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发生的庚子之变、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在中国上下各阶层间都引起了剧烈的震荡。它使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走上了民族救亡之路，并且出现了两股影响深远的社会风潮：一是办报论政潮，以此开启民智，宣传革新思想，抨击专制统治；一是出国留洋潮，以此学习先进文明，借鉴别国经验，寻求救国之道。
1902年，《新民丛报》和《大公报》相继问世。梁启超的重要著作《新民说》开始在《新民丛报》上连载，针对当时愚昧、盲从、冲动的国民性，特别是在义和团运动中表现出的迷信、暴力倾向，呼唤讲自由、有个性、具备独立人格、有权利、守义务的一代“新民”。他在文中这样写道：
“不自由毋宁死！”斯语也，实十八九两世纪中，欧、美诸国民所以立国之本原也。
自由之义，适用于今日之中国乎？日：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者也。
梁启超把自由作为塑造新民的“人生之要具”，进而强调，“若有欲求真自由者乎，其必自除心中之奴隶始”，勿为古人的奴隶、勿为世俗的奴隶、勿为境遇的奴隶、勿为情欲的奴隶。总之，没有自由的精神既不能破除心中的迷信和恐惧，也不可能成为勇敢、理性、负责的新民。他又举例说：
……义和团法师之被发、仗剑、踽步、念念有词，听者苟一用其思索焉，则其中必有可疑者存。而信之者竟遍数省，是必其有所慑焉，而不敢涉他想者矣；否则有所假焉，自欺欺人以只不过逞其狐威者矣。要之为奴隶于义和团一也。（梁启超：《梁启超经典文存》，第35页）在发表《新民说》之后，他又推出了主张对社会进行彻底变革的《释革》：
中国数年以前，仁人志士之所奔走呼号，则日改革而已。比年外患日益剧，内腐日益甚，民智程度亦渐增进，浸润于达哲之理想，逼迫于世界之大势，于是咸知非变革不足以救中国。其所谓变革云者，即英语Revolution之义也。…
新民子日：革也者，天演界中不可逃避之公例也。
同年6月创刊的《大公报》虽然不似梁启超这样鲜明地主张变革，亦不断呼吁伸张民权，批判专制，特别是对满清政府中的当朝权贵抨击更锐。
1903年5月底，邹容的《革命军》在上海出版，《苏报》于6月9日发表章士钊的《读<革命军>》，次日再发表章太炎的《<革命军>序》全力向社会推介。在短短的一个月内，《苏报》发表了大量革命言论，章太炎更是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改良派，在《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节选自《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文中，以饱满的激情，富有感染力的文采赞美革命，甚至直呼光绪为“载沿小丑，未辨菽麦”。还由此引发了轰动一时的“《苏报》案”，在满清政府的要求下，租界工部局拘捕章太炎、邹容等人。
同年8月，章士钊、陈独秀等在上海创办《国民日日报》，倡言无忌，发表章太炎的狱中新作，继续呼吁革命。
1904年，蔡元培等将设在上海租界的《俄事警闻》改名为《警钟日报》，发表《论专制与暴动之相应》，倡言“不自由，毋宁死”，直指专制统治才是暴动之乱源……
伴随着这股对满清专制统治大张挞伐的办报潮，一波出国留洋潮也应运而起，大批青年学子走出国门，如饥似渴地去寻求和学习强国富民的新知识、新思想，而邻近中国的日本，则成了许多留学生的首选。据统计，自1901年至1906年间，东渡留学生由二百七十四人逐年增加到一万二千人。他们迅速成长为一支新生力量，成为推动民主革命的生力军。
在革命舆论的先导作用下，各种革命团体纷纷涌现：黄兴、宋教仁、刘揆一领导两湖留日学生组成了“华兴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宗旨；曹亚伯、刘静庵等人在武昌成立的科学补习所，以“革命排满”为号召；蔡元培、章太炎等人领导的江浙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光复会”，以“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为原则。除此之外，各种革命小团体亦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
孙中山是个善于发现机会，也善于把握机会的领导者。他意识到革命知识分子的作用已经越来越强，便改变过去主要联络民间会党的方针，开始大力联系各种由知识分子组成的革命团体。随着形势的发展，建立统一的全国性革命政党的时机日趋成熟。
1905年8月，在孙中山、黄兴等人的积极组织与推动下，由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等团体联合组成的同盟会宣告成立。孙中山被选为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长。大会决定以《二十世纪之支那》为机关报，还授权孙中山、黄兴、章太炎等人制定《革命方案》指导武装斗争……
11月，《二十世纪之支那》改组为《民报》，孙中山在发刊词中对“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同盟会纲领进行深入阐释，首次亮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旗帜。《民报》刚一问世，即刻风靡华人世界，仪创刊号就加印了七次。此后，胡汉民、汪精卫、陈天华、朱执信、宋教仁等人撰写的文章影响了一代革命青年，很快就与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形成了双雄对峙的局面。
