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踏入仕途已有好些年了，看够了京城的境况风气。那些达官贵人、显要人物，特意显示出从容宽宠的气派来提高声望，对待部下姑息纵容，一团和气，这种现象我久已知道并熟悉。但自己多年养成的惯常禀性，不仅没因此磨平，反而越发变得慷慨激烈。惩治迂腐恶象这一途径，心里本想改变一下社会三四十年来形成的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的坏风气。不过，纠正偏差难免超过应有的限度，有时更不免出现意气用事的偏颇，因此经常招致深重怨恨，被一些人讥讽而自取其罪。然而，真正有道德的君子本不应责备他人没恪守中庸之道，还理当同情体谅他被激发而起来纠正恶俗的苦衷啊！
许多事都难办、焦灼万分的时候，没有不想着干脆眼一闭，睡到棺材里躲避算了。舒舒服服地休息，什么事也不管，也许比今日活在人世间更快活。于是变焦虑的愈多，公事越繁乱，而快乐死期却杳无音信。况且又晋升为大学士，责任更重，被人指责评议的地方也越多，别人以官至极品为荣耀，我现在真把它当作痛苦，懊恼的境况，但处在这种形势之下，又万万不能置身事外，也只有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罢了。
解读
曾国藩认为，理想而又称职的政治家应具有以下品格：
一是责任。就责任方面而言：无论为人君，为督抚，为州县之官，均负领导社会，转移风气，培养人才之责任，这在曾国藩的“应诏陈言疏”中固可知之，于其所作之“原才篇”中更可知之。他尝致官文书云：“弟与阁下均居崇高之地，总以维持风气为先务。”亦足见曾国藩理想中之政治家当负有维持风气之责任。
二是道德。就道德方面言：欲领导社会，转移风气，必当律己以严，以身作则。此于曾国藩之“应诏陈言疏”中既可知之，于其所作之“原才篇”中更可知之，其复李希庵函云：“今天下大乱，人人皆怀苟且之心，出范围之外，无过而问者焉。吾辈当自立准绳，自为守之，共约同志者共守之，无使吾心之贼，破吾心之墙耳！”足见曾国藩理想中的政治家应当具备律己以严的道德。
三是才具。就才具方面而言：既抱淑世之心，当有用世之具。“才须学，学须识”，曾国藩既称述武侯之言，“取人为善，与人为善”，曾国藩复乐道孟子之语。盖舍多学而识。无以成其才；舍集民广益，无以长其智。既无用世之才具，空抱救世之热忱，于事终无所济。曾国藩生平虽好以德取人，亦兼顾才识。如复左宗棠函云：“尊论人才惟好利没干两种不可用，鄙意好利中尚有偏裨之才，惟没干者，决当摒斥。”而“原才篇”亦云：“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贤且智者，则众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众焉。”故曾国藩理想中之政治家当有用世之才具。
四是态度。就态度方面而言：于曾国藩所谓“广收，慎用，勤教，严绳”，已可知其大概。盖自古官箴，为清慎勤；曾国藩亦尝以此自勉，并曾作三字箴。其清字箴曰：名利两淡，寡欲清心，一介不苟，鬼伏神钦。慎字箴曰：战战兢兢，死而后已，行有不得，反求诸已。勤字箴曰：手眼俱到，力求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
活学活用
成大事者，必以事业为重。诚惶诚恐地对待自己的权力，尽职尽责，如履薄冰。
古往今来，中国不乏这种人物。而“清代帝王多勤敬”，堪称一绝。康熙帝从政六十余年，夜分而起，未明求衣；彻曙听政，日哺而食；数十年间，极少间断。这是康熙帝勤于政事的突出表现。康熙帝于每日清晨至乾清门，昕部院各衙门官员面奏政事，与大学士等集议处理，这就是衙门听政之制。而康熙帝对自己的要求则是务在精勤，有始有终。在他执政的前几十年间，“夙兴夜寐，有奏即答，或有紧要事，辄秉烛裁决。”即使到了晚年，右手因病不能写字，仍用左手执笔批旨，而决不假手他人。他在临终前留下的遗诏中说：“自御极以来，虽不敢自谓能移风易俗，家给人足，上拟三代明圣之主，而欲致海宇升平，人民乐业，孜孜汲汲，小心敬慎，夙夜不遑，未尝少懈，数十年来，殚心竭力，有如一日。”这并非过誉之词。
