人压迫人的制度。相反，还摇身一变成为这个制度的维护者、压迫他人的主子。仿佛这世间之人，都只能按主仆划分。
儒教的教义又把这种人格意识加以系统化和理论化。如“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之三纲，使等级化实现了极端彻底。如此的一级压一级，一级待候一级，每个人既受上面的气，又把下面的人当成出气筒，长此以往，一代又一代，使人们的心理严重变态，人格严重扭曲。这种民族式的根性以其顽强的繁衍特征生生不息，一直延续到今天。
为医治国人灵魂而毅然弃医从文的鲁迅先生，读他的文，在为其嬉笑怒骂的老辣行文酣畅淋漓之时，也时不时会脊背发凉、冷汗四溢地心虚，怀疑他字里行间讽刺的，就是自己。
阿Q是人所共知的国民典型，他在人们的心目中可谓是万劫不复的奴才。阿Q因为要和赵太爷认本家，被打了一个耳光后，“只用手摸着左颊”，就退出去了——露出的是一副“奴样”。
然而，阿Q并不只有“奴样”，对王胡、小D之类的人物又现出“主子样”——“有一年的春天，他醉醺醺的在街上走，在墙跟的日光下，看见王胡在那里赤着膊捉虱子，他忽然觉得身上也痒起来。这王胡，又癞又胡，别人都叫他王癞胡，阿Q却删去了一个癞字，然而非常渺视他。阿Q的意思，以为癞是不足为奇的，只有这一部络腮胡子，实在太新奇，令人看不上眼。他于是并排坐下去了。倘是别的闲人们，阿Q本不敢大意坐下去。但这王胡旁边，他有什么怕的呢？老实说：他肯坐下去，简直还是抬举他。”
俗话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阿Q就是让人又恨又怜的典型。其实，在鲁迅的《阿Q正传》中，何止阿Q具有这种主奴意识。赵太爷当年打阿Q时，是一副“主子样”；然而，当他失意的时候，也现出“奴样”，居然称呼他平时最瞧不起的阿Q为“老Q”。
阿Q和赵太爷的时代虽然已经过去了，但他们的主奴意识还或多或少地留存在我们国民的观念里。现实生活里，有些人就习惯于既当“大爷”又当“孙子”，在“孙子”面前是“大爷”，在“大爷”面前是“孙子”。在上司面前、在更强者面前不惜当“孙子”，又要找到心理平衡，于是在弱者面前往往充起了“大爷”。
主奴性人格体现出中国人格的两面性，这种两面性正是扭曲人格的表现。体现主子性人格的有：称王称霸、装神作圣、专横残暴、狂妄自大、谄上欺下、无法无天、顽固不化。体现奴隶性人格的有：忍从驯顺、虚伪狡诈、依赖无赖、散漫懒惰、自轻自贱、轻信迷信、封闭保守。主奴两方面的人格特征相反相成，非常矛盾而又统一地体现在同一个人的同一时期中或同一个人的不同时期中，根据不同的环境、针对不同的对象，他会表现主奴性人格中不同的方面。在某群人面前占上风时，他就更多地显露出主子的人格；在某人面前占下风时，他就更多地显露出奴隶的人格。
法国社会学家托克维尔曾说，一个国家最不容易改变的东西就是习惯。作为习惯的一种，观念的变迁远比推翻一个旧时代要困难得多。无论是奴性和还是主性都是强调人身依附的旧时代打在今天人们身上的烙印，每个人的心里都多少残存着它们的影子。要想真正摆脱“三座大山”在心灵上的压迫，就必须拿出破釜沉舟的勇气和决心，不为奴，不为强权下跪，也不做凌驾他人的主。
振兴中华既然是每个中国人不可推却的责任，那么彻底革除“既当主子，又当奴才”的观念，摆脱“主奴意识”枷锁的束缚也就责无旁贷。
枷锁26、男人不色不是英雄——感情世界越来越混乱
不分年龄、身份和地位，小三也就是“第三者”的威胁无所不在。
提起小三，20岁的漂亮女孩芊芊一脸无奈——倒不是为她遭遇的小三，而是为她那年逾古稀的奶奶。
芊芊的老家在汕头，作为80后的女孩，芊芊虽然独立、开放许多，骨子里的贤良品质却依然如故。父母的一辈子恩爱让她坚信：选定了伴侣就是一生一世，永远不要松开。然而去年底，芊芊的爷爷却公然包起了“二奶”，让整个家族都无法接受。
芊芊说，爷爷不仅搬离了住所，给小三买了一套两百多平米的房子居住，还购置了豪华的各种家居设备，俨然要把小三安顿在奢华金屋之内。在芊芊看来，爷爷的身家丰厚，钱财和物质水准才是吸引小三的原因，否则那个才四十出头的女人怎会看上满脸沧桑的爷爷？而对爷爷来说，芊芊认为，性方面的满足是他鬼迷心窍的原因，“那个女人一点也不漂亮，但是很丰满，也很风骚”。最让芊芊接受不了的是，听说这个女人之前已经结过四次婚，说她对爷爷是真情恐怕没人会信。不过，这一次爷爷意志坚定，从最初偷偷摸摸到嚷着要离婚，完全不惧邻居的指点，很显然，在这场奶奶和小三的战斗中，小三胜得很漂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