1906年12月2日，在《民报》创刊一周年庆祝大会上，孙中山发表演说，进一步阐释三民主义。
关于民族主义，孙中山说：
那民族主义，却不必要什么研究才会晓得的。譬如一个人，见着父母总是认得，决不会把他当做路人，也决不会把路人当做父母；民族主义也是这样，这是从种性发出来，人人都是一样的。满洲入关，到如今已有二百六十多年，我们汉人就是小孩子，见着满人也是认得，总不会把来当做汉人。这就是民族主义的根本。
但是有最要紧一层不可不知：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许那不同族的人来夺我民族的政权。
惟是兄弟曾听见人说，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民族革命的原故，是不甘心满洲人灭我们的国，主我们的政，定要扑灭他的政府，光复我们民族的国家。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他当初灭汉族的时候，攻城破了，还要大杀十日才肯封刀，这不是人类所为，我们决不如此。惟有他来阻害我们，那就尽力惩治，不能与他并立。关于民权主义，孙中山说：
至于民权主义，就是政治革命的根本。将来民族革命实行以后，现在的恶劣政治固然可以一扫而尽，却是还有那恶劣政治的根本，不可不去。
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要去这政体，不是专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试想明太祖驱除蒙古，恢复中国，民族革命已经做成，他的政治却不过依然同汉、唐、宋相近。故此三百年后，复被外人侵入，这由政体不好的原故，不是[做]政治革命是断断不行的。研究政治革命的工夫，煞费经营。至于着手的时候，却是同民族革命并行。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来分作两次去做。讲到那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
惟尚有一层最要紧的话，因为凡是革命的人，如果存有一些皇帝思想，就会弄到亡国。因为中国从来当国家做私人的财产，所以凡有草昧英雄崛起，一定彼此相争，争不到手，宁可各据一方，定不相下，往往弄到分裂一二百年，还没有定局。今日中国，正是万国眈眈虎视的时候，如果革命家自己相争，四分五裂，岂不是自亡其国？近来志士都怕外人瓜分中国，兄弟的见解却是两样。外人断不能瓜分我中国，只怕中国人自己瓜分起来，那就不可救了！所以我们定要由平民革命，建国民政府。这不止是我们革命之目的，并且是我们革命的时候所万不可少的。关于民生主义，孙中山说：
说到民生主义，因这里头千条万绪，成为一种科学，不是十分研究不得清楚。并且社会问题隐患在将来，不像民族、民权两问题是燃眉之急，所以少人去理会他。虽然如此，人的眼光要看得远。凡是大灾大祸没有发生的时候，要防止他是容易的；到了发生之后，要扑灭他却是极难。社会问题在欧美是积重难返，在中国却还在幼稚时代，但是将来总会发生的。到那时候收拾不来，又要弄成大革命了。革命的事情是万不得已才用，不可频频伤国民的元气。我们实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时候，须同时想法子改良社会经济组织，防止后来的社会革命，这真是最大的责任。
闻得有人说，民生主义是要杀四万万人之半，夺富人之田为已有；这是他未知其中道理，随口说去，那不必去管他。解决的法子，社会学者所见不一，兄弟所最信的是定地价的法。比方地主有地价值一千元，可定价为一千，或多至二千；就算那地将来因交通发达，价涨至一万，地主应得二千，已属有益无损；赢利八千，当归国有，这于国计民生，皆有大益。少数富人把持垄断的弊窦自然永绝，这是最简便易行之法。行了这法之后，文明越进，国家越富，一切财政问题断不至难办。现今苛捐尽数蠲除，物价也渐便宜了，人民也渐富足了。把几千年捐输的弊政永远断绝，漫说中国从前所没有，就欧美日本虽说富强，究竟人民负担租税未免太重。中国行了社会革命之后，私人永远不用纳税，但收地租一项，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国。这社会的国家，决非他国所能及的。我们做事，要在人前，不要落人后，这社会革命的事业，定为文明各国将来所取法的了。最后，孙中山对二民丰义做了这样的总结：
总之，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这三样有一样做不到，也不是我们的本意。达了这三样目的之后，我们中国当成为至完美的国家。
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政党性质的同盟会的成立，以及三民主义的提出，实现了对各路革命力量的统一组织和统一领导，完成了从革命宣传到全面采取革命行动的历史性转折，“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里，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
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人陆续奔赴各省开展活动，武装起义推翻满清专制统治的烽火遍燃中华大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