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黎侠不忍心了，她说，丁大姐，你家就这么一床被，给孩子留下吧。她边说边把那床破被重新盖到孩子身上。零下30多度的严寒，小黎侠在后仓房躲了3天3夜，满手满脸冻起大泡。丁志清每天把家里仅存的那点苞米面做成热气腾腾的大饼子，准时送进仓房。3个孩子却饿得吱哇乱叫，只能啃菜团子。
第三天后半夜，丁志清悄悄叫起了小黎侠：上边传来信儿了，叫你上队去。
咋去？我不认识路啊。
丁志清说，我跟你去。
你送我，不行不行，孩子咋办？黎侠连连摇头。
我不是送你，我也去参加游击队，不过你跟孩子啥也别说，丁志清找了根草绳紧紧系在腰上。
进了屋，丁志清搂过小女儿边喂奶，边对大女儿说，你不是整天要找爸爸吗？妈这就和你晓英姐找你爸去(丁的丈夫孙万贵是游击队员，那时已去了苏联)，估摸一两天就回来。别忘了，半夜起来给小妹妹把把尿。白天饿了，梁柁上还挂着几十穗苞米种，你和小二抱磨杆儿拉点细苞米面，做面糊糊吃吧。你是老大，妈走这几天，你千万要带好两个妹妹……
说着，丁志清的声音哽咽了，黎侠的眼泪也出来了，她赶紧转过脸，不让孩子看到。丁志清怕露出破绽，没等给孩子喂饱，赶紧拉着小黎侠就走。两人走出老远，还能听到3个孩子的哭叫声。
当时，丁志清的大女儿7岁，二女儿4岁，小的还在襁褓中。但这位母亲却毅然抛下嗷嗷待哺的亲骨肉，与黎侠一起进山当了抗联战士。
穷人的孩子就是命硬。这三个孩子奇迹般活了下来，后来她们为找母亲，一路乞讨，竟从黑龙江流落到内蒙，成了流浪儿。直到解放后许多年，丁志清才通过组织找到她们。
东北抗联所进行的斗争，在整个中国抗战史上堪称是最为艰苦卓绝的。在长达十四年的漫长岁月里，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敌人反复清剿讨伐，加之鬼子严密封山，归屯并户，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使得抗联难以从群众中获得支持和帮助。而且，东北的深山老林中地广人稀，一年有近半年是寒冷冬季。因此东北抗联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其恶劣与严酷的程度是后人难以想象的。
黎侠记得，驻扎在牡丹江一带的一支抗联支队隐蔽在一个村屯里，饿了好几天，实在找不到一点吃的了。一天晚上，房东李大娘忽然给队伍端上两大盆热气腾腾的玉米面饼子。大家欢呼起来，瞪大眼睛一窝蜂扑上去，边吃边问大娘从哪里搞来的粮食。
吃吧吃吧，问那么多干啥！大娘说罢回身进了炊间。
不大会儿，一个小战士悄悄跑进来说，大娘躲在当院里哭了。战士们这才觉出事儿有点儿不对。队长最先发觉了，四面瞅瞅，哑声问：小玉花呢？
战士们疯跑出去找，没有。队长冲到大娘面前，问玉花哪去了。大娘垂头不语，只是流泪，再三逼问之下，李大娘终于忍不住放声痛哭说，俺把玉花卖了！
战士们这才知道，这些喷香的玉米面饼子是大娘卖了女儿，换回两麻袋苞米面给队伍做了口粮。全支队都呆了，夜色中，队长和二十几名战士扑通扑通，齐刷刷跪倒在当院，跪倒在大娘面前失声恸哭。
黎侠记得，在山里的一个宿营地，严寒的雪夜，一位朝鲜族女战士的孩子病了，队长要派人下山给她孩子找药，她扯住队长的袖子不放，坚决不同意，说鬼子正在清剿，下山的同志太危险。别人把仅有的一把炒黄豆送给她和孩子，她拒绝了，说战友们更需要。夜深了，在熊熊的火堆旁，这位朝鲜族女战士要大家都睡，说她抱着病孩子反正睡不着，就替大家放哨吧。第二天早晨，一声悲怆的惊呼把战士们喊醒了。大家跳起来一看，只见这位朝鲜族女战士坐在树下，脸色晶莹，嘴角微绽，和昨晚的姿势一样，依然紧紧搂抱着孩子，身上积有半尺厚的白雪。
