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过程中，表现出人类共同的力量。人类面临许多共同的难题，需要集中科学的方法一起解决。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是网络传播的进一步发展之后，中西方文化进行交流变得更加密切，中西文化交融也是大势所趋。
1.东西方文化走向融合
我国学贯中西的文化大师季羡林在新千年来临之际，对未来文化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东西方文化走向融合。
季羡林以他的睿智分析了对文化状态的思考和看法，他说：
近几百年来，西方的科学技术给全世界的人民带来了空前的好处，但是，其基础是“征服自然”，与自然为敌，因而受到了大自然的惩罚，产生了许多弊端，比如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物种灭绝等等。因此，我盼望到了二十一世纪能有所改变，能改恶向善。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以东方“天人合一”的思想，济西方思想之穷，也就是说，人类必须同大自然为友，双方互相了解，增强友谊，然后再伸手向大自然要衣、要食、要住、要行。只有这样，人类才能避免现在面临的这一些灾难。
从季羡林先生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品味出他的文化理想，就是期盼发挥文化的潜移默化的力量和建设社会的作用，令人类走向完美。确切地说，季羡林先生所主张的是体现东方文化的精髓和境界——天人合一。这是东方人和东方文化的传统，又极具现代和未来世界的人文色彩。
季羡林进行阐述道：我认为，文化有东西方之分，西方文化以分析的思维为基础，对物质一分再分，认为可以无穷尽地分析下去，导致对大自然抱着“征服”的极端态度。东方文化以综合思维为基础，主张“天人合一”，也就是“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的确，中西文化既有冲突的一面，又有融合的一面，但从近代以来中西文化相互关系来看，似乎冲突是主要的方面。近代以来中西文化的关系史就是一部中西文化的冲突史。
冲突和融合是中西文化关系史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也可以同样说，近代以来的中西方关系史也是一部中西文化的融合史。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两种文化，这两种异质文化相互接触后就必然会发生冲突，特别是近代西方文化是伴随着列强的坚船利炮被强行输入到中国来的，它必然会与中国文化发生激烈的碰撞。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主编的《剑桥晚清史》也明确说过：中国近代史，从根本上说，是一场最广义的文化冲突，是扩张的，进行国际贸易和战争的西方同坚持农业经济和官僚政治的中国文明之间的文化对抗。
我们曾多维观照过文化的结构，一般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那么，我们可以从文化的三重结构入手，分析文化的三个层面，中国文化学习和吸收西方文化的融合过程。
2.物质文化的融合
当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之后，使中国沦为列强瓜分的对象，救亡图存成为当时国人面临的首要课题，而要救亡图存，学习和接受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就成为有识之士的坚定信念。
清代一些明智的知识分子开始睁开眼看世界，思想家魏源就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一观点，体现了吸收外来物质文化的想法。洋务运动也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兴起的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的运动。这本身就是一种企图把西方先进科技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融合的举动。在当时条件下，这样的文化融合是极为困难的，中西文化在非常敌对的状态下进行了艰难融合。
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则是中西文化发生冲突和碰撞的第一个回合的产物，这本身就表现出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统治阶层中的有识之士对西方物质文化的接受，从而使得中国传统文化本身不得不初步吸纳一些西方文化，这可以说也是中西文化进行的初步融合。
任何两种异质文化发生接触，就必然会发生冲突，如果其中处于劣势的文化没有被另一种强势文化所同化，那么它必然会吸取强势文化的一部分内容来强化自身，这可以说是世界文化史上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当然这种吸取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就中国文化而言，在近代开始接受西方的物质文化，这就是中西文化开始融合的第一步，也是中西文化冲突所必然产生的结果。
3.制度文化的融合
制度文化的融合自然是比物质文化层面上的融合更为深层的融合。如果说，在物质文化层次上的融合是中国人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的轰击下节节败退所不得不进行的过程，那么，维新变法、辛亥革命等制度文化层面上体现出的中国文化融合则带有一定的自觉性。
既然维新变法也带有一定的自觉性，那么康有为为何还要宣扬所谓的“托古改制论？”为何还要提出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制，而不是资产阶级共和制？
这就表现出了在制度文化层面上接受西方文化的复杂性。在物质文化层面上的融合虽然也经受了中国封建士大夫的抵制，但相对而言，物质文化属于较浅的层面，并不涉及社会和文化较深层面的本质。
