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语不惊人誓不休的八卦解读，透露出明显的沽名钓誉目的。但匪夷所思的是，如此哗众取宠的言论竟然真的广为关注和流传，这些有“独到学术发现”的专家学者不仅未受任何惩戒，反而因此迅速蹿红名利双收。
俗话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谁也不想默默无闻地活一辈子。人各有志。但是，在求取功名利禄的过程中，国人往往会被名利遮住了眼。
唐朝诗人宋之问，有一个外甥叫刘希夷，很有才华，是一位年轻有为的诗人。一日，希夷写了一首诗《代白头吟》，到宋之问家中请舅舅指点。当希夷诵到“古人无复洛阳东，今人还对落花风。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时，宋情不自禁地连连称好，忙问此诗可曾给他人看过，希夷告诉他刚刚写完，还不曾与人看。宋之问遂道：“你这诗中‘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两句，着实令人喜爱，若他人不曾看过，让与我吧。”希夷言道：“此两句乃我诗中之眼，若去之，全诗无味，万万不可。”晚上，宋之问睡不着觉，翻来覆去只是念这两句诗。心中暗想，此诗一面世，便是千古绝唱，名扬天下，一定要想法据为己有。于是起了歹意，命手下人将希夷活活害死。后来，宋之问获罪，先被流放到钦州，又被皇上勒令自杀，天下文人闻之无不称快！刘禹锡说：“宋之问该死，这是天之报应。”
自古以来胸怀大志者多把求名、求官、求利当做终生奋斗的三大目标。三者能得其一，对一般人来说已经终生无憾；若能尽遂人愿，更是幸运之至。然而，从辩证法的角度看，有取必有舍，有进必有退，任何获取都需要付出代价。问题在于付出的值得不值得。为了公众事业，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为了家庭和睦，人格完善，付出多少都值得。否则，付出越多越可悲。
客观地说，追求名利并非坏事。一个人有名誉感就有了进取的动力；有名誉感的人同时也有羞耻感，不想玷污自己的名声。但是，古今中外，为求虚名不择手段，最终身败名裂的例子很多，确实发人深省。
宋之问并非无能之辈，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都是很有建树的人。就宋之问来说，即使不夺刘希夷之诗，也已然名扬天下。糟的是，人心不足，欲无止境！俗话说，钱迷心窍，岂不知名也能迷住心窍。一旦被迷，就会使原来还有一些才华的“聪明人”变得糊里糊涂，使原来还很清高的文化人变得既不“清”也不“高”，做起连老百姓都不齿的肮脏事情，以致弄巧成拙，美名变成恶名。
求名并无过错，关键是不要死死盯住不放，盯花了眼。那样，就一定会走上沽名钓誉、欺世盗名之路。
苏东坡先生说得好：“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美名美则美矣！只是对于那些还有一点正义感，有一点良知的人，面对不该属于他的美名，受之可以，坦然却未必办得到！得到的是美名，却同时也是一座沉重的大山，早晚会被压垮，压得喘不上气来。
毛泽东认为，在荣誉面前，应当有真诚的谦逊，有“盛名之下，其实难负”的自知之明，而绝不能沽名钓誉，不能弄虚作假以骗取虚荣，不能贬低他人抬高自己。
沽名钓誉最大的表现就是急功近利、好大喜功。但是，真正的荣誉感是不去做那些华而不实的事情，而是脚踏实地的做自己该做的事，不会只管表面的成绩，不专讲虚假和爱慕一些和实际名声不相干的东西。
但是，现实情况是，沽名钓誉其实已经渗透在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的社会已经到处都弥漫着一股沽名钓誉的空气。
