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毛泽东在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文化发展要求，后来的实践证明，它不但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要求，也成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前进方向。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再次明确提出：“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依据新的历史环境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内涵进行丰富和发展。
民族的文化——开放的文化
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要生存和发展下去都要有自身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任何一种文化只有是民族的才能是先进的。民族文化的现代化不会泯灭其民族性特质。现代世界，全人类关系越来越密切，经济全球化，知识信息化，交往频繁，相互依赖程度增大，共同铸造出一个开放的国际社会，它使得民族的也是世界的，面向现代化的民族发展也就必然是面向世界的开放式发展。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过长期封闭历史的民族来说，文化的现代化很自然地要从这么几个方面着手考虑。
其一，正确理解文化的民族性与民族主义。现在仍然是民族国家时代，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具有民族主义的色彩，但民族主义内涵也在改变，封闭、排外和民族沙文主义不可取，民族虚无主义也要不得。中国共产党从诞生时起就一直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党的历代领导人都非常重视振兴民族精神。毛泽东反复强调：
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就是要使中华民族尽快摆脱积贫积弱的状态，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邓小平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江泽民说：
“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人们只讲个人利益、个人奋斗，而不讲国家利益、社会贡献，那么这样的民族和国家就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国庆50周年向全国和全世界发表的讲话中江泽民明确提出：
“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和维护祖国的安全，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基础，也是全体中国人民不可动摇的坚强意志。”其二，要对继承民族传统与剥离封建文化问题展开研究，现代化从根本上说就是彻底反封建，但反封建已经不再是反传统，因此就需要深入细致地认识和分析传统。对待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毛泽东早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提出了尊重历史和批判继承的原则，指出：
“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
并说：
“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
现在我们在此问题上更为清醒。
其三，正确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从一定程度上说，就是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发展史，中国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在发生变化。当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已经提出以文化吸收促进文化发展的政策主张：
“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
但对于两种倾向必须警惕，即坚持做到：
“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
一、全球化为民族文化繁荣发展提供着时代机遇
通过分析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经验和文化现代化的曲折历程可以清醒地认识到，对于中国文化发展来说，全球化又一次提供了难得的时代机遇，必须对全球化和民族文化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消除各种西方中心论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以及文明或文化冲突的不应有逻辑，真正用唤起民族的主体性和创造性意识的途径来弘扬民族精神、激发民族斗志，把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实现民族文化的创新和现代化。
江泽民2002年5月31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我们必须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的同时，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大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要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全面建设和繁荣我国的文化事业，要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着眼于世界科学文化发展前沿，积极进行文化创新，不断增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这是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大时代背景下，关于民族文化发展的高瞻远瞩，要求我们必须像抓住经济发展的时代机遇一样，努力抓住民族文化发展的时代机遇，促进民族文化的现代化发展。
（一）历史上中国文化对外来文明吸收的几次机遇
如果说中国文化的成型和成熟是以秦汉华夏一统为显著标志，那么秦汉以降中国文化对往来文化和文明的较大吸收，其次数是屈指可数的，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化与政治结构一样具有超稳定性的原因之一。现在回顾起来具有较大历史意义的大致有这么几次：
唐朝有向西求学和对佛教的吸收，佛教与中国文化的成功融合是中外文化交融的典范，它改变了中国的文化成分和信仰结构，促进了文化的大发展。所以，佛教的传入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有着极高的地位。它也是中华民族跨越自身蛮夷地域和种族，对非中华民族文化的第一次认同，但是，由于交通等历史条件的局限，它也只是与中国近邻文明的一次交流。
元朝基本上奉行的是文化普遍主义和多元价值观，有多元文化引进，特别是文献记载已有犹太教、回教、天主教等进入中国，并有大量流动的国际移民。
明朝时中国与欧洲开始有广泛接触。中国人乘船下西洋与西欧人来中国经商和传教，为中国文化发展提供了一次双向交流的历史机遇。这个时期也正值西欧走向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面临全面革新，也是欧洲进行全球扩张的前夕。但此时的中国在国力、文化等方面并不示弱，中国人对自己的天朝文化在世界面前仍表现出优越感。然而交流的结果却是中国大门的逐渐封闭，中国从而丧失了参与国际竞争的历史机遇，中国文化也失去一次走向开放的良好机遇。
