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在两年前写的一篇文章，现在女儿已经上初二了。她的作业量没有任何改变。我家住在六楼，她每天回家的脚步声非常沉重，我知道那声音一大部分来自那个书包，我曾幻想过把一个快乐轻松的女儿放进家门，而把那个书包关在门外，但那样的日子从来没有一天来到过。很多有儿女还在上学的家长跟我说过，一家中最辛苦的是孩子，早上起得最早，晚上睡得最晚。但就是这样，别的科目我不敢说，就文学而言，我相信这些苦难的孩子并没有学到什么。我的一个考上清华大学的外甥女，就基本没有写作能力，她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在重点学校，她写作文就是为了应付考试，在她的文章中，我几乎没有看到过真正的心里话。很多人已经把文学看成是一个附属的令人厌倦的东西了。这与使人生厌的语文教育是分不开的，我坚信如果按教科书中的方法来写作或欣赏文学作品，那将离文学越来越远。
从上面这篇文章的字里行间中，我们不难读出诗人邹静之的愤怒。诗人与愤怒似乎总是联系在一起的，但诗人对语文教育乃至应试教育的愤怒，却是史无前例。
而当今中国教育对青少年学生灵性与智慧的扼杀，仅仅是语文教育，还是已普遍存在于当今中国青少年学生的曰常学习之中？
这恐怕只能留待教育学家和社会学家到校园、到学生毕业后的流向中去作专题考察了。
在中国，应试教育的压力，无所不在地挤压着尚稚嫩的中小学学生，并且无所不用其极地榨取着他们某一方面尚未发育成熟的潜力，从而使众多年幼的人生沿着升学及考试排队的坐标，或蹒跚前行，或攸然突进。那些经历千辛万苦突出重围，最终在分数和升学的台阶上名列前茅的，便自然而然地成了家长和老师心目中的优胜者，形形色色的奖励和赞许也自然而然地飘然而至。但且慢，这些大都被“逼”出来的“优胜者”能成为人生和社会真正意义上的胜利者吗？
高分学生背后的忧患
奇怪！高考状元进北大后成绩平平
1995年，一份对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招收的14名全国高考状元的跟踪调查曾爆出惊人结果：时隔一年之后，这些状元们成绩平平，且大多表现出心理脆弱、惟学至上、缺乏创造性、没有主人翁精神、不敢面对困难与挫折、漠视集体生活与社会活动等缺点。尤甚于此的是，某中学一位国际奥林匹克竞赛冠军竟是连日常生活都不能自理的“演箅机器”。人们担心，这些从书本和考场中走出来的状元和冠军们将如何面对未来社会的竞争，如何在以综合素质和技能为惟一衡量标准的考试的社会生活中走自己的人生路。
1997年10月，湖北日报社办公室的任浩在《中国青年》编辑部的一篇来稿中这样评论一这不能不说是教育的悲哀：学生的五彩天性被“升学至上”的教学指挥棒和“不得不出”的分数排行榜将紧紧捆束在书本和考场中，不闻窗外事，但读圣贤书，以此造就出一批又一批的重点和名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教育能够是、而且必然是一种解放。”但我们大多数教育工作者显然还不适应这种作为解放的教育，因为经验告诉他们：在“论分取士”的升学考试面前，升不了学，谈何解放！在他们看来，学以应试就是“学以致用”最好的注解。为了便于记忆和考试，他们凭借多年的经验和对出题人心理的深入揣测，把书本知识捏合成一块块“精制”面团，通过一轮接一轮的“强化训练”将学生的个性理解和创造思维腌制成齐一和中庸。我们不难想象，没有消化的咀嚼将是何等干瘪、乏味和不得要领。笔者曾听说一位资深语文老师讲考试作文时，要求他的学生把“想起钱学森，联系孔繁森，批判王宝森”作为某类文章的引论，据此生发，并保证这样的作文肯定得高分。我不知道这些失去个性创造的公式化训练模式对提高学生的母语能力会起多大作用……
随着市场经济对社会生活的深入渗透，求职与生存的激烈竞争早已将功利的触角延伸到教育的每个层次。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孩子们一再被告知这是最直接最实用的谋生手段，读书升学，学优则仕，成了育人者和受育者的当然选择。于是，过去那种“小呀嘛小儿郎背着书包上学堂”的陶然天趣早已不复存在，因为孩子们的书包装满了永无休止的家庭作业和林林总总的复习资料，他们不得不将大部分本该踏青郊游的时间花在课桌和写字台上，将弱小的双肩交给满当当的沉重。于是，作为解放的教育成了“不能承受之轻”和提前进行的生存演习。当各种名目的奥林匹克班蜂拥而出的时候，当学生一次次地经历快班和慢班的再分配的时候，当校园里厌学、逃学、惧学事件接踵发生的时候，当高分低能的“状元”们除了考试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关心的时候，我们真的应该仔细想想：教育怎样才是科学有效的？“孩子的教育问题是最难解决的也是解决不了的问题”，一位著名学者感慨如斯，因为，我们既不能回到单凭手上的厚厚老茧或者“根正苗红”的出身获取升学资格的年代，也不可能对现行考试制度全盘否定，言其一无是处。考试制度自有它公允的一面，问题是我们如何消除这种制度日益暴露出来的非公正性因素，使人才培养和选拔机制臻于科学、至于完善？
十年树木可参天，百年树人宜瞩远。由教育造就的国民性格是坚强、振奋还是脆弱、猥琐，将决定这个民族的前景是光明还是黯淡。今天，我们实在没有理由盲目乐观，没有时间津津乐道于那些精心炮制的统计数字。每个不想把“文盲大国”的标签贴到21世纪的人都应该警醒，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不是一句说说而已的漂亮口号，而是世纪伟人出给我们的一道颇具哲学意味的思考题。鲁迅说：“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是的，惟有教育的灵魂发扬起来了，中国才有真进步。
新鲜！“第十名”学生在社会出类拔萃
时间刚刚进入2000年，一个经过长时间观察研究的新的教育现象经媒介报道之后，引起方方面面的共鸣和关注一一那就是杭州市天长小学周武老师所发现的“第十名现象”。2000年2月18日《中国妇女报》的“家庭周末”专栏刊登了李作明采写的报道一53岁的周武是杭州市天长小学任课多年的班主任。1989年，他开始了一项关于该校小学毕业生成长经历的跟踪调查。10年的调查他发现了这样的规律：在实行百分制的情况下，在小学期间前几名的“尖子”在升入初中、髙中、大学（乃至工作之后）有相当一部分会“淡出”优秀行列，而许多名列第十名左右的学生在后来的学习和工作中竟很出人意料地表现出色。周武将这一现象称为“第十名现象”。
周老师是怎样发现这一现象的呢？1989年国庆节期间，在杭州市郊区的灵山山庄度假村，杭州市天长小学72届一班毕业生的聚会在这里进行。这次聚会，大家还特意将他们当年的班主任周武老师邀请到场。在来此聚会的32名同学当中，已有3名工程师，两名副教授，两名“局级”，3名“副局级”，4名公司经理……
其实，不论大家有多大的成长和进步，老师都不会大惊小怪。但是，令周武老师惊异的是，聚会中这些业绩较为突出的同学，在小学时期大都是学习成绩不够显眼的学生；相反，当年老师们很喜欢的几个尖子生却大都业绩平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