有的人在工作中沉缅在弄虚作假的风气之中，擅长于做表面文章，搞各种各样的形式主义，热衷于表面上的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做做样子是拿手好戏，至于究竟有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有没有什么实际效果，他们丝毫也不会计较，他们追求的就是要那种所谓的轰动效应或者是连锁反应。
有的人一心只想着如何往上爬，希望官职越来越高，权力越来越大，如果德才兼备自然应该是无话可说，问题是有的人是要才无才、要德无德，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这些人也一心想着快快上爬，官职小了不行，有职无权不行，提慢了也不行，总是梦想着一年一小提、三年一大升，而且哪里的位置好、有油水，就想着往哪里走，就下功夫往哪里钻。
有的人热衷于只做一些场面上的事，穿插于各种能出头露脸的场所，沉缅于各种社交场合、应酬活动，就是不做实际工作。
有的人不愿脚踏实地，也不愿扎扎实实打基础，却在心里想着一夜成名，一心想成为将军。
有的人不是想着如何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劳动，也不愿付出艰巨的努力，却想拥有万贯家财，梦想一夜暴富。
有的人总是想着让人抬轿子，热衷于那种前呼后拥的氛围。
……
凡此种种，真的是有些令人言说不尽的感觉。
从本质的意义上来说，沽名钓誉是因为缺乏理性。是短视的产物，缺乏的是远见。也是人类自身发展并不成熟的表现。
一个缺乏理性的民族是一个不成熟的民族，一个缺乏理性的人，是一个不成熟的人。在沽名钓誉情绪的控制下，人很容易走上偏离合理合法的轨道。这种结局也许有足够多让人同情的理由，但再多的理由也构不成行为的合理。
做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人，要前进，要发展，最需要的是理性而不是沽名钓誉，只有沽名钓誉而缺乏理性，最终只会导致自身走向毁灭。一个理性的社会、理性的民族、理性的国家，要走向繁荣，最要紧的是需要一种平常的心态，缺乏这种平常心态，最终会走向极端。
沽名钓誉或妄自尊大均不足为法，所以人生的第一件大事便是了解自己。
1993年，56岁的王选功成名就如日中天，但一件“小事”却深深地震撼了他的内心。利用春节放假的两个星期，王选闭门谢客、殚精竭虑搞新设计，没想到他的一个学生看了他刚完成的设计后直截了当地说：“王老师，您设计的这些都没有用。”对一个为探求创新奉献了一切的科学家来说，最残酷的判决可能便是忽然发现自己已经落伍，多少优秀的科学家都曾因此失落、失衡、失意。巨大的震动下，王选不由得回想起自己历经坎坷的奋斗历程。在他最具创造力的年华，他只是个无名小卒，为实现自己创新和飞跃的梦想，受到过时代的、政治的和已经落伍却固持己见的“权威们”多少干扰和压抑。如今，当他站在了“权威”高台上，又该怎样面对今天的自己和今天的“小卒”？
他断然决定，退出科研第一线，全力扶持青年科学家，为他们创造最好的氛围和环境，帮助他们尽快登上自己的创新高峰。“今后衡量我贡献大小的重要标志，就是发现了多少年轻才俊。”
王选的成功正在于有“自知之明”，但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像他一样，跨过人生这道槛，勇于承认自己“不行”。
枷锁20、明哲保身——人总要有一点正义感
周宣王时，有一个大臣名叫兮甲，字伯吉甫，因为他担任的官职是尹，史书上称他为尹吉甫。
当时，西北方和南方的一些部族经常进犯西周的领地。周宣王就派尹吉甫和另外一个大臣仲山甫一起去征讨。尹吉甫在和仲山甫共事的过程中，发现仲山甫很有才能，对周宣王赤胆忠心．对他十分钦佩。两个相处得十分融洽。