清朝前期奉行的是普遍主义。由于受传统政治文化中蛮夷观念的影响，清朝统治者要想消除反蛮反清情绪，取得其文化合法性，必须采取弱化中国人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情结，因而奉行文化交融的普遍主义。为此，清朝早期的国门是敞开的，西方的传教士甚至可以在朝廷当差，西洋工艺、技术、管理模式等均在中国留有痕迹，连外交关系也可以采用西方近现代外交的惯例（比如，中俄签署的尼布楚条约）。然而，这些只是昙花一现，随后中国的大门被紧紧关上，中国社会因此再一次错过自身变革和认识变革的时代，中国文化也失去了启动现代化的历史机遇。
中国历朝对待中外文化交流有一个独特规律，那就是，一方面对外开放的程度往往与国力强弱成正比，国家强盛就敢于彰显自己的文化，具有较大的开放性，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方面也就具有一定的包容性，如大唐盛世和明朝前期。另一方面，当边缘民族占据中原，为了成为中华文化的合法性代表的时期，往往在文化上奉行一种普遍主义，借以削弱汉民族的敌对意识，但仅此而已，并不能做到彻底开放，如元朝、清朝初期。
五四运动前后的文化运动，是一次剧烈的文化变革，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全面审视并面临危机，外来思想文化大量冲撞而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等价值评判大大促进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但这是在特殊的历史场景中爆发的文化革命，它并未得到整个国家和社会现代化变革的同步协调，因此，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随着中国社会发展的苦难历程而复杂曲折，它使20世纪的中华文明表现为悲壮的文明。
（二）正视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缺失和新的时代机遇
如果关起门来看自己民族的文化发展史，很难正确看出存在什么缺失和对现代化的贻误。只有将中国社会的演变放到世界近现代发展历程中，我们才能清楚看到这种历史贻误和现代性文化的缺失。在欧洲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市民社会、法律制度等迅猛发展的时候，中国社会却依然在进行封建王朝变更和帝王交替，中外有过几次难得的文化大交流，但由于封建政治文化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对外来的东西要么加以拒斥，要么作为帝王及后宫享用的奢侈品，或者被还原为祖宗的文化而自诩古已有之。统治者阶层并非不忧，而是其忧与日俱增，然而他们忧的不是如何变革传统，而是如何保存传统。因此，他们害怕与外界交流，几次将伸向世界的一只脚又收了回来。唐朝的中外文化交流有过高峰，佛教的大肆引进就是其成果，然而到了宋朝就逐渐消失；元朝与外国不仅往来互市，而且允许文化多元，犹太教、天主教、回教等已开始进入中国，然而到了明朝，在郑和海路下西洋和陈诚陆路使西域以后，就又关上了国门，这同时意味着放弃了世界性的追求。清朝初期世界已经是“万国”并峙的时代，当时的清政权也并不是那么封闭，中国士人对西洋文化知识的了解也不是那么少，康熙甚至告诫国人将来中国一定会受西洋之累，应当放弃华夷之辨，上下一心去应付西洋人带来的变局。这已经不是传统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而是具有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意识。然而这也只是昙花一现，在西洋隆隆炮声即将到来的前夜，清政府与世界竞争和交流的大门再次被关闭了。
所以说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是后进的，即便如此也有全球性的现代化推动的影响，因为在“万国”并峙的时代，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都不能不考虑世界的影响了。中国现代化启动的缓慢既与封建王朝的惰性相联，也有当时世界性现代化的范围和动力还十分有限的因素。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在晚明（朝）时期就已经面临了，从16世纪中叶开始，中国的国际处境就已经相当尴尬，世界已经不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中国倒成了“万国”世界中的一国，而且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权国家。然而，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中国与世界这一大问题被一次次地放置在一边。不过，尽管如此，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因子的产生可以说在时间上超前于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因为在帝国王朝大变革之前，外来文化已经影响到中国的社会基层和文人阶层，并在他们与上层政治文化之间形成张力，但是一旦上层政治文化因政治剧变而衰弱，整个社会就会因认同危机而爆发文化多元潮流，在混乱中难以应对外来挑战。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因此而曲折多难。
全球化是迄今为止影响世界的最激进潮流。如果说早期的世界现代化进程没能使中国与之同步互动的话，那么如今的全球化浪潮给我们同时提供了机遇和挑战，机遇在于给予了认识、适应和利用的可能性，如果抓住就能使得民族振兴，通过主动吸收人类文明的精华，创造自己民族的先进文化。挑战在于任何民族都难以回避，它在冲击一国经济的同时，也给它的文化带来冲击。经济上的相互往来已迫使各国普遍采取市场取向的改革，世界市场的形成无疑带来交往的扩大，进一步导致市场意识和交往观念的新变化，由此推动文化的核心部分即价值观的更新，这是一个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进程，只是存在着主动开发与被动开放的不同而已。因此，对于中国人来说，必须尽快抓住全球化带来的时代机遇，经济是开放性的，文化也应是开放性的，在实现国民经济腾飞的同时，促进民族文化的现代化，这是振兴中华的内在要求。
其实，正视文化交流是生命力的体现，也是民族文化昌盛的体现。纵观文化交流史，实施文化开放的时期大都是民族兴旺发达的时代。如前所述，大唐盛世时期，中日、中印文化交流频繁，中国文化和文明受世人景仰。元朝国力强大，所以对外影响广远，也不惧外来文化。明清在国力强盛时期也实行一定的文化开放，中华文明在欧洲也曾红极一时，甚至达到被人迷信和崇拜的地步。与此同时，西方文明也随着商人、传教士和书籍的翻译而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国人的视野，带来人类其他文明的许多新知，使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借鉴有了可能。因此可以说，文化的国际交流和交融是促进民族文化大发展的重要机遇，为民族文化的现代化提供了世界文明的资源。
（三）文化和文明冲突论是民族文化心理虚弱的政治显现
在过去两个世纪，人类社会进步的两个最大的推动力量被认为是国家主义与现代化，国家主义将所有的民族组织到民族国家中（那些民族过去不是生活在宗教式或朝代型的国度内，就是身属于族群或古王国中），现代民族国家能有效地动员其民族资源。这种对资源的动员可视为与军事和行政现代化关系密切，是国家强大的原因之一。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国家是朝向以征服自然为目标的对社会、经济诸过程和组织进行理智化的一部分。而此时的民族国家已经是两种共同体的合一，是政治共同体又是文化共同体。正因如此，在权力政治占据主导世界的时代，国家的实力在表现为政治上的强势与弱势的时候，其文化也同时被视作强势文化或弱势文化。政治的冲突往往藉以文化或文明冲突的宣扬。民族文化成为国家政治的显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