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6月，一支由四十艘战舰、四千名士兵组成的舰队由孟加拉抵达广州，封锁珠江口。此后，他们连克定海、广州、宁波、镇海、上海、镇江。1842年8月4日，英军自镇江抵达南京下关江面，威胁发炮攻城。满清政府在主战与主和之间犹豫摇摆了两年多之后，这时已经彻底丧失了继续抵抗的信心，决定全面求和。8月29日，《南京条约》在英军旗舰康沃利斯（又译康华丽）号上签署。条约规定了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五个港口，割让香港，协定关税等内容。1843年10月8日，中英双方又在《南京条约》的基础上签订《虎门条约》。英国商人和外交官曾经梦寐以求的东西，终于通过大炮得到了。除此之外，满清政府还为1839年销毁的鸦片赔偿白银一千五百万两，这也就是说，满清政府认为鸦片同其他东西一样，也是一种合法商品。对此，托马斯·斯当东后来写道：“1843年4月，我提出若我们官方允许这方面的走私，那就违反了所订的条约，并会在短期内引起新的决裂。但实际上北京却把这种交易合法化了，就这问题进行谈判就是多此一举了。”这样一来，英国人良心上的不安也就消除了。
继满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之后，中美签订了《望厦条约》，中法签订了《黄埔条约》，还有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普鲁士（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荷兰、丹麦、瑞典等国都和满清政府签订条约，均享有《南京条约》同样的特权。狼前虎后，中国沦落成了一块任人宰割的肥肉。
中国人以一种迷茫、无奈、屈辱与悲愤的方式进入了近代史。在失败的创痛中，他们终于开始重新估价自己，认识世界了。
1839年林则徐刚到广州销烟的时候，曾经底气十足。据说，他自以为手里攥着两件制胜的法宝，一是洋鬼子天天吃牛肉粉，如果没有中国的茶叶和大黄，就得被大便干燥憋死；另一个就是听说洋鬼子的膝盖都不会打弯，打起仗来会很费力，甚至不堪一击。幸好他到广州之后，亲眼见到了洋人，还特意经香山去了一趟澳门，成了“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从澳门回到广州后，他更觉出对西方认识的浅薄，这才请人编译《四洲志》（即英文普及读物《世界地理大全》）。此书后经魏源重新修订改编成《海国图志》，并在里面首次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作为一种在当时算是十分先进的思想并没有立刻被普遍接受。大概真正看过魏源那本《海国图志》的人也寥寥无几，满清的大部分官僚们仍然按照习惯思维在固有的轨道上滑行。
极权专制的道路总是越走越窄，内外交困是一切独裁统治者的必然结局。鸦片战争之后，太平军、捻军等农民起义让满清政府风雨飘摇、穷于应对。1856年英法两国又先后因“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西林教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1860年10月13日，英法联军开进北京城，五天之后闯入圆明园，抢掠财宝。让英国人感到十分意外的是，当年马戛尔尼作为礼品送来的那些天体运行仪、地球仪、音乐钟，以及各种新式火炮、枪械都还原封未动地堆在那里，上面落满了灰尘。他们把这些火炮、枪械与抢来的珍宝一起，又都运回了英国。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其实，“夷人”早就把他们的“长技”当做礼品送到中国人家门口了，连最新式的火炮都给你送来了。只是未经失败与挫折的教训，满清朝廷夜郎自大，一心只想着“教化”别人。
两次鸦片战争，首先动摇的是清兵以骑射为核心的落后军事思想。屡战屡败，让满清军队见识了新式火炮的威力，也让他们产生了对新式炮舰灵活机动、朝发夕至、防不胜防的无限恐惧。所以，湘军将领胡林翼奉命剿灭太平军时节节胜利，可一看到在长江上逆流行驶的外国轮船，当即“中途呕血，几至堕马”。李鸿章也一样，1862年他率淮军到上海，刚和外国军队接触，就被震撼了：“其大炮之精纯，子弹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于是，追求和洋人一样的“船坚炮利”，成了洋务派最原始的动机。