康熙帝的勤于政务，以身作则，为“康乾盛世”的出现奠定了重要基础，也为后来的雍正帝、乾隆帝等树立了勤敬的榜样。
雍正帝从政，日日勤慎，戒备怠惰，坚持不懈。用他自己的话说：“惟日孜孜，勤求治理，以为敷政宁人之本。”
雍正帝处理朝政，自早至晚，没有停息，大体上是白天同臣下接触，议决和实施政事，晚上批览奏章，经常至深夜。即使在吃饭和休息的时候，他也“孜孜以勤慎自勉”，不敢贪图轻松安逸。他的这种工作作风，年年如此，寒暑不断。经雍正帝亲手批阅的奏章，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就有二万二千余件，这还不是其全部。雍正帝自己所写的谕旨及对大臣秦章的批示，现已选刊者即不下数十万言，其未刊者尚不知凡几。这确实是两个惊人的数字。雍正元年（1723）五月初一，雍正帝连续颁发十一道训谕，对总督、督学、提督、总兵、布政司，按察司、道员，参将，游击、知府、知州、知县等各级地方文武官员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发一道谕旨，洋洋万言，若非勤敬之君，实难办到。
雍正帝之勤敬，又与他以治天下为己任是分不开的。他在位期间，一直以“万机待理”的责任感而勤奋工作。他自己曾明确讲过，他之所以“夙夜诫惧”，不遑寝食，天下机务，无分巨细，务期综理详明，并非“以此博取令名”，而是“钦承列祖开创鸿阜，休仰良考付托至意，为社稷之重，勤劳罔懈耳”。就是说，他是感到治理大清江山的责任重大，故而勤于政务，不敢稍有懈怠。正是因为雍正帝以社稷为重，以国事为先，他才能够以朝乾夕惕自勉，惟日孜孜。雍正六年（1728）夏，他写了《夏日勤敬观新月作》七律一首：
勉思解温鼓虞琴，殿壁书悬大宝箴。
独览万几凭得暑，难抛一寸是光阴。
丝纶日注临轩语，禾黍常期击壤吟。
恰好碧天新吐月，半轮为启戒盈心。
雍正帝因早年夏天中暑，遂形成畏暑心理。每一年酷热之际，意欲休息，但一想到前贤的箴言，帝王的责任，便不敢浪费一点时光，进而勉励自己警戒骄盈，去努力从事政务。第二年，雍正帝又作《暮春有感》七律一首：
虚窗帘卷曙光新，柳絮榆钱又暮春。
听政每忘花月好，对时惟望雨丝匀。
宵衣吁食非干誉，夕惕朝乾自体仁。
风纪分颁虽七度，民风深愧未能淳。
他深感登基以来，民风未淳，自己身为一国之君，责任未尽，因此朝夕戒惧，不敢怠惰，尽管大自然的变化很大，然而无暇也无心去欣赏春色的美好，花木的繁荣。
雍正帝“惟日孜孜”的精神，以及持之以恒的毅力，在封建帝王中堪称楷模，即使是一些有作为的帝王也实难与之相比，更不必说那些昏庸荒淫的君主了。清史专家孟森先生曾说：“自古勤敬之君，未有及世宗（即雍正帝）者，其英明勤奋，实为人所难及”。这一评价，对雍正帝来说是当之无愧的。
知勤敬者，在于努力充实自己，恰如宋代的赵普。
赵普是宋朝的开国元勋，宋太祖赵匡胤待他如同手足，任命他为宰相，不过他出身微贱，很少读书，处理朝政多凭经验，全无学术。
公元965年（太祖乾德三年）北宋消灭了西蜀国，宋太祖将蜀国国君孟昶之妻，著名绝色美人花蕊夫人据为己有。一次他发现花蕊夫人所用的梳妆镜的背面有“乾德四年铸”五个字，不由十分惊疑，问道：“这‘乾德’二字怎么和我朝的年号相同，这是哪个朝代的？”
花蕊夫人答不出，宋太祖遍询大臣，赵普茫然不知所对，其他大臣也不能回答，只有翰林学士窦仪答道：“蜀国旧主王衍曾经用过这个年号。”
太祖十分高兴，就道：“看来宰相还是要用读书人，窦仪确实具有作宰相的才识！”
太祖便有任窦仪为宰相的考虑，当同赵普商量时，赵普想，如果窦仪入相，自己便相形见绌了，便回答道：“窦学士学问有余，治国的能力却是不足。”
于是此事作罢，不过太祖也劝赵普多读点书。赵普从此手不释卷，每日退朝归来，便独处一室，关上房门读书，直到深夜，到了第二天入朝理政，每件事情都处理得很有章法。他去世后，家人入室检点遗物，发现书箱中只有一本《论语》，原来赵普晚年所读的，就这么一本书，他自己也曾对太祖的继承人宋太宗说：“臣有《论语》一部，半部帮助太祖夺天下，半部帮助陛下治天下。”后世遂有“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