她和孩子都冻死了，仿佛一尊雪雕。而她的丈夫李元容半年前死于一场激烈的战斗。
3、她成了战友的“妈”
还有令人又心酸又好笑的故事。那是大山里的初春，能吃的只有些草根。黎侠和战友刘英(其丈夫韩光原为中纪委常务副书记)在长途转战中饿得头晕眼花，走路直打晃，好不容易挖到一小捆草根。刘英说，我拿到河边洗洗吧。黎侠点点头，一屁股瘫坐在大树下。刘英把草根拿到河边，洗着洗着，饿得实在忍不住，心想先吃一点吧，要不真挺不住了。结果一张口，一发而不可收，疯了似地吃了一口又一口，等回来时，草根已经吃光了。
黎侠见她两手空空地回来，奇怪地问，草根呢？
眼泪一串串从刘英脸上掉下来，她抱住黎侠有气无力地说，黎侠，真对不起你，草根让我全给吃了，我饿得实在受不了啦，要是再不吃点什么就会饿死的！
可黎侠也饿得发昏。她有些来气，说你怎么能这样，咱俩的食品你也不能独吞啊……
那时她们都是十六七岁的孩子，稚气未脱。刘英不知怎么赔罪才好，便搂住黎侠的脖子说，求求你，千万别生我的气，你救了我的命，以后我管你叫妈行不？
行，你要不叫我就毙了你！黎侠乐了。刘英把嘴贴在她的耳根儿上，小声叫了一声，“妈！”
不行不行，这么小声谁知道我是你妈！
刘英无奈，又大声叫了一次。
刘英和黎侠同岁，还比黎侠大几个月。这虽然是个玩笑，可深感内疚的刘英以后真的就跟黎侠叫“妈”了，黎侠也就乐呵呵地答应着。队友们开始听着直乐，后来慢慢习惯了，谁都不当回事儿。一年后，黎侠和刘英一起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住同一间宿舍。一天晚上，两人埋头复习功课，有道数学题把刘英难住了。她头也不抬，习惯性地说：妈，这道题我咋想不明白呢？
正巧这时李立三推门进来，他四下瞅瞅，诧异地问刘英，你跟谁说话呢，你妈在哪儿？
刘英和黎侠的脸一下红了，她们不好意思地相互瞅瞅，只好笑着把前因后果跟李立三说了一遍。李立三笑得前仰后合，眼泪都出来了。
后来这典故和习惯，跟着黎侠、刘英一直传到延安，刘英与韩光结婚时，在大家的哄笑声中，岁数大得多的韩光恭恭敬敬向黎侠鞠了个躬，喊了一声：岳母大人！
这习惯性“称呼”一直庄严而又诙谐地延续了几十年。直到前些年刘英去世，韩光娶了新夫人，新夫人在婚宴上抗议了，说韩光你这么叫不要紧，把我的辈儿都降低了。经“请示”黎侠，黎侠笑着说，行啊，为照顾你们的家庭和谐，我同意你改口，自此韩光才与黎侠平起平坐了。
1936年秋的一个深夜，由组织派遣，黎侠等人在陈翰章(后在战斗中牺牲)等6名抗联战士护送下，越过中苏边界，任务是到莫斯科的东方大学学习。
刚进入苏境，那里的边防军人见了她都愣眉愣眼吃吃直笑，像瞅见什么怪物，在深山老林里打了几年游击，黎侠从未照过镜子，在旅店里站到镜子前一看。自己也吓了一跳。刚刚17岁，还是花蕾初绽的少女哩，脸色黑不溜秋，皮肤粗糙得像土豆皮，一笑露一口白牙，短短的茅草似的头发看不出男女，在林子里过着近似野人的生活，衣服破了没针线缝，就用细麻绳把破洞捆扎起来，这会儿在镜子里一照，浑身上下几十个“揪揪儿”，活像一只大刺猬。
来到莫斯科，生活和环境好多了，战尘尽去，黎侠也像清晨的露珠一样清新和美丽起来。上课时是列宁服，休息时是高跟鞋连衣裙，摇曳多姿，朝气蓬勃。她多次以自身经历，给苏联青少年做中国抗联斗争的报告。每次都掌声雷动，苏联青少年们高喊着“乌拉”，把她像英雄一样高高举起，一次次抛向空中。
在苏联，黎侠不仅系统学习了政治理论，还学会了双手打枪，开车、收集和书写情报的技能。一挺重机枪从拆卸到重新组装，她仅用3分钟就能完成。
