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教育套上枷锁，让教育在圆桌上尽情地充分地发挥舞蹈表演天才，永远也不会有真正的舞蹈艺术出现，而最终只能是把教育累死。高考的标准化、统一化是一座横在教改之路上的奇大无比的高山，不把这座高山搬走，教育改革是不会有出路的。
试一试：高考不再一次定终身
2000年高考在即，6月28日的《扬子晚报》又报道了江苏建湖县某中学高三年级发生的一幕惨剧：成绩落后的哥哥竟将成绩好的弟弟从教学楼四楼推下，摔成重伤。
报道说，该校高三年级理科班学生王玉生和同年级文科班学生王健是一对远房叔伯兄弟，玉生长王健1岁，两人从小一起长大，情同手足。升高中以前，玉生的成绩一直比王健好，但进人高中后，玉生虽然十分勤奋，但成绩却逐渐下降，在班级为中下水平。相反，王健成绩却直线上升，一直稳居班级前十名，按照老师的说法，考本科十拿九稳。一个多月前，状态不佳的玉生又患了胸膜炎，他却不敢耽误学习，只是偶尔请假去看病或回家拿点药，但人却慢慢变得“迂”了起来，上课听不进东西。这期间，王健的父亲为了保证儿子能专心复习，在镇上租了一间房子，让王健搬出了集体宿舍，爷爷也特地从乡下赶来为其烧饭，并让仍住在学校集体宿舍里的玉生来搭伙。哥俩同桌吃饭、同去上学，亲密无间。随着高考日期临近，玉生显得越来越烦躁，多次流露出放弃高考的想法。
王健的父亲接受该报电话采访时介绍，23日是学校组织学生正式填报高考志愿的日子。当晚6点多钟，兄弟俩像往常一样，一同吃完晚饭，双双赶往学校。王健告诉哥哥，他决定把苏州大学法律系作为第一志愿，而玉生自知成绩不很理想，打算填报盐城工学院。孩子们的父亲也都到学校给孩子们打气。起先，玉生一个人趴在教学楼的栏杆上发愣，后又对自己的父亲说：“心里乱得很。”父亲便叫他到王健的教室去找弟弟谈谈。王健看到玉生后，热情地将哥哥拉到四楼教室西边的平台上去谈心。两位父亲站在教室前的走道里聊天。晚8：20，老师来发正式志愿表了，两位家长便到平台上去喊二人进教室。这时的王健正坐在平台北侧的女墙上，和对面站着的哥哥说话。“回教室吧”，两位父亲的话音刚落，就见王玉生突然伸出右手，朝着王健的胸口猛地一推，王健顿时头朝下翻滚着从四楼摔了下去，当即昏迷。玉生从口袋里拿出水果刀，向自己的胸腹连戳了两刀。
记者从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了解到，严重脑挫伤的王健入院后一直昏迷不醒，目前仍没脱离危险。玉生用水果刀刺伤自己腹部后，被送往医院治疗。其间又屡次自伤，经过多天疏导，情绪才稍稍稳定。259，建湖县公安局对王玉生作出刑事拘留的决定……
大量的事实早已证明：应试教育、尤其是一次性高考所带来的压力和负面影响是巨大的，长期以来，考试的指挥棒把教师、学生以及他们的家长搅得团团转，一切的一切除了考试还是考试，除了分数还是分数，因材施教及让学生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宗旨被考试和升学的标准屠刀杀戮得七零八落，而所有的一切考试最终都是为了决定学生命运的高考——为什么不改变现行的高考制度呢？
早在1995年，围绕此一全社会关注的问题，我就对此作了专题采访，并于该年度第9期的《中国青年》杂志上作了报道——
如果说人生真是一场赌博，那么一次性高考便是人生的最大赌场
按说，风华年少的孙燕征是幸运的，因为他生长在首都北京，而且上的是条件不错的北京师大二附中，学习成绩在高三年级名列前茅。
然而，孙燕征却又极不幸运。1995年7月7日高考的第一天，他刚刚来到实验中学的考场就突发眩晕、心律加快、血压骤降。他被送进了实验中学医务室，值班大夫对他进行了紧急处置，但情况未见好转。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实验中学副校长张锦斋立即与西城区高招办联系，得到的答复是：应尽快处理，如不能在规定时间前入场，将失去考试资格。学校立即与二龙路医院取得了联系，该院大夫立即赶到学校。
经过紧急处置，小孙血压基本正常。他与父亲向有关负责同志表示，坚决要求参加考试。小孙被父亲抱进了考场。学校临时决定将孙燕征的考桌放在门口。孙燕征咬紧牙关开始答题，梁江华大夫搬了把椅子坐在了教室门口，一直注视着孙燕征……
就在孙燕征眩晕之前，北京的不少考点已为考生作了充分准备：药品、氧气袋、担架和绿豆汤。针对近日气温较高的情况，不少学校还临时卸掉了教室的所有窗户以保持通风，必要时还将在楼道洒水，用电风扇为教室送风。