在洋务派的推动下，1861年清政府设立第一个对外交涉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沂为总理大臣。而洋务运动的第一个成果，就是曾国藩建立在安徽的安庆军械所。此后，李鸿章的江南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祟厚的天津机器制造局，左宗棠的福州船政局相继成立。为解决这些军事工业所面临的资金、原料、运输等方面的困难，李鸿章又设立轮船招商局、开平矿物局、天津电报总局，张之洞设立湖北织布局、汉阳铁厂，左宗棠设立兰州机器织呢局……没落腐朽的满清王朝，看上去俨然又开始了一个“强兵富国”的“中兴”时代。
在中国，真正能够领风气之先的，其实并不是这些高居庙堂的达官显贵，而是那些身处民间的中下层精英。清朝中后期，广东香山，这个地处南海之滨、远离中国内陆、长期接受西洋文明熏染的“飞地”，便率先涌现出了一批思想先进、渴望变革的觉醒者。容闳、郑观应、唐廷枢、徐荣树、徐润他们各展所长，在不同的领域开始了对愚昧中国的启蒙。
满清统治时期，具有沿海地区鲜明特质的香山人民共同写下了一部抗争、求生、发展、创新的地方史，它甚至开启了中国的近代史。
清顺治三年（1646年），清军攻陷广州，随即向香山派出知县理政。在宋元之际即表现出强烈民族气节的香山人，当时就发动了第一次反清起义。冯春隆、冯大伦、刘綦廉等义军首领率人转战于大陆与海岛之间，九年之后才被清军完全镇压。顺治九年（1652年）八月初一，香山地震，响如雷鸣，随后是飓风暴雨，导致晚稻受灾，谷贵民饥。官衙置灾情、民情于不顾，催缴赋税，触发饥民大暴动。十一月初九，饥民攻人县城，怒杀知县张令宪父子。平南王尚可喜调派官军赶到香山，大开杀戒，将暴动平息。
清廷为切断郑成功与大陆沿海反清势力的联络，仿效明朝做法，又一次实行了严厉的“海禁”。康熙元年（1662年），勒令广东沿海居民内迁五十里，出界者死。香山的黄旗、恭常、黄梁等镇的部分村落被划入界，三日内居民全部被赶走，土地丢荒，农民流离失所。康熙三年，清廷再次下令续迁沿海居民，香山的龙眼、大榄、黄旗、黄梁等镇的大批村庄被划入界，强令迁徙。《香山县志》这样记载当地居民的惨况：
先划一界，以绳直之。其间，多有一宅而半弃者，有一室而中断者。浚为深沟，别为内外，稍逾跬步，死印随之。
在内迁过程中，黄梁居民不愿离开辛苦开创的家园，大批逃往深山暂避。平藩左翼总兵班际盛派人欺骗他们，谎称已向广州府上报，允许他们回迁。居民们被诱至赤水坑，被全部杀害。
经过初迁、续迁，香山全县农田八成丢荒，种植面积由七十多万亩，骤减至十三万亩。整整二十年之后，满清政府平定台湾，才宣布废除迁界令，允许香山各乡村居民返回故里，重整家园。
1819年（嘉靖二十四年），香山县发生了一件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它终于实现了“沧海桑田”的自然变迁。随着珠江夹带的泥沙不断淤积，香山冲积平原迅速扩展，有史以来一直悬浮在海上的香山岛从此与大陆连结在一起，变成了珠江三角洲的一部分。正是由于这个自然变化，使全县耕地增至一百二十五万多亩，民物繁殷，与南海、番禺、东莞、顺德同被列为广东大县。
1839年，林则徐和两广总督邓廷桢在“虎门销烟”后，率军进驻香山县城，坐镇丰山书院，封锁香山各要隘，通令澳门葡萄牙当局，将驻澳五十七家英商全部驱逐出境。不到一年，英军舰队驶入香山海域。从此，长达两年的中英鸦片战争开始了。
1841年，正当满清朝野上下被英国舰队搅得晕头转向、手足无措、惶惶不安的时候，出生于香山的农家少年容闳进入澳门马礼逊学堂，接受系统的西式教育。
与满清政府所表现出的那种极端排外、褊狭不同，香山人自明朝即开始与西方人交往，他们早已经养成了包容和主动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习惯，并且形成了一股追求进步的民风。所以容闳的父亲才会主动把孩子送到教会学校学习英文，而村民们对容闳的褒扬，则反映了香山人对西方文化的欣赏。容闳曾经这样回忆他在少年时快乐的乡村经历：
当到较远的地方拾稻穗时，姐姐往往陪我一块儿去。当我拾得太少时，我却不能像古时候的路得（Ruth）那样有波阿斯（Boaz）的帮助。可我的英语知识却帮助了我。姐姐告诉那个领头割稻子的人，说我学过英语，既能说能读又能写。这引起了那割稻人的好奇心。他招呼我过去，问我能否说一些“红头发人”说的话给他听。他说他还从未听过这种语言。起先我还觉得害羞和胆怯，但姐姐鼓励我说：“他会给你一大捆稻子拿回家去的。”姐姐的话一下子提醒了那个割稻人。他立刻变得灵活起来。他对我说，如果我肯说，那么他就给我一大捆稻子，重得我都搬不动。于是我背诵了英文字母表给他听。所有割稻子和拾稻子的人，都停下了活儿，静静地站在那里，他们都高兴地，咧开嘴笑着。在泥水齐膝盖深的稻田里发表完了我的初次演说之后，我则获得了好几捆稻子的奖赏。因为稻子多得我和姐姐俩都拖不动，所以我不得不赶快去找两个男孩子来帮忙……