黎侠的聪颖、机智和果敢引起共产国际的兴趣，莫斯科一度决定派她打入美国做谍报员。但她拒绝了。她忘不了仍在血海中苦战的祖国和民族的召唤，忘不了离开东北崇山峻岭时，周保中曾与她坐在窝棚里整整谈了6个小时，希望她学成之后，再返回祖国战场。
我是中国的女儿，只能为祖国而战！她决绝地说。
1939年初，黎侠穿着漂亮的银灰色呢大衣，拎着小皮箱从苏联回到战争中的中国，辗转到达尘土飞扬的延安。安顿下来以后，她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回东北抗联，到敌后打鬼子去。组织上说，延安要筹建中国女子大学，你先在这里挖窑洞吧。黎侠像火烧屁股似的蹦起来：我不干，挖窑洞算什么抗日！
但是，军令如山，当兵的有什么办法。几天之后，她打上绑腿扛起镢头，和战友们冒着初春的料峭寒风，走上延河边的黄土高坡。她扯开粗砺的嗓子，使劲唱那些救亡歌曲。但是只要一听到或唱到《松花江上》这首歌，就禁不住流泪。她太想念坚守在东北深山老林中的抗联战友了。
宋美龄与英姿飒爽的“国军女中校”……
上世纪90年代，我们去采访郭霁云时，她已年逾八旬，满头苍发，步履蹒跚，口齿也不很灵便了。看她年轻时的照片，个子高挑，满面微笑，眼睛大大的，很有神采。我们猜想，那时她一定是个引人注目的漂亮姑娘。谈到抗战，谈到延安，她那垂老的身躯内仿佛突然升起一簇神奇的火焰，眸子里闪闪发光。那缓慢而坚定的手势拂去岁月的风尘，让我们重新目睹了一位延安女性的丰采。
她送给我们一本由楚图南先生题写书名的回忆录《梅洁枫丹》，然后断断续续而又顽强地述说着……
夜色如漆的北平。一灯如豆，满桌扔着零乱的笔记本和教科书，满地满床都是纸屑，郭霁云一手拄着下颏儿，一手拿笔在纸上乱写乱划，一脸的愁云惨雾。山河破碎，国难家仇，已令她无心读书了。她暗暗想定，一定要找到共产党，参加抗日。
白天在校园里，她凭自己的感觉，看谁参加救亡运动最英勇最冷静，最能关心爱护周围的同学，郭霁云就找谁谈心，愣头愣脑地问人家是不是共产党？她知道那时的共产党就是这样一些人。
郭霁云，一位秀气的满族姑娘，来自东北的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的学生，她在茫茫人海中四处搜寻，用焦灼的心灵急切呼唤着党。
1915年，郭霁云生于哈尔滨市正阳河镇一个叫沃斯特罗乌莫夫的小村子，祖辈世代为清廷官吏，父亲做过奉系军队里的小军官，三伯父曾是上世纪20年代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中方理事长，家境在那个年代算是不错的。钟声回荡、造型优美的教堂，轿式马车驰过中央大街的雄姿，太阳岛上的绿草地和白桦林，都曾给她留下难以忘怀的童年记忆。但是，飞刀走马、驰骋疆土的先人给了这位满族姑娘满腔热血。她在哈尔滨第一女子中学读书时，因勤学好问，文笔清秀，受到著名文化人、在那里教历史和国文的楚图南先生的青睐。那时，血气方刚的楚图南像一头怒狮，头发乱糟糟地立着，走路时脚步咚咚响，眉头永远紧皱。上课时，他紧闭了教室的门，讲到1840年以来中国任人宰割的历史，便挥动着手臂愤然说，中国领土被撕扯得支离破碎，炎黄子孙被吸干了血汗，在饥饿与死亡线上痛苦地呻吟，鲁迅先生已经发出“长此以往，国将不国”的呐喊，同学们，难道我们要永远这样生活下去吗？
郭霁云和全班同学一起怒吼：不能！不能！