而制度文化的任何变化，哪怕是微小的变化，都必然会触动统治者的既得利益，也就必然会影响到社会和文化根本性质，因此也就遇到代表统治阶级和既得利益的旧文化的顽强而激烈的康有为的“托古改制”，按照梁启超的说法，实际上就是“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他是把维新变法的实质用古典儒学的外衣包裹起来，以期减少一些阻力，使变法尽量得到人们的认可。但其实质仍是为了使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在中国实行，从而使中国改变封建落后的状况。康有为在总结洋务运动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深刻地认识到，学习西方不能仅停留在器物层面上，而重要的是要学习西方的社会制度，这才是解决中国救亡图存的根本出路。因此，尽管他打着“托古改制”的旗号，但是在制度层面上进行维新变法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是一种十分自觉的行为。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较之康有为的“托古改制论”更加鲜明地体现着中西文化的融合和更多的创造性。按孙中山先生自己的说法，他的三民主义有三个源泉：中国固有的，采自欧美的，自己创造的。
例如，他的民族主义，就突出强调了中国文化的民族性，同时又指出，要振兴中华民族，不但必须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而且还要发扬忠孝仁爱信义的民族传统道德。
再如他的民权主义，不仅继承孔子所说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孟子所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思想，而且充分吸取了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的经验。他制定的五权宪法就是以西方的“三权分立”为基础的。
他的民主主义则不仅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和均贫富的观念，同时又突出强调了学习西方大力发展实业的经验，振兴民族经济。孙中山创造性地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超越中西文化对立和冲突的新思想。
但孙中山三民主义学说的主要局限就在于其理想有余而实践不足，有较多的空想性。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主要是由他所领导的国民党及其代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不成熟性和软弱性所决定的。但他的这些缺点和局限由中国共产党人所克服，孙中山在实现中西文化融合上的创造性贡献，也被中国共产党所继续发扬了。
4.精神文化的融合
在精神文化这个层面上的中西融合较这制度层面的融合那就更为复杂了。新文化运动是由于主要涉及到了文化心理层面而引发了中西古今的大论战，结果形成了“西化派”和守旧复古派的极端的对立。这也体现了中西文化的融合。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人大多是彻底的反传统主义者和全盘西化论者，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了彻底的否定的态度，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对西方文化的接受本身又是在其原有的传统文化的背景下进行的。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不可能彻底抛弃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们对西方文化也不能不在原有文化的背景下去理解。
例如，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和爱国主义的强烈民族情感就不可能在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他们在接受西方文化时也并没有真正做到全盘接受，而只是接受了他们自认为是能够振兴中华民族的那些真理。可见，他们对西方文化的接受是有选择性的。这也体现出了这些反传统主义者自身内在的矛盾。
正是由于这些矛盾的存在，才使得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真正认清西方文化的本质之后，迅速而彻底地转向马列主义。因为马列主义在当时不仅为他们提供了能够拯救中国的思想武器，而且也提供了正确理解和评价中西文化关系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的文化观就是在实践中探索和解决时代课题中形成的。毛泽东在新民主义时期文化观形成的标志，就是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入地阐述了新民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化问题。
在这本著作中，他特别指出了如何对待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古代文化与现代文化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即引进与排异、批判与继承相结合，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原则。这一根本的原则至今仍是我们正确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基本准则。