紧张，实在是太紧张了！看看考场外那数不清的焦躁不安的考生家长，你不难想像，这种紧张实在不亚于出征战火纷飞的战场。
一位考生说：“怎能不紧张！上了12年学，不就为了这几天吗？”
一位比考生显得更紧张的家长说：“我今天送孩子来考试，不为别的，只是为送别她12年来的中小学生涯，12年了，我已送了12年！”话未说完，这位父亲已是泪水涟涟。
湖南，高考来临之际，一场更大的担心正日益折磨着考生、家长和教师的心灵：6月中旬以来，湖南全省连降暴雨和大暴雨，80个县市发生了罕见的洪涝灾害，近6000所学校受灾，毁坏学校173所，死亡师生近50人，有近20个高考考点被水淹没，湘西、张家界、常德、益阳等4个地市的试卷不能按时起运，随时都将危及近50个考点全国性统考的按时进行。省政府不得不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把抗灾保高考纳入当地抗洪救灾的总体部署，最终动用军用飞机和快艇运送试卷，总箅将人们高悬的心放了下来……
即便如此，自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每逢髙考来临，全国各地因身体原因或意外事故耽误或错过高考，造成成绩损失乃至前途挫折的考生仍屡见不鲜。1994年髙考第一天，上午9时15分，北京四中考点720名考生中，便有一位考生迟迟不见身影，而按规定，超过此时间的考生是不能进人考场的。显而易见，这位不知何故迟到的考生，青春之旅无疑已横出第一道本不应出现的沟壑……
女既然高考的独木桥每年只能通行一次，那么，为上大学，千军万马势必争先恐后、互相拥挤、你践我踏……
关于每年3天的全国范围一次性高考统考，迄今为止所暴露出来的弊端已显而易见。在短短几天的采访中，有关人士对此议论纷纷，并都发表了各自的看法一李德润（北京安贞里中学校长）考考考，学校的一切都围绕高考的指挥棒转，一切都乱了套，我们普通中学还怎么生存？
现行高考制度必须改革，不能以一次性考试定终身！因为一次性考试只能考知识，而德育等方面不能体现。为了那“一次性”定终身，教师、学生的负担都加重了，大家都身不由己地去片面追求升学率。
高考究竟该怎么考？值得探讨。但学校分重点和非重点，分的结果是让普通中学越来越难以办下去。普通中学的生源本来就差，在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学生几乎被压得抬不起头来，学习没有自信心和积极性。但不管如何，学校还不能垮，教师还必须咬紧牙关带领学生参与高考竞争，但这却是一种地地道道的不公平竞争，因为大家不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现在全社会都在叫嚷减轻学生负担，可不解开“应试教育”这个死结，学生的负担怎么能减轻下来？比如：一方面学校必须按国家教委的教学大纲教学；另一方面又得应付高考，你不增加课时能行吗？实行双休日之后，这方面的矛盾就显得更为突出。而增加课时，教师的补课费从何而来？上面不能出，学校又不能乱收费，只能靠校长跑，靠盖房出租等多种经营（即便如此也难以让教师的收入随时跟上物价的涨幅），反正是累得我这当校长的苦不堪言。可重点中学就不一样了，它可以招高价生，尽管上面说今年不许收高价生，但实际上更甚。据我所知，一些重点中学的高价生收费每人都得四五万元！这样下去，势必造成恶性循环：重点中学越来越好，普通中学越来越糟。上面要质量，教师要发钱，学校生源又差，叫我这当校长的该怎么办？我干了几十年，反正是越干越没劲了！
赵康（北京四中教师）
一张考卷看似公平，实则没有针对性，分不出学生的不同层次，而且考卷中的同一考题的打分同样隐藏着另一种不公平……
学校教育，说到底，素质教育特别是学生能力的培养更为重要。
学生有一点应试能力还是应该的，但应试教育实际上极易使学生对基础知识死记硬背，不能融会贯通。比方，学生拿到一道題时，脑子里的第一反应往往是调动记忆，想着这道题是否做过，而非调动早已掌握的基础知识和灵活的思维去寻找解题的多种途径。
高考时，一张考卷要照顾到各个层次的学生很困难，也难以让不同学校的不同专业招生时有针对性、各得其所地招收到自己理想的学生。