有一次，周宣王派仲山甫到齐地去筑城，以防御外族的进攻。尽管任务十分艰巨，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去了。临行前尹吉甫写了首诗送给仲山甫，赞美他的才能和道德。诗中有四句是：“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意思是说：仲山甫贤明智慧，明达事理，不参与可能危及自身的事。他日夜操劳，不敢懈怠。兢兢业业地效忠周宣王一人。
根据尹吉甫的诗，后人引申出了“明哲保身”这句成语，原为褒义，指明达的人不参与可能危自己的事。后来，被逐渐演化成贬义，用以形容不顾集体，只想保持个人利益，回避原则斗争的那种庸俗作风。
“明哲保身”是中国人普遍秉持的人生哲学。朱子说：“明是明理之明，哲乃了然于心，保身则是依道理进退而处世，于是罪刑、灾祸不至。”
中国人凡事先求自保。遇到突发状况，就会遵循明哲保身的哲学分析形势，当进则进，当退则退。形势不利时，就要及早抽身，“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何必逞匹夫之勇呢？
明哲保身，一个让人鄙视的贬义词，却被许多现代人有意无意地实践着。不知道人类进化了那么多年，胆子怎么会变得越来越小。公车上看到有人偷钱包，却没有人敢吱声；路边有人打架，只有看得人却没有劝的人。不知道如何评判这样的人心，到底是变精明了，还是变得冷漠了，亦或是变得懦弱了？事不关己的做法，虽然毫无人情味可言，也算认了，谁叫这个社会太残酷，太冷漠。但是关系到自己切身利益的事情却不敢站出来为自己辩解，实在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难道明哲保身就是一味的退让，甚至牺牲自己的利益吗？
有这么一个有趣的故事：
有甲乙两个人，乙在路上捡到一把斧头，甲说是你自己捡的，与我无关。后来斧头的主人追上来，要讨回斧头，甲说是你完了，不是我完了。这种做法看似很有智慧，实际上是明哲保身，而害了自身。你以为斧头的主人追上来还管你甲乙谁捡的？保不准两个人都凑一顿，或者报案处理了。还容得下你在隔岸观火？
明哲保身其实是一种逃避。东晋大诗人陶渊明青年就弃官隐仕，留下一大批山水诗作，后世赞颂他是独善其身，不与世俗同流合污。而我却说他只是一个明哲保身的小人，不值一提。没错，官场纵然黑暗得很，皇帝纵然昏庸得很，但你就一气之下，不为五斗米折腰，就这样弃仕而归园，你不觉得有些可惜吗？不管天下人的死活，只顾你自己逍遥快活，这就是你的安身立命的处世原则吗？你以为你这样做很聪明，还是很有骨气？
我想你什么也不是，你只是一个小人，明哲保身，结果害了自身。你安心过悠然的田园生活，你有想过你的妻儿，你的父母吗？显然没有，不然你怎能说走就走，隐居深山，不事天下呢？你没有扶大厦之将倾，视为不忠；你没有使父母安享晚年，视为不忠。不忠不孝之人，有何德之能立命于世呢？你有何颜面对东晋大诗人这个美称呢？纵然你才华横溢，别有诗书气自华，又怎能摘下“不忠不孝”这帽子呢？
清雍正年间的大将军年羹尧在镇守西安之时，广求天下之士，厚养幕中。有一位举人叫蒋衡，应聘前住。年羹尧喜爱其才，对他说：“下科状元一定是你的。”
年羹尧说话口气如此之大，正是倚仗他自己的功劳以及与皇帝的特殊关系。蒋衡见他威福自用，骄奢之极，就对他的一个同僚说：“年羹尧德不胜威，当今万岁英明神武，年大祸必至，我们不可久居此处。”他的同僚不以为然：年羹尧的权势正如日中天，多少人巴不得投奔到他的门下呢！
蒋衡不顾同僚劝阻，执意称病回家。年羹尧挽留不住，取1000两黄金相赠，蒋衡坚辞不受，最后在年的坚持下，只接受了100两。蒋衡回到家不久，年羹尧果然就出事了，牵连了不少人。年羹尧一向奢华，送人不到500两黄金的，从来不登记，蒋衡因故只接受百两之赠，从而确保自己平安无事。
如此看来，蒋衡还算个明白人。但是，他又是不完美的，他“合理”地钻了“制度上”的空子。他的“明哲保身”还是消极的，与大名鼎鼎的司马迁“不让污点沾身”相比有很大距离。