他在谈到西方文化时说过这样一段十分著名的话，就是中国应当坚持自己文化的民族性，但并不排除吸收外来文化，而且应当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来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做得很不够，凡是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但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闭关锁国的排外主义，全盘西化或食洋不化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西方文化通过各种渠道和不同的方式角度涌入我国，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我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地位也日益上升。
在这种情况下，中西文化又在不同的层面和更为广泛的领域再次发生激烈的碰撞和冲突。在这种“文化热”中，过去的“全盘西化论”和固守国粹的文化保守主义登台亮相，而且这些思潮表现的形式更加多样化，加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因此中国文化呈现出了真正多元化格局。
这种现象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可喜的。因为它标志着中国文化已走向成熟和繁荣，现在中国文化以崭新的面貌走向世界，正是这些不同文化流派相互冲突又相互融合的结果。
随着新技术革命的深入发展，人类已进入信息文化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世界文化也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各种文化的相互联系和交流空前活跃，如果一种文化脱离了这种联系和交流，驻步不前，不思进取，就必然会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中被无情地淘汰。
信息文化时代要求各种文化不断加强联系和交流，这是一个必然趋势。进入21世纪之后，这一趋势在不断加强，处在世界多元化格局的各种文化之间的竞争、冲突也在不断加强。这种冲突和融合都在不断加深，必将促进各种文化的不断发展，同时也将促使各种文化向新的世界性的统一文化的方向迈进。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融合，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在这种信息文化的时代，中国文化也必将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不断做出新的伟大贡献。从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交往的历史清楚地表明，中国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因为它不仅善于吸取其他一切异质文化中的精华，而且极富创造力。
7.4面临多重挑战的中国文化
新世纪网络时代来临之际，中国文化的发展将走向何方？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生存态度等会有怎样的变化？网络传播与文化之间的互动作用，对社会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网络文化给社会既带来积极的作用，也带来消极的阴影，我们该如何发扬优秀文化的精神，克服负面的消极作用？
网络时代的中国新文化在面临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它的走向关系到我们的每一个人，也关系到世界的未来格局。
1.网络时代的新挑战
植根于20世纪中国文化面对的问题和挑战：一是如何从一种古老的农业文化走向现代文明，二是如何从一种长期封闭、近乎于独立发展起来的文化走向世界，三是如何从一种普遍贫穷落后的文化状态走向持续发展不断提高的文化状态。
今天，中国社会正在告别农业社会，迈入工业社会，走向信息社会。我们已打破封闭拥抱世界，走出贫困，迈向进步与繁荣。
然而，新世纪的社会发展又提出了新的课题：信息社会来临，贫富差距正日益扩大。中国文化又将面对新的挑战。文化面临挑战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挑战将主要来自现代技术的反传统性。任何技术都可视为有某种理性目标的程序，对人来说一切技术都不过是执行一种特殊的生物功能。技术所付诸的生物特征是普适于全人类的，它不受或很少受人类其他方面的影响，历史和文化遗产、社会和政治结构、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都很少能对其有所改变。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技术就其本性来说是“敌视”历史传统和文化多样性的。由于技术是一个不可逆的历史过程，并且技术已经成了人类生存环境的重要部分，我们只能前进而不能倒退，拒绝接受可能危及文化传统的新技术就会厄运降临。新的世纪无论在生活态度还是生存方式的意义上，科学文化都是极为重要的。虽然社会发展不同阶段中的科学总是受制于整个社会的中轴，但科学活动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它有能力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既受时代的制约又超越时代的限制，最终使整个社会转向智力中轴。
从战略上看文化的重要任务在于促进科学的人性化，以克服科学与道德和艺术的分离。技术的反传统性通过技术转移影响异质文化。以个人为主体的社会系统包括价值观、行为规范、制度体系和行动体系四个层面。
任何技术转移都是技术与社会互动的过程，但本土技术转移和外来技术转移有所不同。本土技术转移是从行动体系开始，向制度体系、行为规范和价值观顺次递进的过程。而外来技术转移，从外部进入社会系统的技术，在社会行动、制度、规范和价值四个层面同时发生作用。
这是因为这种技术转移同时包括技术及其管理体制和文化背景的交流。所以，这种转移实际上是一种文化转移，包括着价值观念的转移。技术革命对艺术的传播、创作及存在形式也将发生重大作用。除听觉和视觉外，触觉将成为艺术的表现手段。摄录器材将实现家庭化，视听艺术将不只为专业人员所垄断，业余作者大量出现将给视听艺术的呈现形态带来一场革命性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