1930年，野心勃勃的日本企图为以后大规模侵略中国铺路，强迫中国政府同意它在东北修筑5条铁路。11月8日，寒风凛冽，初雪菲菲。哈尔滨工业大学、一中、二中和女子中学的青年学生们奋起抗争，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日示威游行，女子中学的学生、年仅15岁的郭霁云就在这支怒吼的队伍里。
郭霁云无法忘记，1933年夏，她乘一艘客轮从天津港启航向大连驶去时，因东北沦陷区与关内的交通刚有所恢复，船上人满为患。就读于国立北平大学法商学院预科的郭霁云穿着白衫黑裙，手捧一本书，静静坐在四等舱的一个角落里，她是放暑假回哈尔滨探亲的。四等舱又热又闷又挤，但甲板上是日本人和高等华人纳凉的天下，平民百姓怕惹麻烦，一般不敢上去。郭霁云正在客舱里闷坐读书，忽听甲板上传来阵阵嚎叫，她随着旅客涌上甲板，见一群日本浪人正对四个中国青年恶声吼骂，拳打脚踢。四个小伙子被打得头破血流，奄奄一息，不能动了。日本浪人又捆住他们的手脚，分别装进麻袋，当着全船沉默的水手和乘客的面，把他们抛入滔滔大海。日本浪人瞅着麻袋沉入滚滚波涛，发出野兽般的狂笑。郭霁云掩面跑回底舱，坐在角落里发出心碎的啜泣。
中国人就这样任人欺凌么？中国就这样亡了么？她的心在颤痛在哭喊。
返程的火车上，她和父母目睹更为惨烈的一幕。光天化日之下，在人来人往的车厢里，两个喝醉的日本兵公然轮奸了一名中国少妇，她的丈夫冲上去要和日本人拼命，被另一个日本兵当场用刺刀捅死，汩汩鲜血染红了车厢的地板。施暴之后，日本人狂笑着提上裤子，把这个少妇和她未断奶的婴儿剌得浑身血窟窿，然后令列车员把尸体抛出车窗外。满车厢中国人手无寸铁，敢怒不敢言，只能眼睁睁看着骨肉同胞被辱被杀，毫无反抗之力。郭霁云与父母紧抱在一起泣不成声。
人生最困难的事情就是选择，而选择常常是逼出来的。就在这一刻，郭霁云打碎了以往的玫瑰梦，把自己那颗泣血的心，放到了民族命运的天平上。回到北平，她立即投入救亡怒潮，在中共地下党指引下，她与几位东北女学生发起成立了“东北妇女救国会”，开始了风云激荡的一生。
伟大的“一二九”运动爆发了，中华民族发出震天的怒吼。北平各校学生冲上街头，排成8人一排的纵队，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对外，一致抗日”等口号，迎着国民党军警的高压水龙、警棍和大刀队，前仆后继，英勇挺进。队伍一次次被打散，又一次次重新集结。郭霁云看到一个女同学躺在地上。一只胳膊几乎被完全砍断，她赶紧叫了一辆黄包车，求车夫把同学拉到医院抢救：越快越好，我给你钱！
车夫拉起同学就跑。
从拂晓到黄昏，示威学生同军警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搏斗，北平街头到处撒满学生的鞋子、帽子、围巾，还有斑斑血迹。
自此，学习成绩优异、本可以报考研究生的郭霁云毅然放弃学业，在轰轰烈烈的救亡活动中成了职业革命家。北平沦陷后，她按照地下党的安排，南下河南，出任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政训处妇女工作委员会中校主任，母亲则参加了战地救护队。栉风沐雨，晓月昏星，郭霁云像一支离弦的箭，奔走呼号在大街小巷城镇乡村，动员和组织妇女奋起抗战。她成了国民党第一战区杰出的妇女运动工作者，多次受到周恩来、邓颖超的表扬和程潜司令长官的嘉许。国民党特务机关曾怀疑她是中共秘密党员，小报告打到程潜那里，程潜大发雷霆，说郭霁云工作优良，你们就怀疑她是共产党，照此办理，国民党只剩下一些酒囊饭袋了！
特务们悻悻而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