西汉汉武帝刘彻在位时，司马迁在朝中当太史令，负责编写《史记》。有一天，朝中最得势的将军派人送来一件礼物。司马迁的女儿打开了精致的盒子，不禁惊呼起来：“太好了，真是稀世之宝啊！”这盒子里放着的正是一对世间罕见的珍宝———玉璧。
司马迁见过无数的牙雕、犀角、珍珠、玉石，但从来不屑一顾。他见到这对玉璧感慨万千，颇有触动，不禁叹道：
“这样圆润，这样光洁，真是‘白璧无瑕’。玉璧如此，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我是一个平庸而品仕低下的小官，从来没有敢以白璧自居，但如果收下这样的礼品，我身上的瘢痕污点就增添了一分。”
他思忖着，叫女儿包好玉璧，交给来人带回。
司马迁的伟大，不仅仅是因为他编撰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还在于他人格的高尚。他在权势面前不低头，在美玉面前不动心，始终恪守不让污点沾身的人生准则，因此才活得坦然自信，死后才名垂青史。
支持正义的人需要有声援的力量才能成得了气候，这个道理在近代中国史上早有了成功的实践经验，只有团结才能压倒邪恶势力，似乎现代人已经很久没有学历史了，早忘了这个道理。不管身边有没有支持者，我们全家都会坚持到底，因为我们至少还懂得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害。如果自己的利益都保护不了，要为了面子而委曲求全的话，这样的人活在世上还有什么骨气可言呢？如果这些人生活在黑暗的旧社会，估计也只能有苦说不出了。
枷锁21、财迷——言必称金钱
数千年来，中国一直就是一个最怕谈钱的民族。孔子曰：“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又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圣人是不屑言利的。孟子说：“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庶之徒也。欲知舜与庶之分，无他，利与义之间也。”亚圣是“耻”于言利的。
但是“君子不言利”，已是遥远的古风；“言必称金钱”，则是现代的流病。世俗民间却有着非常势利的价值观，如“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古谚便是佐证。随着传统道德观念的衰微，中国人压抑几千年的势利欲望终于获得了解放，从“金钱万恶”走向“金钱万能”的极端，“发财教”成了全民唯一信仰，在今日中国，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标准就是一个“钱”字，不论官员、教师、商人或妓女，在金钱面子都是孙子。
在多数国民以发财为奋斗目标的今天，别说是新朋旧友相聚，哪怕是陌路人萍水相逢，无论雅俗，开聊之后，鲜有不谈钱的。钱本身无雅俗之分，与人相聚，以钱为谈资，有时可以互传信息，生发灵感，比如同行相聚，谈谈本行如何提高经济效益；志在致富的人见面，成功者讲讲发财的门路；说者也许无心，听者说不定就有效仿之念，或是生出奋发思齐之志，若干年后，没准就能变富。如此谈钱，岂非好事？然而，有些人谈起钱来，扫了别人的谈兴不说，甚至使人感到尴尬，或被人小看。
同行谈钱，容易理解。若非同行，且爱好迥异，坐在一起，自然话题涉猎繁多，或谈时事政要闲趣，或谈文学琴棋书画。当大家谈兴正浓，你却询问对方收入几何，或大谈自己收入如何丰盈，岂不大煞风景。假若文学爱好者正谈散文，你却询问一篇散文能值几何；书法爱好者正相互切磋记忆，你却问他们一幅字能售几何，此时很可能被人贻笑大方，说你俗不可耐。
CCTV《对话》栏目曾经邀请了中美两国高中毕业生参加节目。美国的学生都是本年度美国总统奖的获得者，中国的学生也是被北大、清华等顶尖学府录取的优秀毕业生。两“军”狭路相逢、短兵相接，孰高孰低，很快见分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