1847年，刚刚十九岁的容闳便跟随他的老师布朗牧师，开始了一次与西洋侵华舰队完全相反的航程。他们从广州黄埔港乘帆船出发，越印度洋，经好望角，在海上颠簸了九十八天，终于抵达当时只有二十五万人口的纽约。
1854年，容闳获耶鲁大学文学学士学位，成为中国第一位在西方名牌大学毕业的留学生。八年之后，满清政府才在北京开设师资质量低劣、管理混乱的“同文馆”，而这座花了大把银子建起来的翻译学堂却没能培养出有用的专业人才，据说它最有出息的学生就是帮助梅兰芳策划了京剧改革的齐如山。
容闳怀着一颗报国的赤子之心，一毕业便立刻踏上了归途。在那个异常炎热的夏日，他刚在广州登岸，就被祖国的恐怖景象震撼了。当时两广总督叶名琛正以镇压太平军、三合会为由，在广州大开杀戒。容闳在自传中曾经这样描写叶名琛制造的血案：“出极残暴的手段以镇压之，统计是夏所杀，凡七万五千余人，以予所知，其中强半，皆无辜冤死！”这个叶名琛是个对内极端残暴，对外无知、无礼、无能的卑鄙官僚，也正是由于他处置失当，才使“亚罗号事件”演化成一场外交危机，成为英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借口。
只有美国大学学位，没有中国科举的“功名”，容闳空有一腔热情，却报国无门。他在回国后的七年间，一再蹉跎，郁郁不得志。在此期间，他曾去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南京）向干王洪仁玕献策，提出富国强兵、革新教育、改良政治等七条维新建议。那时，他把太平天国看成是埋葬专制政体，使中国走向新生的希望。他在《于太平军战争之观感》中写道：“中国之所谓革命，类不过一姓之废兴，于国体及政治上无重大改革之效果。以故中国二千年历史如其文化，常陈陈相因，乏新颖趣味，亦无英雄豪杰创立不世伟业，以增历史精神。太平军战争之起，则视中国前此鼎新有特异之点。”让他失望的是，太平军的首领们并不是能使“国体及政治”产生“重大改革之效果”的“英雄豪杰”，他们追求的也不过是“一姓之废兴”而已。
这次失败的“天京”之行，使容闳这个洋学生对国情有了新认识，让他深刻地意识到了开启民智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促使他将“谋中国进化”的突破点，由改革“国体及政治”，转向更加切实可行的“教育计划”。而帮助他最终实现这个“教育计划”的，则是洋务重臣曾国藩、李鸿章和丁日昌。
具有维新思想的满清官员们虽然风风火火地办起了洋务，可他们对西洋的了解仍然是极其有限的，不单对西洋文化一知半解，更没有处理“洋务”的相关知识和经验。在这样的背景下，长期在美国生活、完全受西式教育、熟悉西方现代思想的容闳就成了不可多得的人才。1863年，他经人推荐结识曾国藩，并被派往美国麻州采购机器设备，著名的上海“江南制造局”即由此诞生。而他的“教育计划”也从此起步了：“予自得请于曾文正，于江南制造局内附设兵工学校，向所怀教育计划，可谓小试其锋，既略著成效，前者视为奢望难偿者，遂跃跃欲试。”
江南制造局兵工学校的成功，让容闳看到了实施教育计划的希望，也使他获得了曾国藩和江苏巡抚丁日昌的鼎力支持。容闳这样评价两位洋务要人：“曾文正者，于余有知己之感，而其识量能力，足以谋中国进化者也。当日政界中重要人物，而与余志同道合者，又有老友丁日昌。丁为人有血性，好任事，凡所措施，皆勇往不缩。”
据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所述，丁日昌一听说他的教育计划即大加赞许，让他尽快写一份“说帖”，上报文相国“请其代奏”。这个文相国，就是文祥，满清中央政府洋务派首领之一，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丁日昌的积极响应自然让容闳“惊喜交集”，立刻将他的计划撰为四则条陈：一、中国宜组织一合资汽船公司，以去除传统内河漕运“水程迢迢，舟行迂缓，沿途侵蚀”的弊端；二、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才；三、政府宜设法开采矿产以尽地利，矿产既经开采，则必兼运输之便利，凡由内地各处以达通商口岸，不可不筑铁路以利交通，故直接以提倡开采矿产，即间接以提倡铁路事业也；四、宜禁止教会干涉人民词讼，以防外力之侵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