王大绩（北京十中语文教师）一张考卷面前，看似人人公平，实则隐藏着不公。以作文为例，我参加了多年判卷，理论上判作文卷时要求精确，可实际上办不到！今年我们共有36人负责判26000多篇作文，而且必须在四五天之内判完，平均每分钟得判一篇包括四项单项分数、计算、登记、签名，根本不可能精确。况且不同的人判卷时掌握的标准也不可能统一，复查时我发现同一水平的作文判分相差最大达15分！但因为要赶时间，不致影响录取，判完卷一般都来不及搞平衡。1993年我也参加了高考阅卷，那时还是按自然班编考号的，不像现在这样打乱了再编号，分析试卷时我发现分数的差距非常大，其中有一个班女生的作文大都在50分以上，同一个班男生作文却没一人达到50分，实际上他们之间的差距有那么邪乎吗？当然不是，因为他们按考号被截断在两个考场，而不同的老师判卷的标准掌握得不一样！可谁都知道，一分之差都决定着每一位考生的命运去向啊！
在我看来，作文应该作为资格考试，作文不及格不能参加高考，都高中毕业了，作文都不过关怎么能算毕业？作文过关了，高考时可以只考基础知识，这样打起分来也比较准确公平。
张勤梅（考生家长）
一张试卷、一次性考试难以考出考生的真正才能，可高校招生该如何科学地选拔出有才能的学生呢？
我儿子赵宇上初中时就获全国摄影奖，无线电发明获北京市二等奖，他发明的“变温盘”也获市二等奖并已获国家专利，家里还制作了不少电动小狗小猫什么的，反正他自小就喜欢捣鼓些东西。
初中升高中时，儿子报考的是北京四中。若按分数录取，儿子是上不了四中的。但我希望他能上四中，于是拿着儿子的奖状要去找四中的招生老师，没想儿子拦我，说甭去了，费那劲干嘛，宁可搞发明也不去上重点。可我不甘心，还是去找四中，结果四中特地降了30分，破例录取了我的儿子。时至今日，我们母子俩对四中依然感激不已。
上四中时，儿子的入学成绩排在最末。大概是四中的学习环境所迫，儿子开始意识到应该掌握基础知识了，所以放弃发明及摄影爱好埋头读书，成绩也开始上升。高二时，他的成绩已排班里的十几名，到了今年高考前的模拟考试，他又升至二十几名。
可高考时，他又患了老毛病：作文跑题了，整个语文都没考好。尽管别的科目考得还算可以，但由于语文拖后腿，总分恐怕不可能高了。儿子报考的是清华，他极希望上清华，那样他今后将能如鱼得水地搞他的发明创造。我又拿着儿子的发明获奖证书去找清华，人家回答说你来晚了，特长学生至少要提前两个月报上来，再说，你儿子的那些发明都是上初中时搞的，间隔时间太长了，要拿也得拿近两年的呀！
我只得懊丧而归。上高中之后，儿子压根儿就没搞过什么发明，他把精力都投放到功课上去了！眼下儿子的考试分数还不得而知，我真担心上不了清华、上不了理想专业了。真要那样，对他的打击是太大了，儿子以后还能以最佳状态搞发明吗？我这做母亲的，真是焦急、揪心哪！
火既然每年只通行一次的高考独木桥已怨声载道，那么，能否将独木桥改建成立交桥以疏散交通减轻压力？让我们试一试……
“我主张高考时各校自行出题招生，或分片、分类考试都行，只可惜眼下我们国家恐怕还没有这个能力，再说真要这样放开，走后门入学的不正之风能顶得住吗？”北京十中的王大绩老师如是说。
北京四中的赵康老师也认为：高考可分两个层次，如重点与非重点或不同类型的专业分开考试。如按重点学校、重点专业有针对性地出卷，你要招什么学生，可以用试卷的不同特点和不同难度区分出来，有创造性的考题自然能考出有创造性的学生。
北京四中的闻熹老师则主张：能否让高考与学校脱钩？让学校全身心搞学生的素质教育直到学生毕业为止，而高考的组织工作放到街道或社会的其他机构，这样学校的压力就能减轻下来。
闻老师的另一个透露倒让人觉得新鲜，他说，经国家教委批准，眼下全国有5所中学正在搞试点，即申请并试行免予参加高考，实行学科的设置改革，即按年级设学分制，学生用3年时间进行竞争，然后按一定比例（比如按509%0择优免试升上大学。这样既可减轻学生、学校及家长的压力，又能将素质教育与升学结合起来。据透露，北京四中是全国5所行将试点的中学之一。应该说，这不失为一种办法，但同样的担心是：如果这办法在全国推行，不正之风又将乘虚而入，你将如何应对？
谈及现行这每年一次的“一锤子买卖”的高考制度，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副教授康健感慨良多。他说：“文革之后我国的教育改革步子是那样的缓慢，以致与社会的快速发展极不协调！”
谈到现行高考制度的改革，康健说：“现行髙考制度一个很大的弊端，就是难以考出学生除知识以外的其他才能。比方说，有的学生平时动手能力、组织能力和社会活动能力都很强，但卷面成绩考得不好，便失去了升学机会，这是很可惜的！针对这方面的问题，我们正在作试验，对学生搞综合素质的评价，如组织高中学生搞科研，请大学教师给予指导，以及时发现学生的能力；在北京的十一小学也开展综合活动课培养、考察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