赵普虽然有武大郎开店之嫌，但他还是知道提高自己，最终不愧为一代贤相，不像有些官员，自己永远安于武大郎，却又永远拒绝高人。
力图振作而无可挽回，这是“势”使然。曾国藩的处境可与崇祯一比。
在中国历史上，勤敬两个字往往总是与致治联系在一起的，而亡国破家则往往与荒政密不可分，但是在明朝历史上却有一个特例：勤敬的亡国之君——崇祯皇帝。
明崇祯十六年（1644）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农民军攻入北京，崇祯皇帝朱由检于煤山自缢，明朝灭亡。这段历史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并不生疏，而且也许有人还能记得他自缢前写于衣襟的遗书：
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
这段遗言很引起后世读者的同情，修史者在为他作传立纪之后，也不禁赞叹道：“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沈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场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勤惕励，弹心治理。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偾事，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祚讫运移，身罹祸变，岂非气数使然哉。”
崇祯皇帝确实是一位矛盾中的人物。他的哥哥明熹宗朱由校嬉政误国，在位七年，尽由太监魏忠贤专权，残害无辜，为所欲为。崇祯皇帝即位之初，当机立断，铲除魏忠贤及其阉党，革弊立新，励精图治，颇有振作之举。
崇祯皇帝即位前被封为信王，明熹宗死后无子，兄终弟及，由他入继皇位。因为他是以外藩入继的，比起那些自幼只居深宫的皇储有所不同，还能够知道一些宫廷外面的事。据说有一次他让宦官去宫外买元宵，宦官买回来后说要一贯钱一碗。他对宦官说道：“朕在藩邸时，每次都是三十文一碗，怎么会要一贯钱呢？”当场戳穿了宦官的欺骗。
崇祯皇帝还是一位勤于读书的皇帝，史书上说他“上喜读书，各宫玉座左右，俱置卷帙，坐则随手披览。”于是有人作诗道：
案头绨箧御香薰，
午夜犹闻诵典坟。
才识外间科目贵，
君王还习四书文。
据说崇祯皇帝所撰四书八股文水平不低，颇为士子传诵。
在处理政务方面，崇祯皇帝也颇示勤奋。他在位十七年当中，既有东北清军的威胁，又有内地农民起义的打击，可谓内外交困，几乎无一日轻松之感。每天处理公文召见群臣，从早至晚，难得休息。一次正旦大朝之后，崇祯皇帝到慈宁宫拜见刘太妃，坐在那里竟然睡着了。刘太妃让左右给他覆上锦被，不要打扰。过了些时候，崇祯皇帝自己醒来，忙整一下衣冠，对刘太妃说道：
“神祖（明神宗，刘太妃即神宗妃）时，海内少事。至儿子多难，所苦支吾两夜，省文书，未尝交睫。今在太妃前，然不自持，一至于此。”刘太妃为之泣下，崇祯皇帝也几乎落下泪来，周围宫人莫能仰视。
智慧金言
为处理文书彻夜不眠，崇祯皇帝可谓勤敬了。但是，就是这样一位勤敬之君，最终却落了个亡国自尽的结局，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呢？
《明史》讲了两个原因：一是客观原因，即“大势已倾，积习难挽”；二是主观原因，即崇祯皇帝“用匪其人”。应该说，《明史》纂修者的这一看法是相当精辟而有道理的。崇祯皇帝即位之初，陕西即已爆发农民起义，不数年间，便成燎原之势。此时的又一威胁则为关外辽东满洲势力，至崇祯九年（1636）皇太极即皇帝位，改国号为清，建元崇德，便已不再是叛酋，而俨然是要取明而代之的敌国了；崇祯皇帝左右支牾，东西难顾，败势是十分明显的。而使他最终亡国丧身的更重要原因则是他的刚愎自用，自作聪明，既不知人，又不自知。
